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就職於通化師範學院高句麗研究院，歷史學博士。主要研究高句麗史、渤海國史。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項目；在《中國史研究》《史學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70餘篇；出版專著《高句麗史雜言》。
內容提要：高句麗歷史上的全盛局面是由小獸林王的「文治」和廣開土王的「武功」共同締造的，而故國壤王是介於二者之間起到承上啟下作用的關鍵環節。正是故國壤王繼承了小獸林王政治、文化制度改革，並加之其招徠流民、壯大高句麗人口、修好新羅等措施，才極大促進了高句麗國家實力的強盛，保存了小獸林王的改革成果，為廣開土王開創了最佳的發展契機。
關鍵詞：國社；宗廟；高句麗；故國壤王；遼東；新羅
故國壤王(384—391年在位)，名伊連(或名於只支)，是高句麗第十八位國王，小獸林王之弟，廣開土王之父。故國壤王是高句麗歷史上少數以和平手段完成兄終弟及王位傳遞方式者，其在位時間雖短，但卻嘗試西進遼東，南襲百濟，雖成效甚微，但卻為後繼的廣開土王提供了經驗。另外，故國壤王主要的政績在於：其一，趁東晉與前秦淝水之戰後，中原大亂，廣納幽州與冀州流民，為高句麗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力支持；其二，修好新羅，確立對新羅的宗主關係，為高句麗南進創造了有利條件；其三，確立佛教在高句麗國內的宗教統治地位，促進了高句麗的思想文化發展；其四，創立國社，修造宗廟，為高句麗國家制度建設開創了先河，同時也為王權鞏固掃清了障礙。其中後三項政績，是小獸林王在高句麗施行政治、文化改革的延續，對高句麗政權的封建化和強化王權、鞏固統治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故國壤王對高句麗政治文化領域的發展變革影響深遠。
一、對故國壤王及其葬地的相關研究
故國壤王在位時間相對較短，東晉太元九年(384年)至太元十七年(392年)在位，歷時9年。總覽高句麗國祚，依照《三國史記》所載，共705年，歷28王，平均來看，每位國王在位時間達25年，相比故國壤王在位9年來看，著實可謂高句麗諸王中執政時間較短者。因此，在文獻記載中也著墨較少，中國正史「高句麗傳」中從未對其有所提及，僅在《三國史記》中有其事跡的略述。故此，對故國壤王的相關研究還非常有限。
當前中韓學界對故國壤王的研究還基本都是著眼於其被葬地點的考證。對於故國壤王的埋葬地，學界主要存在四種學說：桓仁米倉溝將軍墓說；集安禹山540號墓說；太王陵說；千秋墓說。
寧會學認為，位於遼寧省桓仁縣雅河鄉米倉溝的一座高句麗大型封土石室墓當是故國壤王之墓。其依據便是墓內壁畫展示出的佛教內容，與文獻所載小獸林王起開始引入佛教至高句麗，而故國壤王又「崇信佛法」的緣故，並且其認定所謂「故國」就是高句麗的第一國都所在，其第一國都即桓仁五女山城及其附近。對於「故國」的問題，曹德全有不同認識，其認為，「故國」一詞的所指在高句麗都城變遷過程中亦有變化，其初指「尉那岩城」或「紇升骨城」，而後至故國原王和故國壤王時期，乃指丸都山城與國內城而言。
2003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為配合集安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對集安疑似王陵進行了發掘。其中對禹山540號墓進行清理髮掘過程中，針對其較高規格的形制，提出了墓主人身份的認定。根據其出土文物及墓上用瓦情況，得出其應為故國壤王的結論，但是又從墓葬壙室形制分期來分析，提出其也有可能是小獸林王的墓葬。
趙俊傑與馬健通過對太王陵出土銘文銅鈴的研究認為，該銅鈴應該是故國壤王之子廣開土王繼位後，為祭祀其父而專門製造的器物，亦可能是廣開土王為故國壤王製造的隨葬品。故此認定，太王陵才應該是故國壤王的陵墓。在此之前，也有韓國學者余昊奎、李熙濬提出太王陵應當是故國壤王墓葬的認識。
對於學界而言，普遍認為千秋墓才是故國壤王的陵墓，此為學界通說。儘管也有如前所述的個別學者提出質疑，但基本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同和考古學的支持。
除了對故國壤王葬地的研究外，值得一提的是對故國壤王修建國社和宗廟的研究。王飛峰認定，今集安東台子遺址便是故國壤王八年(391年)下令修建的國社和宗廟遺蹟，但是由於故國壤王於當年病逝，所以該修建工程並未完工。
二、故國壤王的繼位及中前期施政情況
1.故國壤王的繼位
小獸林王在位期間引進佛教，建立太學，頒布律令，對高句麗的思想教育、文化制度等社會改革、整個高句麗國家封建化、王權集權化都有著極大的影響，是高句麗歷史上極為重要的一位改革的推行者。隨著其在位第十四年(384年)冬十一月的薨世，他在位期間的改革措施能否繼續得以施行，便成為決定小獸林王文化改革成敗與否的關鍵。小獸林王的傳位情況比較棘手，其死後沒有子嗣，所以高句麗內部又一次面臨著王位脈系轉移的問題，此時為爭奪王位，王室內部往往都會進行殘酷的鬥爭，但現有文獻匱乏，只能獲悉王位由小獸林王之弟故國壤王伊連繼承的事實，而內部王位繼承決策和鬥爭過程不見記載。在沒有文獻支持的情況下，只能依據現有史料認為這是一次較為和諧的王位轉移，系因小獸林王無嗣，而由其弟伊連繼位。想必伊連是得到小獸林王在世時的青睞，或其有著異乎常人的能力和品質，故而能在眾王室成員中脫穎而出。
2.故國壤王中前期的施政情況
①對遼東地區的軍事行動
經小獸林王七年(377年)高句麗與百濟平壤城之戰以後，因為整個海東地區自然災害頻發，影響了各國對外軍事行動的進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各方勢力處於靜默期。故國壤王繼位之初，想必其懷有一定的政治抱負和展示自身能力的強烈慾望，恰逢此時中原紛爭又起，盛極一時的前秦內部大亂，就在故國壤王繼位前的太元九年(384年)，慕容垂反叛前秦，再建「大燕國」，是為「後燕」；慕容泓則在關東建「西燕」；羌人姚萇自稱秦王，翌年(385年)稱帝，建立「後秦」。前秦面臨分崩離析的境地，黃河流域的北方地區再次進入大分裂局面。趁著這樣的契機，太元九年(384年)冬十一月剛剛得以繼位的故國壤王便於次年(385年)六月，出兵遼東，成功擊敗了後燕司馬郝景，攻取了遼東郡和玄菟郡。此次攻取遼東、玄菟二郡對於高句麗意義重大，高句麗擄得一萬人口而還，驟然壯大了高句麗此時的人口數量，這也是高句麗歷史上融入其他民族較大的一次，這些生活於農業地區的人口，對於促進高句麗社會的改革，農業經濟的進步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然而，勝利的果實並未維持多久，是年(385年)年底十一月，後燕驍將慕容農返回龍城，解決盤踞令支的叛將余岩和被高句麗攻占的遼東、玄菟二郡問題。面對強大的後燕以及驍勇善戰的慕容農，相信高句麗有著較為清醒的戰略考量和判斷。文獻僅記慕容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因記其事的《資治通鑑》和《三國史記》均未載高句麗有何軍事對抗和應對措施，且綜合《三國史記》所載，高句麗在攻取遼東、玄菟時，「虜男女一萬口而還」的舉動可見，高句麗原本就沒有打算固守遼東和玄菟，其了解自身並沒有能力固守二郡，所以其才會將人口「虜還」。這顯然表明，高句麗的戰略目標並非城池，而是掠奪人口，所以面對慕容農的回擊，高句麗方未作任何激烈的對抗，輕而易舉地放棄了遼東和玄菟郡治。從後來高句麗十餘年間再未與後燕發生戰事，慕容農亦未如過往燕國伐高句麗一樣入境進行征討亦可印證此認識。雙方各取所需，此時尚保持了相對的克制。
②對百濟的軍事行動
另一方面，故國壤王對於百濟的戰事也旋即展開。百濟辰斯王二年(386年)秋七月，百濟境內「隕霜害谷」，趁著其國家遭災之際，故國壤王於八月便「發兵南伐百濟」。顯然此次戰事規模不大，文獻並未記載戰爭結果和發生戰事的地點。緊接著，是年冬十月，高句麗發生「桃李華，牛生馬，八足二尾」的事件。按照古人讖緯學的思想，冬季發生「桃李華」並伴隨「牛生馬」這樣的情況，是一種災禍預兆，此處恐乃後人為配合接下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而採取的故弄玄虛的曲筆，因為在此後幾年內，高句麗便發生了連年的自然災害。
故國壤王三年(386年)高句麗與百濟軍事衝突後，直至其離世，再未能主動對百濟用兵，這與高句麗國內再次陷入頻繁且密集的自然災害有著密切的關係。據《三國史記》載：
五年(388)夏四月，大旱。秋八月，蝗。六年(389)春，飢，人相食，王發倉賑給。
短短兩年間，高句麗便遭受旱蝗饑荒，其嚴重程度已經達到「人相食」的境地，以至於故國壤王不得不開倉予以賑濟。在這樣的情況下，故國壤王是沒有能力繼續對外用兵的。反之，在高句麗國內危困之際，百濟不失時機地對其採取了一系列軍事行動。故國壤王六年(389年)秋九月，百濟辰斯王派兵侵襲高句麗南境，劫掠其南鄙部落而歸；次年(390年)秋九月，又遣達率真嘉謨攻破高句麗都押城，虜二百人而還。面對百濟的軍事攻擊，故國壤王卻沒有任何反擊措施，可見，其國內形勢嚴峻，不容其作出有效的反應。相信百濟入侵事件也極大觸動了故國壤王的施政策略，這便為故國壤王重拾其兄小獸林王的制度改革下定了決心。
③收納漢地流民
人口，在古代社會發展過程中意義重大，充足的人口不僅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而且更能壯大國家政治實力。無論丁役、賦稅，還是國防、建設等諸多方面都是國家最為珍貴的財富。所以，在自身人口繁衍周期緩慢的情況下，向外掠奪人口是古代社會最為快捷的解決人口短缺的手段。
在前文談及故國壤王襲取遼東郡和玄菟郡時已然能夠注意到，其西襲二郡的戰略目標應該不是奪取城池，而是掠奪人口。可以說，自故國原王(故國壤王之父)被前燕懲戒，美川王(故國壤王祖父)墳墓被掘、屍體被擄，故國壤王祖母周氏被虜至遼東為質之後，高句麗基本就完全放棄了對遼東的侵擾。是在故國原王不懈的努力和放低姿態的狀況下，才討回亡父屍體及母親周氏。此後，故國原王不敢再招惹燕國，開始專心向朝鮮半島中南部發展，這才拉開了高句麗與百濟的長年戰事。小獸林王在位期間，雖前燕滅亡，但相較更為強大的前秦勢力，小獸林王一直保持交好前秦的政策，不敢對遼東地區有所動作和覬覦之心。而故國壤王繼位之時，恰逢前秦紛亂，後燕繼興，故國壤王雖有心趁此亂局渾水摸魚，大膽嘗試西取遼東，但是因為有其父故國原王的慘痛教訓，不會沒有清醒的戰略認識。所以其此次西進必有兩手準備，若可立足於遼東自然最好，但是若前秦或慕容燕氏(後燕)力量前來征伐，則順勢退回，但卻能乘機掠奪人口，則不失為成功的戰略嘗試，因為人口才是壯大高句麗社會經濟的最大財富。事實也表明，雖然高句麗未能固守住遼東、玄菟二郡，但是其「虜男女一萬口而還」卻是此役最大的戰略收益。
此時，高句麗故國壤王除了直接用軍事手段掠奪人口之外，還不失時機地主動招徠和收納漢地流民；中原再次戰亂，燕、秦大戰，諸國蜂擁而起，而百姓慘遭荼毒。所以備受戕害的幽州、冀州百姓紛紛逃離家園，向政治局勢穩定的區域移民，東方的高句麗便成為這些流民極佳的選擇。《資治通鑑》載，此時「幽、冀流民多入高句麗」，可見高句麗敞開國門，積極收納這些流民的流入，雖然後燕建國崛起後，慕容農派驃騎司馬龐淵為遼東太守，也招撫了大量二州流民，但相信已流入高句麗的流民，高句麗不會輕易將其放歸，而且這些流民千里迢迢移民高句麗，剛剛穩定，也應該有相當一部分不會再次西遷。所以，故國壤王初年成功地收納和擄掠了大量人口，充實到高句麗社會，為高句麗民族融合注入了大量新鮮血液，同時為國家建設補充了有生力量。
三、故國壤王后期的治國政績和改革延續
從故國壤王在位期間的歷史發展來看，故國壤王顯然是其兄小獸林王改革的延續者，但是，他並非是繼位伊始便開始繼續推行小獸林王的改革，而是在經歷了上述發展困境的情況下，才重拾改革措施的。前文可以看出，從文獻中反映的故國壤王繼位的前幾年內，其並沒有特別明確地繼續推行小獸林王的改革措施，反而是在炫耀武力，試圖積極地對外擴張，證明自己的個人能力，但是無論是外部環境，還是國內因素，都給予故國壤王一定程度的打擊，現實情況並沒有給他對外發展創造條件和契機。在經歷了初繼位時的意氣風發和好大喜功之後，有了一定執政經驗的故國壤王逐漸沉靜下來，重新思考高句麗未來的發展道路。
縱觀故國壤王的在位施政情況，在世最後一年是他明顯重拾故兄小獸林王改革措施的關鍵時期。故國壤王九年(392年)，其推行了三項意義重大的政治措施，分別是對外結好新羅，以法令的形式推行佛教為國家祈福，開始為國家修建國社和宗廟，這些措施對於高句麗國家政治發展影響十分深遠。
1.結好新羅
新羅建國於朝鮮半島東南部的金城(今慶州)，系古代三韓中辰韓斯盧部所建，其建國時間雖然《三國史記·新羅本紀》記作西漢五鳳元年(前57年)，但其實此時新羅還只是包括斯盧部在內的六部鬆散部落聯盟，談不上國家意義上的政權形式存在，可以說直到高句麗故國壤王繼位前的東晉太元六年(381年)，新羅遣使入秦朝貢，才代表了其取代辰韓，正式以國家形式出現在朝鮮半島歷史舞台。所以，新羅真正建國是在4世紀末的事情，而《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載新羅與高句麗最早的聯繫是在東川王十九年(246年)和二十二年(248年)。倘若此記載不虛的話，那麼此時與高句麗產生聯繫的新羅，只是辰韓斯盧部而已。東川王十九年(246年)高句麗能夠侵襲所謂新羅北部，從當時高句麗與新羅之間相距甚遠來看，唯一能與新羅發生接觸的區域只能是被高句麗控制的嶺東地區，即東沃沮區域，而到了東川王二十二年(248年)，此時高句麗遭受毌丘儉討伐的重創，所以才重視每個向其示好的部族力量。從文獻來看，新羅遣使結好並未到達高句麗都城所在的國內城(今集安)，應只是抵達了高句麗境內而已，而此時新羅所能抵達高句麗疆域最近處，便是由高句麗控制的嶺東地區，但隨著曹魏討伐的繼續，高句麗旋即失去了對嶺東地區的控制，曹魏在朝鮮半島恢復了樂浪郡和帶方郡強有力的統治，於是高句麗和新羅之間便再次被隔離開。所以即便東川王十九年(246年)和二十二年(248年)高句麗與新羅前身有過軍事衝突和政治聯繫，也只是短暫的接觸，難以維繫。後來的歷史也證明，從東川王二十二年(248年)至故國壤王九年(392年)的一個半世紀內，雙方都再未有任何交集。
故國壤王九年(392年)春，他主動遣使新羅，表示要與其修好，而此時的新羅王憚於高句麗的強盛，派王侄實聖入高句麗為質。這種單方面納質的行為，代表了納質方的高句麗與入質方的新羅建立起了一種宗藩關係。在當時，海東三國尚未形成，朝鮮半島上的形勢是高句麗與百濟兩強爭霸，而半島東南部小國林立，不僅有新羅，更有駕洛國及其他五伽耶等國，並非新羅一家獨大，只是新羅在東南小國中實力稍強，因此才成為高句麗主動籠絡的對象。此時，新羅與百濟關係亦比較緊張，雙方因收納流民問題處於政治冷淡期。故而，在新羅未崛起之前，故國壤王借新羅受倭國和百濟雙方侵擾無法自理的情況下，主動拉攏新羅，使其成為自己的藩屬，用以對抗百濟。此後，高句麗也履行了自己作為宗主國保護藩屬的職責，在5世紀之交，倭國與百濟大舉侵襲新羅之際，廣開土王親師助援，為新羅解困。可以說，故國壤王主動修好新羅，為高句麗後來在朝鮮半島上戰略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沒有高句麗新羅宗藩關係的確立，就沒有後來廣開土王縱橫捭闔於朝鮮半島的豐功偉績。
2.崇信佛法
高句麗佛教的引進和推行，是小獸林王的卓越功績，其不僅是高句麗，更是海東佛法的開端。雖然有證據表明，在此之前應該就有僧侶遠赴海東布道傳法，但這種個人行為是絕然無法與小獸林王採用國家途徑對佛教的引入和推行相比擬的，所以說，小獸林王之時的迎佛建寺乃「海東佛法之始」絕不為過。
故國壤王九年(392年)三月，其「下教崇信佛法求福」。如果說小獸林王的迎佛建寺是佛法東傳的開端，那麼，故國壤王以國家法令的形式頒布全國崇信佛法，則是佛法在海東國家宗教地位的確立。該行為不僅有利於國家思想的統一，同時對於穩定國家局勢，招徠更多內地慘遭戰爭荼毒的流民來東方尋求樂土有著更為強烈的宗教吸引力。可以說，佛教在高句麗國家宗教地位的確立，為高句麗國家內部政權的鞏固、民眾思想的統一、對外交流的促進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是故國壤王對小獸林王思想改革的延續。
3.立國社修宗廟
小獸林王時的改革對高句麗社會影響深遠的還有文化教育制度方面，代表性舉措便是建立太學，教育貴族子弟。此舉奠定了高句麗社會封建文化的進一步確立和鞏固，其已然完全參照中原王朝文化教育模式，對高句麗貴族進行改造。由此，高句麗正式開始向封建集權統治模式發展，但是，隨著小獸林王的過早離世，這種社會制度改革能否延續，則決定了高句麗封建化能否成功的關鍵。
就在故國壤王下令全國篤信佛教的同時，其「命有司立國社修宗廟」。國社，《禮記·祭法》載：「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史記·三王世家》載：「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即諸侯受封后為百姓所設祭土地神之所。相信此時高句麗之國社不僅是故國壤王為國中百姓祭祀土地神設立的場所，更是高句麗王代表國家用以祭祀土地神的地方。
宗廟，乃天子或諸侯祭祀祖先的專用建築。《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統一全國後，舉行泰山封禪，其祭辭中便曰：「今皇帝並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表明對祖宗宗廟的重視。高句麗歷史上建有始祖廟，大武神王三年(20年)便建有東明王廟，用以悼祭高句麗的開國君王朱蒙。此後歷代高句麗王幾乎都赴高句麗故都卒本祭祀始祖廟。可見，高句麗始祖崇拜歷史悠久。始祖崇拜只是祖先崇拜中的一環，隨著高句麗國家的逐步強大，至故國壤王，已然立國四百餘年，堪稱歷史悠久。在故國壤王之前已然有17位君王。如何對這些數目龐大的先祖予以祭祀，不僅關乎高句麗王室家族自身傳統和宗族文化延續，更關乎整個國家政治體制的完善和鞏固。所以，此時引入中原王朝文化制度體系，對於高句麗國家的維繫和發展意義重大。此時，亡故的高句麗歷代君王需要神格化處理，得到全國民眾的膜拜，才能彰顯高句麗王室的君權神授和權力的合法性，才可以進一步完善高句麗王權的集中和權力最大化。
無論是土地神的祭祀，還是祖先神(天神)的祭祀，都是為高句麗封建化道路掃清障礙。正是通過建國社修宗廟這樣的國家行為，高句麗王室完成了祭祀形式和祭祀場所的制度化和封建儀程化，為國家的發展和統治的合法性尋求到法理上的依據。
四、結 語
就在故國壤王大刀闊斧地繼續小獸林王開始的國家文化制度改革的同時，他卻突然於當年(392年)五月離世。儘管故國壤王未能眼見其改革措施給高句麗國家帶來的巨大改變和全新面貌，但是他的政治遺產被其子廣開土王完全繼承，正是基於故國壤王的施政基礎之上，廣開土王才能快速有效地施展其政治抱負，開創高句麗歷史的全盛局面。可以說，沒有故國壤王晚年的改革措施，就沒有廣開土王在高句麗歷史上的赫赫武功。故國壤王是介於小獸林王的「文治」與廣開土王的「武功」之間的統治者，正是這種「文治武功」開創了高句麗最為全盛的歷史階段。沒有故國壤王的繼續改革，則上不能承小獸林王文化制度革命的「文韜」，下不能啟廣開土王開疆擴土的「武略」，其歷史功績長期未受到足夠的正視，因此有必要在此為其正名並予以讚頌。
【注】文章原載於《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責編：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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