即使是對藝術沒有特別研究的大眾，也能輕易說出幾個畫家的名字。或許這些畫家有名的原因不止是他們的成就，亦很大程度在於他們傳奇性的生平。今天的主角就是被認為是「瘋子」的畫家：文森・梵谷（Vincent van Gogh），我們對他一點不陌生，他許多著名作品如《星夜》、《向日葵》與《播種者》都被印製在各種商品上，手機外殼和文件夾都少不了他畫作的影蹤。
除了商品，梵谷讓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他的狂人行為── 1888年12月23日，他在旅居法國期間，割下了自己的左耳，兩年後更以手槍自殺，結束了短短37年的人生。
「靈魂雖被猛火燃燒，卻無人來取暖」是梵谷的遺言。縱觀歷史，創作天才與「瘋子」時有關連，那些被稱為「偉大」的人背後總有異於常人的經驗，使後世對他們的一生充滿好奇。人們對梵谷的行為同樣感到興趣，他著名的割耳事件與自殺，都留給後世許多的問號。
割耳的爭論
第一個問題是梵谷割下的左耳，到底是一整隻，還是一部份呢？2011年，美國歷史學家史蒂芬・奈菲（Steven Naifeh）與格雷戈里・史密夫（Gregory White Smith）出版《梵谷傳》（Van Gogh: The Life）一書，經過考證，他們指在割耳事件發生後，見過梵谷的人都表示他只割了耳朵的一小部分，從正面看，根本注意不到他耳朵有受傷。
然而在2016年7月，荷蘭阿姆斯特丹梵谷博物館舉行名為「在瘋狂的邊綠」（On the Verge of Insanity）的展覽，展出了當時梵谷的主診醫生Félix Rey 所畫的一幅圖畫，畫上據說是梵谷耳朵的狀況，顯示耳朵約八成面積被割去，只剩下耳垂。這幅插圖與奈菲所述的事實版本有衝突，無疑又為這爭議再添上多一分神秘。
割耳的理由
關於梵谷割耳事件，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梵谷要自殘身體？比較流行的說法主要有兩個：梵谷有精神病，當時發作了所以割耳；或是他與畫家朋友高更（Paul Gauguin）同住時發生爭執，梵谷以割耳作示威。
2016年11月，梵谷專家馬丁・貝利（Martin Bailey）的新書《南方畫室：普羅旺斯的梵谷》（Studio of the South:Van Gogh in Provence）出版，為懸案帶來一個全新觀點。書中提供了證據揭示當年今日，梵谷除了跟高更發生口角外，還收到了弟弟提奧（Theo）的婚訊。他在法國的旅居生活過得很潦倒，家庭並不支持他的事業，只有從事藝術買賣的弟弟沒有反對，並為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經濟援助，比如每月為他郵寄生活費。因此收到弟弟的婚訊令梵谷十分擔憂，害怕自己要從此背起養家的責任，無法繼續追尋藝術的生活。貝利相信這樣的打擊，再加上梵谷各種的身體毛病，令他產生幻聽，而用剃鬍刀割下自己的耳朵。
當然，我們作為一般讀者，難以驗證貝利說法的真偽。其他研究梵谷的專家，則認為貝利的說法即使可信，也並不代表他與高更的爭執一事微不足道，最有可能是因為在兩者情緒壓力下崩潰。不論是哪個說法，高更似乎都不能在在梵谷割耳一事中完全脫身。
高更與梵谷
有趣的是，梵谷十分重視高更；在未與高更同住前﹐梵谷已經十分崇拜他，並邀請高更到法國同住。起初二人互相學習，作品中迸出不少火花，若細心觀察兩位畫家這段時期畫作的筆觸、構圖，都可看出兩者彼此的互相影響。可是好景不常，二人的關係慢慢開始出現問題，梵谷想得到高更的認同，不停地創作（一天完成一幅、甚至幾幅畫作）、瘋狂地繪畫向日葵，而高更對於梵谷的行為也感到壓力、妒忌，甚至厭煩，形容他為「畫向日葵的畫家，蜷曲在椅子中，像發瘋似的病人」。
兩人除了脾氣上鬧不和，兩位的藝術哲學也大相逕庭。舉個例子，在1888年法國的豐收季節，兩位畫家同時繪畫了葡萄園的景象，梵谷畫出《Red Vineyards at Arles》，當中的葡萄園是充滿活力與勞動的生命力；而高更的《In the Heat》，畫中是半裸的婦女和豬，都是昏睡與懶惰的。兩人的相處和藝術追求之間分歧，令他們在平安夜前夕吵了一架，之後就是割耳事件及高更的離去，他們同居時間只有短短一個多月。
疾病中堅持創作
故事最後梵谷自願入住精神病院，接受治療。換個角度來看，他的疾病不只是他生命的破壞者，同時也是他偉大作品的催生者。他在給弟弟的信中，曾表現出希望困擾自己的癲癇病能痊癒，但也怕自己之後會不能回到生病時的創作高峰。左圖這幅或許是梵谷最偉大的肖像畫——《耳朵包著繃帶的自畫像》（Self-Portrait with Bandaged Ear），是梵谷割耳後所畫的兩張自畫像之一，畫中的梵谷呈現的眼神與畫中的筆觸與用色，都似乎蘊含著一種情緒不安的氣氛。
在人生最後的一年多，疾病的困苦並沒有使梵谷放棄作畫，只要他精神好一點的日子，就會拿著畫筆往外跑。或許梵谷在他的作品中，希望表現即使在身患惡疾時，仍奮力的工作的正面態度。縱使生前無人賞識，但梵谷仍然珍視自己的作品，他在給弟弟的最後一封信就說：「我不想要孩子，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