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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民生穩人心,淺談明朝初年西藏政策的得失

西藏地區自從唐朝時期的吐蕃國以來,就一直與中原政權保持著緊密的聯繫。之後的宋朝與元朝時期由於漢族政權的式微乃至消亡,導致中央政權與西藏地區的聯繫日漸減弱。但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建立起明王朝之後,恢復了大部分中國疆域,中原政府與西藏統治者之間恢復了密切的往來。

2020-01-06 03:00 / 3人閱讀過此篇文章  

西藏地區自從唐朝時期的吐蕃國以來,就一直與中原政權保持著緊密的聯繫。之後的宋朝與元朝時期由於漢族政權的式微乃至消亡,導致中央政權與西藏地區的聯繫日漸減弱。但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建立起明王朝之後,恢復了大部分中國疆域,中原政府與西藏統治者之間恢復了密切的往來。

在明朝初期,西藏統治者就對明王朝顯示出了恭敬的態度,對中原皇帝納貢,表示自己歸附的意圖。而明朝政府對西藏地區也採取了友好的態度,積極鼓勵茶馬貿易,促進了地區之間的經濟與文化交流,為西藏地區的穩定做出了一定的貢獻。而且在這段時間中,西藏地區完成了宗教改革,黃教取代了日益腐朽的喇嘛教原教派,這也是西藏地區沒有出現大規模暴亂的根本原因。而在與西藏相鄰的地區,明朝政府採用土司來進行地方管理,有效減輕了當地少數民族與漢族人民之間的矛盾。雖然仍然偶有土司之間的爭鬥,但是整體上還是處於穩定的狀態,這也對維持西藏地區的和平有積極的影響。


西藏地區與中原地區繁盛的貿易往來以及朝廷賞賜的積極意義

青藏高原作為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高原,由於其地理原因常年氣溫寒冷,不適宜大多數農作物的種植。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保證當地人民的生活需要自然就是完成穩定統治前要最先解決的問題。

由於西藏地區有青稞以及氂牛為藏民提供糧食和肉食,因此藏民們最短缺的物資就是茶葉了。為了購進茶葉,在明朝之前,西藏地區的商人們就在現在的甘肅等地區與漢族人民進行貿易往來了。他們主要用西藏地區出產的藏馬來交換茶葉等生活必需品。隨著明王朝的建立,西藏地區與內地的貿易往來變得更加頻繁。

在洪武年間,明朝政府在一次貿易中就運茶五十萬斤,換回了三萬八千匹馬,明朝政府與西藏地區貿易額度之大由此可見一斑。到了明武宗在位時期,由於朱厚照信奉佛教,他便派遣宦官劉允前往西藏迎回活佛。劉允出使的團隊攜帶了數十萬斤茶葉和食鹽等生活必需品,可見隨著明王朝的發展,其與西藏地區的貿易額是越來越大的。此事在《明史》中有如下記載:

"允至臨清,漕艘為之阻滯。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小舟,相連二百餘里。及抵成都,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錦官驛不足,取傍近數十驛供之。治入番器物,估直二十萬。"

為了更好的生產茶葉等藏民們需要的商品,明朝政府甚至下令免去了天全地方的其他所有徭役,讓他們"專令蒸造烏茶,以易番馬"。當時雖然明朝政府與西藏地區之間的交易已經十分繁榮了,但是民間依然有很多商人私下裡與藏民們進行交易。明朝政府對於這些人也採取了寬容的態度,後來就允許他們進行這種非官方交易了。

明朝政府對於藏族經濟的提升還有另外一種方式,那就通過賜予使臣大量的禮物。當時西藏政權每三年會派使者前往京城向明朝皇帝稱臣納貢。而明朝政府為了顯示自己的大國姿態也會賜予這些使臣價值不菲的禮物,而這些禮物一般都遠遠高於貢品的價值。這些使臣在拿到賞賜之後,會在京城將這些禮品賣掉,換成茶葉等物資帶回藏區,而這也讓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由於這樣的朝貢對於藏族人民來說是有利可圖的,因此即使明朝政府規定三年進貢一次,但是藏民們卻年年都來朝貢,甚至一年之內多次派遣使者到京城進貢。而且其使團的人數也逐漸增加,從宣德、正統年間的三四十人,逐漸發展到了天順時期的兩三千人,而在成化年間,使團的人數達到了頂峰,來到了"往來於道路,絡繹不絕"的程度。

無論是藏民與內地商人的貿易還是使臣朝貢得到的收穫,都有效刺激了藏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藏民的生活,這對於保持西藏地區的穩定是十分重要的,這也是在整個明朝時期西藏地區一直都服從明朝政府管轄的根本原因。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與黃教的興起

西藏地區一直是一個有著濃厚宗教色彩的地區,藏傳佛教一直是當地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在明朝初年的時候,喇嘛教是藏族地區最重要的教派,勢力十分強大。但是此時的喇嘛教僧侶卻已經開始出現了腐化,他們與封建領主勾結,壟斷寺院,生活腐化,甚至公開娶妻生子,酗酒成性。其中有些人竟然宣稱密修需要女人,就強搶民間處女,更有甚者直接挖取活人心肝當作貢品。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人民對於宗教的信仰出現了動搖,這對於西藏地區的穩定是十分不利的。在這個時候,宗喀巴領導的宗教改革挽救了這一局面。當時西藏地區的統治者闡化王扎巴堅參對宗喀巴的改革主張極力支持,在他的堅持下,宗喀巴在大昭寺主持了規模空前的祈願大會,西藏各個地區有超過一萬名僧侶參加了這次集會,這也讓宗喀巴成為了西藏地區喇嘛教中最有地位的人。

之後他創建了甘丹寺,逐漸形成了一個以他為中心的新教派。這個新教派就是新噶當教派,他禁止僧侶娶妻生子,崇尚苦修,對於佛經的研究也十分重視,建立了大規模成體系的教學組織。由於其要求僧侶穿黃衣,戴黃帽,所以又被稱為黃教。在宗喀巴死後,其兩名大弟子按照宗教的說法會世世轉生,即為後來的達賴喇嘛以及班禪額爾德尼。

而黃教影響力的真正擴大還要等到永樂年間,當時宗喀巴派遣自己的弟子釋迦也失進京朝見明成祖,獲得了明朝政府"大慈法王"的封號,這才確立了其在西藏地區的正統地位。此事在《明史》中有如下記載:

"釋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禮亞大乘法王。明年命為妙覺圓通慈慧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之印誥。十四年辭歸,賜佛經、佛像、法仗、僧衣、綺帛、金銀器,且御製讚詞賜之,其徒益以為榮。"

而教義更加清明的黃教也重建了宗教在藏民心中的形象,為西藏地區的穩定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土司政策對於西藏周邊地區的有效管理

在西藏周邊的雲南、貴州以及四川等地,聚居著我國苗、瑤、彝、傣等少數民族,他們和當地的漢族人民一起,為祖國西南地區的開發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在明朝的時候,這些地區的發展還不是特別均衡,有些地區已經進入了封建社會,有些還處在奴隸制社會階段。一些居住在偏僻地區的民族,甚至還處在原始社會時期。

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政府沿襲了元朝政府對於這些地區的管理制度,採用設立土司的方法進行管理。當時土司的官職包括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和土判官等。這些土司大多是各族大小首領所世襲的,因此在當地各個民族之間有一定的威望和統治基礎。而且採取這種自治政策也讓各個民族之間的問題都能得到相對妥善的解決,為明朝初期西南地區的穩定做出了不小的貢獻。對於土司政策的描述,在《明史》中是這樣介紹的:

"嘗考洪武初,西南夷來歸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銜號曰宣慰司,曰宣撫司,曰招討司,曰安撫司,曰長官司。以勞績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縣之名亦往往有之。襲替必奉朝命,雖在萬里外,皆赴闕受職。"

但是我們也要知道這些土司的官員由於大都是世襲產生的,所以他們的割據屬性也都比較強。土司之間會爆發一些火併或者仇殺。為了穩定邊疆局勢,明朝政府就在條件成熟的地區裁撤土司,設置"流官",這種辦法被稱為改土歸流,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土司制度的缺陷,讓西南邊陲的穩定性得到了提升。而這些地區的長期穩定,對於西藏地區來說也是一個利好消息,他避免了民族之間發生不必要的爭端,也是西藏地區能夠長期保持穩定的必要因素。


結語

西藏地區的穩定從唐朝開始就是中央政權一直頭疼的問題,但是明朝政府卻妥善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雖然這在一方面也是由於之前元朝政府對於西藏地區的打壓,讓當地的政權失去了與中原政權抗衡的實力,但是明朝政府的一系列舉措依然值得後人學習和借鑑。

對於西藏地區這種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而言,尊重他們的文化習慣是必要的政策。當時的明政府不僅大力支持藏區黃教的發展,賜予他們尊崇的地位。在西藏周邊的西南各省,也採取了土司治理的方式,充分尊重了少數民族人民的文化習慣。這樣的舉措保證了西南邊疆的穩定,也獲得了藏族人民的支持,為西藏地區的長久安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鑒於西藏地區的農業發展受自然條件所限,人民的生活比較困難,明朝政府也相對放寬了對其的貿易管制,有效刺激了藏族地區的生產,加上皇帝時不時的封贈,讓藏族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從而避免他們因為生活難以為繼而走上造反的道路,這也是明政府為西藏地區的發展做出的最大貢獻。


參考文獻

1《明史》

2《天下郡國利病書》

3《宗喀巴傳論》

4《宣府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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