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遠離海洋的標誌性事件有二：其一，遷都。布羅代爾在《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中寫到：「明朝於1421年決定遷都，放棄了因有長江之利而對航海開放的南京，為應付滿族和蒙古入侵邊界而定鼎北京；作為一個經濟世界，龐大的中國無可挽回地實現了中心的轉移。在某種意義上，它背離了利用大海之便發展經濟和擴大影響的方針。北京紮根在陸地的中心，是個沉悶、閉塞和十分內向的城市。不論這一選擇出於有意或者無意，它肯定具有決定性作用。正是這個時候，中國在爭奪世界權杖的比賽中輸了一局。」其二，禁航。史景遷說：「當西方馳騁全球，拓展視野，在探索世界的領域獨領風騷時，明朝統治者不僅禁止海外探險，喪失了認識世界的機會，而且自拆台腳，不到五十年就將自己的王朝斷送於暴力。」
鄭和下西洋本是中國引領早期經濟全球化千載難逢的契機，然而，朱棣卻昧於世界大勢，對海外經濟貿易持否定的態度。他說：「商稅者，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把徵收外商之稅看作是為了弄幾個小錢，是虧辱大體的不義之舉，根本沒有意識到商稅是國家的重要財源。這反映了他受儒家文化浸潤的僵化心理和對經濟貿易的無知。
這是大明帝國依託強大的經濟基礎和航海能力，擴大與世界經濟文化交流，建設更加富強中國，為人類做出歷史性貢獻的絕佳契機，然而鄭和下西洋的政治意義卻遠大於經濟意義，成了播揚天朝聲威、推動萬邦舶貢的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使中國錯失了主導世界的戰略機遇期。
羅懋登在《三寶太監西洋記》中說，寶船造價之高，「須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來方可夠用」。然而，耗巨資打造的豪華船隊，不僅在航行中靡費良多，而且滿載的瓷器、茶葉、絲綢等物品，換回來的是」明月之珠，鴉鶻之石，沉南速龍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樓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或剪刀、油膏、藥料、胡椒、蘇木及奇珍異獸，幾乎皆為皇家和高級官宦之家使用的奢侈品，」即使胡椒與蘇木被政府使用當做文武官員薪俸的一部分，其價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維持如此巨大艦隊「。如此，固然無法將國內市場與世界市場連接起來，更不必談深入地融入世界經濟，主導世界經濟貿易。
有人說，麥哲倫、達•迦馬等西方航海家是為金燦燦的黃金、香料和奴隸，是索取，而朱棣的船隊卻是帶著中原的奇珍異寶沿海贈送，抽空還幫忙調停對方內部糾紛，真可以說是「千金買笑」。千金買笑，言過其實，但賠錢賺吆喝，庶幾近之。
黃仁宇先生指出：「這艦隊之出動雖也有商人參加，可是被抨擊，仍是因為缺少利潤。」「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種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規模的載運，因之其勞師動眾，更被人指責。」
據明人記載：「國初，府庫充溢，三寶鄭太監下西洋，齎銀七百餘萬，費十載，尚剩百餘萬兩歸。」對此，明人嚴從簡《殊域周咨錄》云：「三寶下西洋，費銀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且萬計，縱得其寶而歸，於國家何益？」這也是鄭和時代大臣誆爭百姓誹腹天下人不滿之緣由。隨著朱棣和鄭和離世，鄭和時代宣告結束。
永樂大帝錯失中國主導世界的寶貴機遇，令人扼腕嘆息。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專業作家李露曄在《當中國稱霸海上》一書中說：「中國在海外的影響力達到巔峰，印度洋和中國周邊海洋沿岸，從韓國和日本到馬來群島和印度，以及非洲東岸，所有的重要商業據點在名義上都處在中國勢力之下，並承認中華帝國的宗主地位。在如此完美的歷史時刻，中國本來可以鞏固統治地位，從而成為塑造現代世界的支配性力量。當時歐洲仍在極力擺脫黑暗時代，鄭和巨大的海軍艦隊完全可以使中國成為16世紀的殖民強權，取用全球各地的財富，可惜這種鼎盛時代只維繫了五年的時間。」
永樂大帝註定不會揚起中國主導世界的風帆。在他的腦海里可能到海外搜尋失蹤的建文帝是第一要務，鄭和下西洋弄點洋貨充實宮中之美愉悅王公貴族只是摟草打兔子的副業。其實，即使不是這樣，他也不會用戰略思維、開放心態和經濟眼光來對待鄭和下西洋，使大明帝國成為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先驅。
鄭和船隊在當時是一支舉世無雙的船隊，風光無限。然而，這支強大的船隊既沒有發現新大陸，也沒有為中國開闢出更多的世界市場，主導世界經濟貿易，其錯失機遇的深遠影響還遠不止這些。有人以萬曆朝的「繁榮昌盛」來論證大明融入了早期經濟全球化，似乎鄭和下西洋只是孤立事件，並不蘊藏著諸多影響深遠的潛在意義。
據美國學者弗蘭克的《白銀資本考證》：「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美洲生產的白銀3萬噸，日本生產的白銀8000噸，兩者合計3.8萬噸，最終流入中國的白銀為7000噸或1萬噸。因此在那一百年間，中國通過『絲——銀』貿易，獲得了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這確乎是真實的。泰昌初，朱常洛能動用內庫160萬兩，以做餉銀。這可不是個小數目，160萬兩白銀，約相當於現在的3.3萬億人民幣，而內庫只是國庫的一部分。正是這些真金白銀，給萬曆年間上至政府，下至百姓，帶來了物質的豐裕。
樊樹志在《晚明史》中有論斷曰：「萬曆朝堪稱有明一代最為繁榮昌盛的一段時光。正是中國融入世界的時代，中國與全球發生密切關係的時代，中國伴隨『西學東漸』而發生巨變的時代。」明朝文人張大復的《梅花草堂筆記》也印證了萬曆澤被後世的一段美好時光：「泰昌初，發帑罷稅，何論邊繳關梁，忭舞謳誦，即窮巷婦女稚子，皆有生氣爾。時斗米佰三十錢，民間不見所苦。垂白之老，喜談朝政。大行詔下，莫不唏噓掩涕，如喪考妣，果有此事。」明末清初詩人丁耀亢，以長詩《古井臼歌》贊詠他曾生活的萬曆年間：「憶昔村民千百家，門前榆柳蔭桑麻。雞鳴犬吠滿深巷，男舂婦汲聲歡嘩。神宗在位多半歲，斗粟文錢物不貴。門少催科人晝眠，四十八載人如醉。」萬曆一朝存活四十八年，歷史評價不高，百姓評價甚高。
假如鄭和下西洋帶有開拓世界市場、振興民族經濟和富國強兵的使命，學習借鑑外國的政治經驗、先進技術、商業模式、管理理念，與西方國家建立更緊密的經濟關係，實現資源全球化配置，主導全球經貿規則的制定，中國在全球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的領先地位，絕不至於自此在短時期內喪失，受盡後金人和後來的西洋人、東洋人的欺負。萬曆朝只是在參與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一座銀山，以中國體量之大，過不了幾天富裕日子，而如果明朝以鄭和下西洋為開端，經過不斷的像歐洲一樣向外開拓，不僅會引領早期經濟全球化，培育出生金生銀的新領域、新產業、新業態，而且還會促進國人思維方式、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的積極變化，長時期站在科學與創新的制高點，如此便改寫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正如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說：「如果當時的中國也像歐洲一樣對外開拓的話，今天中國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1/6，而是1/2。」
假如鄭和時代，中國主導世界，還會有後來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美國乃至日本的殖民暴行和軍事暴行嗎？歐洲還會成為亞洲、非洲和美洲之間的中心，而世界成為它們的鑊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