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獬執事
在很多人眼中，中國古典詩詞總少不了風花雪月，與莊嚴肅穆的法律似乎離得很遠。其實，法律在詩詞中從未缺席，而大多數著名的詩人也往往在朝廷中有著「公職身份」，於是詩中除去兒女情長，自然也少不了案牘勞形。而在「民刑不分、諸法一體」的古代，這些詩詞內容，自然與法律相關了。
從某個層面來看，中國古代的法律大多是刑法。多情的詩詞與酷凜的法律相遇，真的會有什麼好事情發生嗎？的確，詩人亦是儒生，一旦儒生與法律相遇，大多是「犯了王法」，基本上不是入獄便是貶謫。不過正如歐陽修在《梅聖俞詩集序》中提出「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的美學觀點那樣，正是因為詩人們與法律的相遇往往是悲劇，反而讓詩詞在這種相遇中完成了升華，從而造就出一首接一首的絕代佳作。
詩法之戰：君王法制下的觀興群怨
戰國末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子曾在《五蠹》寫下「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前五個字用來形容中國古代的文人階層的確是再恰當不過。儒士除了忠君愛國之外，有著自身關於修齊治平的信仰與抱負，一旦這一價值取向與君王的專制相左，儒士常常不願屈服強權，於是「詩法之戰」便爆發了。但是這裡又有一個問題：到底是詩人為守法律而違背君王，還是詩人違背了君王的法律呢？
這個問題並不好回答。君主的命令可以分為「旨」、「詔」、「制」、「敕」、「諭」，與國家正式頒布的律法是不是一樣的，《史記》中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記載正是此意。然而同樣是《史記》，又有「天下之本無小大皆決於上」的語句，這裡的「上」指的是秦始皇，由此看來皇帝又是可以凌駕於法律，或者說皇帝的旨意本身便是另一種形式的法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古代的「詩法之戰」很難從根本上對其定性，卻很容易尋找其外在特徵。
這種特徵便是《論語》中所說的，「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唐宋詩人對法律的「戰鬥」基本不觸及帝制的根本，而多揭發抨擊法制的腐敗，而這種不談主義談問題的態度則是中國古代最常見的「詩法之戰」。
最常見的當然是對司法官員腐敗、專橫的鞭笞。比如白居易的《歌舞》：「秋官為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為樂飲，夜半不能休。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
最後兩句與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杜詩寫的是貧富差距，白詩的「秋官」和「廷尉」則直指司法官員。秋官本為《周禮》官名，後世用以代指刑部的官員，唐朝一度還將刑部為秋官；廷尉為秦置，掌刑獄，秦漢至北齊一直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這兩個官名一出，詩的指向性就明顯了，盛世之下司法腐敗的現狀也便揭露無疑。
身為朝廷命官的「秋官」和「廷尉」這般飛揚跋扈，小到獄卒這樣的小吏也不少禍害司法的蛀蟲。晚唐著名詩人曹鄴曾有《奉命齊州推事畢寄本府尚書》一詩，其中對基層司法之惡行有著清晰的洞察：「州民言刺史，蠹物甚於蝗。受命大執法，草草是行裝……獄吏相對語，簿書堆滿床。敲枷打鎖聲，終日在目旁。」
曹鄴本身便供職於吏部，對司法現狀尚難以接受，就更不用說無權無錢的平民百姓了。
曹鄴所處的時代已經晚唐氣象，司法腐敗倒也正常。及至宋朝，商業極度發展，文人輕商的思想得到一定的抑制，於是文人筆下的詩句也漸漸與訟事相關。比如蘇軾《寄劉孝叔》中的「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馮時行《隱甫聖可子儀同游寶蓮分韻得郭字》中的「末俗競芒忽，訟紙霜葉落」，甚至於陸海一度發出了「庭下訟訴如堵牆，案上文書海茫茫，酒酸朒冷不得嘗，椎床大叫欲發狂。故人書來索文章，豈知吏責終歲忙」的「吐糟」。當然這一現象只集中發生於宋、明等民間經濟繁榮的朝代，整體而言，詩與法律之間的「戰」是主流，「和」是例外，畢竟孔子的「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一句已經為後世儒士打下了基調，而對官員腐敗的抨擊永遠「政治正確」。
牢獄之災：楚囚心裡的豪情與憂愁
了解到詩與法——或者說是詩人與法律之間的「恩恩怨怨」，便不難理解詩人們在君王眼中是什麼樣的存在了。治國要用這些人，但這些人又太愛「挑刺」。遇到從諫如流的明君自然沒問題，一旦君王脾氣上來，詩人們自然沒好果子吃。
自古詩人多傲骨、眼裡揉不進沙是一方面，太過性情、缺乏政治手腕也是一方面。性情中人首先很難在勾心鬥角的廟堂叢林中立足，其次縱然能夠立足也不易明哲保身，於是詩人一旦做官，因為直言犯諫或是「政治不正確」而入獄的例子也便不少見。
有唐一朝，著名詩人如駱賓王、李白、王維等「詩傑」、「詩仙」、「詩佛」們都沒少受牢獄之災的苦；兩宋以文立國，但偏偏就是在這樣的朝代發生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文字獄——當然，傲骨錚錚的詩人們自然也不會放過監獄這個明志的機會，鐵窗之下，筆墨之中，依然佳句頻出。
獄中詩當然少不了駱賓王的《在獄詠蟬》：「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駱賓王的詩辭采華膽，這首《在獄詠蟬》起筆便是典故。「西陸」可不是什麼軍事網站，指的是秋天，《隋書·天文志》里有「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之語。相對仗的，「南冠」指的是囚徒，用的是楚囚的典故，革命先烈惲代英也有「留得豪情作楚囚」，是一個意思——這裡的南冠指的自然是他自己。西陸和南冠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詞在這裡用得如此傳神，可見牢獄也沒能阻擋駱賓王濃濃的詩性。
與駱賓王同時期入獄的詩人還有一位叫沈佺期的。這個人比起駱賓王名氣似乎要差些，但要是知道和他並稱「沈宋」的那個「宋」就是寫「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的宋之問，就不難了解沈佺期在當時詩壇的地位了。沈佺期自己因為受賄入過獄，但他寫的《同獄者嘆獄中無燕》卻是為另一個入獄的同僚寫的，首句便是「何許乘春燕，多知辨夏台。」「夏台」指的也是監獄，用的是桀囚湯於夏台的典故，用在這裡分外淒涼。一段悲劇，在詩人口中，也依然古韻森森。
如果說駱賓王的獄中詩出名，那蘇軾則是「詩案」出名。北宋發生了烏台詩案，蘇軾因為寫詩涉及「譏刺」聖上而受控下獄，年少氣盛的蘇軾在獄中第一次品嘗到淒涼無助的滋味。《獄中寄子由》之二，便有一句「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其中的忐忑不安欲然於紙上，可絲毫不見其《赤壁賦》中豁然坦蕩的影子。
貶謫他鄉：萬里之行更多英雄風骨
除了入獄之外，詩人為官，也少不了貶謫。所謂貶謫，大抵指的是官吏因過失或犯罪而被降職或流放。古人忌諱「貶謫」二字，也有用「左除」或是「左遷」指代的，含義與貶謫相同。相比起入獄，詩人身上的貶謫之事簡直是家常便飯，唐宋兩朝對文人相對寬容，貶謫也算是皇帝對官員最溫和的「逐客令」了。
因為司空見慣，詩人們對貶謫也頗為放得開，再加上一路還能暫時忘記眼前的名苟且去看看詩和遠方，詩作反而可能落得豪邁。比如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其詩如驚風密雨，意蘊非常：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柳宗元因為參加王叔文領導的永貞革新運動而遭貶，這首詩便是貶謫期間寫的。更有趣的是，這首詩被柳宗元用來送給四位友人，那四位友人跟柳宗元一樣，也是因為「政治不正確」而遭貶謫，這其中還包括劉禹錫。當時被貶的名人有八位，合稱「八司馬」，不知者聽起來可能還以為是「司馬八達」之類的威風名號，命運有時的確有些黑色幽默。
柳宗元的詩已經夠海闊連天了，韓愈的貶謫詩比他還猛烈。唐憲宗崇佛，韓愈反佛，挑著皇帝樂呵呵迎來佛骨舍利的時候懟上去一篇《諫迎佛骨表》，於是龍顏大怒立刻遭貶潮州吃牛肉火鍋去了。一書獲罪，貶謫千里之外，與柳宗元齊名的韓愈不含糊，提筆便寫：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朝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一聯本已極致，再加上韓愈忠言直諫的加成，這一首《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更成了聖跡。清李光地頌其「《佛骨表》孤映千古，而此詩配之」，韓愈泉下有知，必感欣慰。
唐朝疆域廣闊，政治中心長安又位於地理位置的中心，一貶謫便常常會有「我送你離開千里之外」的即視感。然而，史上最「牛」的貶謫「專業戶」詩人卻誕生在了領土保守的宋朝。對，就是那個「心似鹿」、「命如雞」的蘇軾。蘇軾一生主要被貶過三次。第一次被貶至黃州，寫了兩首《寒食詩》。詩不出名，「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之句質樸無華，並非傳世之作，但蘇軾同時還是有宋一朝最著名的書法家。《寒食詩》寫成了《寒食帖》，達到了蘇軾書法生涯的最高峰，而這幅貼子也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僅次於《蘭亭序》和《祭侄帖》。
第二次是被貶惠州。此時的蘇軾已經身經百戰了，心如止水，比起入獄之時其胸懷早已不可同日而語，於是在其詩作中已然沒有憤慨之氣，便如這首《惠州一絕》：「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悠哉游哉，這樣的蘇軾你可喜歡？愛上惠州後，蘇軾迎來了第三次貶謫，這一次的目的地是儋州，也便是海南島——這已經是宋朝地理上的極致了。而在此時，蘇軾更已經大徹大悟，此心光明，夫復何言？他的貶謫詩也更為樂觀積極：「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這一首題為《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詩句不一定是歷史上最大氣的，但詩後的故事一定是歷史上最豪邁的。
結語
除了入獄和貶謫，更近一步的便是死刑了。作詩講究鍊字，刑場之上不容多想，能屹立不倒喊出一聲「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已是不易，更別說作詩了。出名的有文天祥，這位宋室忠臣臨刑前寫了兩首七律，氣勢雄渾，其中「神歸嵩岳風雷變，氣吐煙雲草樹荒。南望九原何處是？塵沙黯淡路茫茫。」兩聯完全難以看出出自將死之人之手。與文天祥相對，奸相蔡京也有一首絕命詞《西江月》，「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之句，倒也是情真意切。
值得一說的是，蔡京其實只是被貶至嶺南，命中死於潭州，這首《西江月》便是死前不久所作。與蘇軾一樣，蔡京也是一代書法家，只是對生死的態度，卻不可同日而語了。
詩人與法律的相遇大多是悲劇。一方面，「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另一方面，「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法律錘鍊著詩人，同時也給了詩人錘鍊詩詞的契機。我們希望法律的進化讓詩人不再受苦，但同時又無法忘卻詩詞因苦難而沾染上了華光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