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晚清官書局，指同光時期由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同治中興名臣開其端，諸省督撫大吏倡其行或承其緒，職業經理人（提調）和校勘專家（總纂和分校者）、刻工落其實，自下而上並受到清廷認可或飭辦的官辦書籍出版機構。晚清官書局刻書總體上被譽為底本精良、校勘審慎、售價低廉，為維護晚清文化秩序、振興文教、傳承文脈做出了突出貢獻，其刊刻的書籍常被稱為「局本」。它的對象和範圍包括：晚清同光時期，地方督撫大員、官紳倡行或設立的諸省書局以及翻譯館、編譯書局等地方性官辦出版機構。目前學界所研究的晚清官書局現象，主要集中於同光時代興起的「地方官書局」，包括以校勘、刊刻傳統經、史、子、集等國學（舊學）書籍為主的傳統地方官書局和以翻譯出版西學書籍為主的新式地方官書局（如廣州同文館、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江楚編譯局等出版機構）。它集校勘、刻書、印製、銷售發行於一體，有著明確的底本選取和刊刻思想、出版原則或宗旨，固定的校勘人員和刻工，相對穩定的經費籌集渠道和銷售渠道，具備現代意義上的出版基本特徵，系「具有真正意義的地方官辦出版機構，在古代出版史上堪稱一次重要的制度變革。」本文所討論的30家晚清時期的傳統地方官書局（不包括廣州同文館、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江楚編譯局等編譯刊書機構），競相延聘群儒，校勘群籍。及至甲午戰爭之後的近代民營出版業崛起之前，晚清地方官書局校勘群籍、中學與西學並重，刊書流布之富，校勘之精、影響之大，成為1860-1900年代中國近代出版業的主流。
目前有少量關於晚清官書局現象的研究成果問世，如鄧文鋒的《晚清官書局述論稿》、吳瑞秀的《清末各省官書局之研究》等專著，梅憲華的《晚清的官書局》、王曉霞的《晚清官書局三則問題考略》等論文，但這些研究文獻的主要不足之處在於：一是研究視野比較局限，沒有把晚清官書局興盛現象放到晚清以來廣闊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背景中，從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角度加以考察和分析，從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晚清地方官書局現象的成果更是付之闕如；二是研究模式單一化，沿用傳統治史方法，局限於「產生-發展-興盛-消亡」的歷時性線性思維模式，缺乏共時性的綜合考察。本文力圖克服前人成果的研究局限性，把晚清傳統地方官書局興盛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進行研究，並以湖北崇文書局為重點考察對象，探析晚清地方官書局的出版文化理念。
晚清傳統地方官書局以維護孔孟之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正統文化意識形態、傳儒家先哲之精蘊、振興文教、傳承文脈、鞏固傳統文化統治秩序為出版宗旨或總體指導思想，其主要出版文化理念體現在：一是選題理念，其文化表征在於其以程朱理學為宗的經學出書品種、考據之學出書品種與嚴謹的校勘風氣中，在尊崇程朱理學的基礎上，兼采宋學；同時，晚清地方官書局出版傳統儒學、經史子集書籍，重在傳承文化、振興文教、經世致用；二是校勘理念，以「求善而刻，考證宜確」為文化理想和追求；三是刊刻理念，強調刻板之精者，須兼「方粗清勻」四字之長；四是經營理念，樹立出版品牌，以流傳為本，以書養書，平值售書。按購買力水平對消費者進行分層，同種刻本書選用不同的紙張，採用不同的定價策略，以廉價惠及寒門士子和書院學子，使之有書可讀；強調「平值售書」，嘉惠學林。晚清時期，由於地方文化傳統和文化基礎、文化特色不同，不同省域的傳統地方官書局具有自己的出版文化理念和文化特色。比如，武昌地處中部內陸城市，扼長江上游之津關，挽東南諸省之樞紐，長期受荊楚、湖湘文化浸洇，素有程朱理學之學術風氣和讀書入仕、耕讀傳家的社會文化風氣，且有開明洋務派封疆大吏如胡林翼、李鴻章、李瀚章、張之洞、曾國荃、端方等官員的文化支持與經費襄助，他們甚至親自參與校勘刻書。湖北崇文書局在這種政治、文化和社會氛圍中，尤其在地方督撫大員支持和主持者胡鳳丹提調的開拓耕耘下，形成了自己的出版文化理念與特色。
一、選題理念：宋漢兼采，經世致用
19世紀清代學術思想出現了尊崇程朱理學、經世致用的傾向，這種經世學派注重「入世」和「實務」，反映了儒家人道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理想，一方面，它反對「陽明心學」的玄學思辨，反對空疏之風；另一方面，它輕視埋頭書齋中的校勘學問——考據之學，認為它迂腐而無用。特別是在鴉片戰爭前後的內憂外患社會背景中，一些文人志士更關注現實問題，強調經世致用的重要性，以劉逢祿、魏源、林則徐、龔自珍為代表的經世致用派學術思想深刻影響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地方督撫大臣的學術取向，及之後他們所創立地方官書局的出版文化理念。這些開明的洋務大臣以程朱理學和經世致用書籍的校勘刊刻為要旨，以考據之學的治學方法為校勘質量保障，在出版理念和校勘實踐中，以理學經籍為本，宋學、漢學兼采，振興文教，經世致用。
（一）理學為本體，漢學為方法，宋漢兼采
清初確立的程朱理學正統文化統治地位，經歷乾嘉時期漢學日盛的百年沉寂後，至咸同年間再度復興。咸豐帝即位不久，重申「經正民行」的文化統治要義，並令各省督撫、學政轉飭地方官、各學教官以《御纂性理精義》、《聖諭廣訓》、《欽定滿漢文大學衍義》等理學書籍為課讀講習之要，使之家喻戶曉。在清廷支持下，倡行設立地方官書局的督撫要員多為理學儒士，他們把「各代理學家的著作為編刊首選。一時間,《朱子全書》、《朱子語類》、《大學衍義》、《四書章句集注》等理學著作大量出版,廣為流傳。」咸、同、光時期，除寓居於湖北的胡林翼、李鴻章、李瀚章、張之洞、胡鳳丹等理學疆吏官宦外，亦有本省籍名儒洪汝奎、萬解全、宋鼎、鄒金栗、馮禮藩、黃嗣東等人，蔚為壯觀。特別是咸、同、光三朝歷任湖北督撫大員和崇文書局主持者胡鳳丹等人，即尊崇孔孟之學尤其是程朱理學之儒士，這是晚清崇文書局的理學學術出版思想的直接動因。李鴻章在《設局刊書折》中云：「此次設局刊書，袛可先其所急。除四書十三經原注讀本為童蒙肄習之書，業經刊刻頒行各學外，伏思《欽定七經》、《御批通鑑》集經史之大成，尤屬士林圭臬。」由此可見，校勘刊刻理學經書和實用、日用之書系晚近崇文書局的出版文化思想。在李瀚章設局刊書的思想指導下，崇文書局隨即給予回應。同治八年（1869），「今年春仲，成《資治通鑑》，冬，《欽定七經》工竣，梨棗之積，幾於充棟。」事實上，晚清崇文書局存世始終，在刊刻書籍品種之文化表征上，欽定經書、理學書籍一直系其刻書品種之大宗。
經部典籍尤其是程朱理學雖然系儒家正統思想之核心，但其內在義理結構和字義考證與「症候式」解讀，仍需要註疏、考據和詮釋之學相輔相成。儒家經典詮釋學亦有義理和實證（即宋學與漢學）兩條路徑，而以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來詮釋儒家經學，是乾嘉以來清代學術的基本底色。即便嘉道以來理學復興，漢學依然並存不廢，理學大吏、儒士「大抵菲薄考據，而仍以考據成業……其先特為考據之反動，其終匯於考據之頹流。」這也體現了清代學術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韌性和包容力。尊崇程朱理學的開明地方督撫、儒學名士沒有因為過於強調程朱理學而偏廢乾嘉之學，而是略有側重或二者兼顧。儘管在文化理念上以經學義理為宗，但就其親自參與晚清地方官書局的校勘刻書出版文化實踐——善本之考究、校勘之精審的文化活態行為而言，他們無疑在踐行考據之漢學。不僅如此，他們在遴選書目和刊刻書籍的品種結構上，亦為宋學、漢學兼顧。比如，張之洞《書目答問》「經部總目」下列「正經正注」、「列朝經注、經說、經本考證」、「小學」三類，如此分類，體現了「宋漢相融」的文化理脈。晚清崇文書局刻書品種結構中亦是宋學、漢學兼顧，如「經部」書籍除《欽定七經》、《春秋左傳》、《四書集注》、《周易本義》等儒家經典外，還有儒家經典的詮釋訓詁之作如《十一經音訓》、《左傳舊疏考證》、《逸周書校釋》，更在「經部」書目中專列「小學」目錄，刊刻一批音韻訓詁小學之作。
（二）致用為本，切於日用
在晚清理學復興，尤其是湖湘、荊楚「經世致用」學風的長期浸潤下，晚清理學家特別是洋務派大臣更具有「文化正統主義」和「文化實用主義」兩副面孔，他們「一方面以『正統主義』的方式固守著儒家的精神象徵世界與道德理想世界，始終未放棄中國文化為本位的思想原則與價值立場（『守常』、『不易』），一方面又本著『實用主義』的態度積極尋找契應時代的富國強兵之路，希望對傳統做出溫和的改造或漸進式的變革（『求變』或『變易』）。」這是其文化選擇和文化價值判斷的基調。誠如張之洞在《輶軒語》中提出的士子「讀書-明理-致用」的「讀書化人」邏輯：「隨時讀書，隨時窮理，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直。從此貫通古今，惟求人事，果能平日講求，無論才識長短，大小必有實用……若讀書，既不明理，又復無用，則亦不勞讀書矣。」事實上，張之洞《書目答問》的選書標準即為：「凡所著錄，並是要典雅記，各使其用……無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混淆者不錄。」「照得刊布經籍，乃興學之要務，致用之本源。」由此可見其經世致用的文化實用主義思想，而這種思想和學風在封疆大吏兼儒臣的文化權力階層倡導下，將深切影響到一地域的學風和書局刻書出版理念。
晚清理學名臣、官紳「正統主義」和「實用主義」交匯的文化追求深刻影響了晚清地方官書局刻書的出版文化理念。地方官書局刻書品種起軔於「經」而落腳於「用」。即便是以翻譯出版西學書籍為主的新式地方官書局亦不例外，同、光時期，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集中了傅蘭雅、林樂知、偉烈亞力等外國學者和徐壽、華蘅芳等中國譯才，其基本的翻譯出版理念則以「用」為先，重在實用，「中國大憲已數次出諭，令特譯緊要之書，如李中堂（即李鴻章）數次諭特譯某書等」，「平常選書法，西人與華士擇其合己所緊用者，不論其書與他書配否，故有數書如植物學、動物學、名人傳等尚未譯出。另有他書雖不甚關格致，然於水陸兵勇武備等事有關，故較他書先為講求。」張之洞在《開設書局刊布經籍折》中云：「臣等海邦承乏，深惟治源，亟宜殫敬教勸學之方，以收經正興民之效。此外，史部子部集部諸書，可以考鑑古今，裨益經濟，維持人心風俗者，一併搜羅刊播。」「故弘獎文治之世，往往有官為之引導，且竭國帑以盡刻一切有用之書籍，或更召集知名者廣求秘藏輯成之，嘉惠天下。」李鴻章在奏設湖北崇文書局的《設局刊書折》中除強調經學、理學之圭臬外，亦注重經世致用書籍的刊刻，「其餘《說文》、《文選》、牧令、政治等書，亦皆切於日用」，李氏折中不僅列舉了《說文》、《文選》、牧令、政治等日用書籍，更強調其流通性和振興文教、禮儀教化的致用性。晚清崇文書局貫徹李氏的指導思想，「凡一切有用之書籍，補殘而刻」，既體現了該書局刻書以「有用」為宗旨的出版理念，又反映了其貪多求全的文化理想。綜觀崇文書局刻書，以教化和實用為目的，多經籍、啟蒙、應試、醫學、輿圖、地理、算學、防水患蝗蟲等災異書籍，以及日常生活用書，或端正人心、維護封建禮教；或經典詮釋，供士子研讀，以嘉惠學林；或科舉應試之書，培育人才，等等。
二、校勘理念：求善而刻，精審校勘
在「奉旨設局」之前的地方督撫自發設局的文化自覺階段，地方官書局刻書普遍重視督撫的「文治」和「名節」，具有鮮明的質量和品牌意識。此風在隨後奉旨設局階段的晚清地方官書局中延續和傳承，竟成同光時期地方官書局刻書之特點與風氣。這體現在校勘刻書方面，為保障校勘質量，晚清地方官書局普遍尊重考據之學的校勘方法，延請名儒士紳，考鏡源流，精審細讎，嘉惠士林。
校勘貴在精選底本，擇善而刻。清代校勘家盧文弨在其《與丁小雅論校正方言書》中云：「大凡昔人援引古書，不盡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當先從本書相傳舊本為定。」張之洞在《書目答問》附《勸人刻書》中亦云：「刻書必須不惜重費，延聘通人，甄擇秘籍，詳校精雕。（刻書不擇善惡，書佳而不讎校，猶糜費也）……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啟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特別是在五局合刻二十四史過程中，金陵書局所刻《史記》表現為最。據該書局校勘家張文虎在精選底本、校勘《史記》過程中致曽沅浦宮保云：「《史記》向無善本，訛舛百出，而文虎蒲柳早衰，學不加進，常以不勝其事為兢兢。」同治八年（1869）三月，時任直隸總督曾國藩致信張文虎、唐仁壽曰：
《史記》十表尚未刊就，又有四、五卷鬚重刻者,自難迅速峻工。鄙意但求讎校之精審，不問成書之遲速。校勘記若在十卷以外，便恐傷繁，能再求簡約，一洗漢學家好多好詳之習，乃為盡善，過多則閱者反厭苦矣。
張文虎《復湘鄉相侯》云：
竊思《史記》傳本承訛已久，無論本文，即三家注已如亂絲，不可猝理，近世大儒著書間有校正，不過就其所見，略出數條。但論本文，不及各注，今刊刻全書，只宜取舊本之稍善者……文虎等稟承此意，不揣弇陋，妄冀會合諸家，參補未備，求勝舊本。乃三年荏苒，刻鵠未成。人言實多，無以自解，伏讀鈞諭，但求校讎之精審，不問成書之遲速，仰見體恤愚蒙，特加慰勉，虎等敢不勉竭心力，期副盛懷。
曾氏的「但求讎校之精審，不問成書之遲速」的出版文化意識形態，不僅為金陵書局嚴肅的校勘刻書家張文虎、唐仁壽等人下了「定心丸」，而且成為晚清地方官書局刻書的重要出版文化理念之一，成為張文虎、唐仁壽等校勘學家的校勘實踐指南，張氏精選《史記》底本，所參校的底本多達17種，匯合諸家精華，最終超越諸底本，成為版本校勘史上之典範。晚清湖北崇文書局踐行這一校勘刻書理念，具體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精選底本——求善而刻，不惜乎度支之繁費
晚清崇文書局刻書以「凡一切有用之載籍，補殘而印，求善而刻，不惜乎度支之繁費也」為基本理念，注重精選善本為校勘底本，追求刻書質量。浙江官書局之「名刻」《二十二子》於光緒三年（1877）刻成。嚴苛的版本校勘學家俞樾在其《春在堂隨筆》中云：「甲戌之秋，浙江書局謀刻諸子，購得《十子全書》一部。時余在吳下，從坊間假此書觀之，乃嘉慶甲子重鐫本也……然恐善本難得，姑就此本中斟酌取裁使之稍異俗本。蓋其中如《荀子》用嘉善謝氏本，《淮南子》用武進莊氏本，尚不乖大雅。較其他之用明人圈點評本者，尚可節取也。」後經多方搜羅底本，求善而刻，不同的子書先後精選明世德堂本、孫氏平津館本、華亭張氏本、明吳郡趙氏本、畢氏經訓堂本、陳氏湖海樓本、盧氏抱經堂本、江都秦氏本、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明武陵顧氏影景宋嘉佑本、當塗徐氏本、西吳嚴氏本、吳氏景宋乾道本等作為底本，且該叢書「注重吸收歷代學者，尤其是清代諸家整理和研究諸子書的成果，彙編了歷代刊本中較有代表性的精校、精注本」，選目精當，刻印尤善，為時人稱頌。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日，李鴻章奏疏《設局刊書折》中要求崇文書局「經訪覓善本，次第開雕。現在浙江、江寧、蘇州、湖北四省公議，合刻二十四史，照汲古閣十七史板式，行數字數較各家所刻者精密。擬即分認校刊，選派樸學員紳悉心校勘，添募工匠，陸續付梓。」校勘古籍，重子底本之精良，五局合刻「二十四史」備有多種校勘底本，以便對照擇優，選取善本而刻。俞樾云：「二十四史除殿版外，有汲古閣十七史本、明南北監版二十一史本。其單行之佳者，史記、兩漢書、新五代史有明汪氏本，史記、漢書有凌氏評林本，後漢書有元刻本，南北史、新舊唐書各有合鈔本，舊唐書有明聞人詮本，其間異同不一，應作校勘記附末。」晚清崇文書局所刻《新五代史》、《舊五代史》和《明史》即精選以校勘精審著稱的汲古閣底本，刊刻而成。湖廣總督張之洞珍視崇文書局校勘之善本，強調精選底本，如黃嗣艾所云：「今所藏者《大清一統行省輿圖》，胡文忠公定本而文襄公所極珍視，隨代易時移，能不撫山川之陳跡，緬前人之遺徽歟。余則有萬縣趙侍讀尚輔之《湖北叢書》，初辦書局諸公之《正覺樓叢書》，純儒著作，孤本留遺，皆其選也。」該局首任經理胡鳳丹垂範崇文書局「求善而刻」的出版文化理念，他一生喜好藏書、刻書，「古本有善者必傾囊購之，縹緗盈室，手自校讎無倦容……每購善本必探其源委而校勘之。」
（二）精校細考——考證宜確也，不缺則貽羞
晚清地方官書局刻書以底本精良、校讎精審而著稱，堪稱後世出版楷模。這得益於其精校細考、「但求讎校之精審，不問成書之遲速」的出版文化理念，而湖北崇文書局的嚴謹校勘風氣與書局掌控者的理念垂範息息相關。比如，張之洞曾勸諸生要精選善本而讀，云：「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他不僅這樣要求諸生，而且自己成書、成文亦非常嚴謹精審，「奏議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脫稿數萬言。其要者往往閉門謝客，終夜不寢，數易稿而後成。書劄有發行數百里，追還易數字者。」崇文書局首任經理張炳堃「以其暇兼持書局，一字一畫，引據商榷，靡不詳核，雖專司其事者遜謝弗如。」書局初創時，延聘湖北碩儒王柏心總校讎事，車元春、沈棠溪等地方名士分校讎事，經理胡鳳丹對校勘工作提出了「考證宜確」、「不確則貽羞」的校勘指導思想和要求，強調「一字一畫，引據商榷，靡不詳核」，這成為晚清崇文書局校勘工作的基本理念。胡鳳丹不僅「言傳」，而且「身教」，他在總理崇文書局期間，校勘刻書以考證見長，他所彙編刊刻的《大別山志》、《黃鵠山志》、《鸚鵡洲小志》，「遇有傳寫之譌、附會之謬，必博稽群書，確有依據而悉衷於至當」，以致湖北江夏名儒張凱嵩在《鸚鵡洲小志序》中云：「能著成此書，其精審為生長是邦者所未逮，既服觀察之勤，亦以益余之愧也。」在其身先垂範下，崇文書局初期刻書之校勘質量多有好評，如曾國藩云：「鄂局刻書，愈出愈精，為各局所不逮」，張之洞譽稱崇文書局《退補齋詩存》刊本「追長興之精研,刊麻沙之訛奪」，傅增湘贊「退補齋刻本」曰：「校定精審，出江浙諸局刻上，退補齋之名，至今學子多能道之。」當然，以胡氏一人之力，特別是在其離任之後，此校勘理念無法確保崇文書局刻本皆為校讎精湛之善本。
三、刊刻理念：刻板之精者，須兼「方、粗、清、勻」之長
晚清官書局居功至偉第一人曾國藩，為晚清地方官書局的出版文化理念樹立了種種典範。他強調製度立局，並把自己的校勘刻書理念和出版文化理想傳遞給金陵書局提調，由提調牽頭立下了一系列規章制度。比如，他要求金陵書局提調周學濬等酌擬書價事宜，「核定張貼局門，使人共知工匠之殿最。賞罰亦請酌議條規，即庋板開刷等事均立章程，以便遵守。」在該書局的書籍刊刻環節，曾國藩主張選用優質刻書木板，改進傳統的刊刻方法，提高印刷的質量品質。
一書在校勘成稿後，便進入雕版刊刻階段，這個階段的刊印工序比較複雜，「自定稿以至裝訂，其步驟十五，曰：選科（註：應為『料』）、寫樣、初校、改補、復校、上版、發刀、挑刀、打空、鋸邊、印樣、三校、挖補、四校、印書。」其中，寫樣、發刀、挑刀、印樣等工序需要一定的技藝水平。雕版刻書，又稱「長刀」，與刻其他零碎東西不同，「學長刀者習藝三年，進出師必備酒，從師者以十六七歲為宜，學藝初成，技未必老；二十至四十（歲）之間，最為出色。及至暮年，目力已衰，亦無足取。」在字體及其頁面布局方面，清代刻本主要有宋刻本與寫刻本兩類，其中寫刻本要求較高，「為學者、文人、私人藏書家所熟知並讚賞的寫刻本，即軟體字精刻本，在清一代雕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宋體刻本萌芽於宋代一種橫平豎直、橫輕豎重的刻印字體，明初時作了改進，到明正德年間基本定型，開始字形是方的，後來漸趨狹長，或如汲古閣的微扁，出現了以「橫平豎直、橫輕豎重」為基本架構的宋體字，並日漸規範化。如葉德輝所言：「世傳明萬曆戊午（四十六年）趙用賢刻《管子》、《韓子》，已用今之所謂宋體字。想其時宋體字刻書已通行。然雖橫輕直粗，猶有楷書風範。毛氏汲古閣刻十三經亦然。其他各種，則多近於今刻書之宋字。」宋體刻本雕刻的一般要求是：橫平豎直，長字宜瘦，扁字宜肥，長字撇捺均宜硬，扁字撇捺均宜軟。不問橫之多寡，所空要齊整，豎和豎之間亦然。大小字夾寫者，大字宜肥，小字宜瘦。
清初雕刻字體沿用明末，以橫細直粗、橫平豎直的長方體字為主。逮至康熙之後，有仿宋體和軟體字兩種字體並行，其中，仿宋體在清代刻本中較為普遍。它與明刻本之仿宋體有所不同，其主要特點是：筆畫橫輕直重，撇長而漸尖，捺拙而肥粗，右折橫筆又粗又肥。道光之後，這種字體被稱為「匠體」；另一種字體是軟體字，又稱寫體。刻板前由名家或名刻工手書上版，字體優美活潑，有靈動感。同光時期，時人喜好肥、方之仿宋體字和清勻爽目之板式，曾國藩投其所好，參照殿本和毛氏汲古閣刻本，如曾氏致書方子箴刻印《十三經註疏》時云：
擬《十三經》皆仿照殿本另寫，但不欲有剪裁伸縮之事。如有須訂正之處，則別為《校勘記》附於每卷之末……前刻有《金陵書局章程》一冊，言字體須方、粗、勻、清，若刻註疏，亦不外此四字訣。
金陵書局校勘家張文虎曾於同治七年（1868）二月向曾國藩出示「汲古閣刊本《樂府詩集》舊印本及阮文達《揅經室集》初印本，以為刻書板必須如此，蓋其意不出『方肥清勻』四字。」曾國藩對於刻書之字體及其頁面布局提出了「方、肥、清、勻」的刻印要求，後成為晚清地方官書局對宋體刻本的普遍追求。同治七年（1868），曾國藩在致書局提調周學濬信中云：「仆嘗論刻板之精者，須兼『方粗清勻』四字之長。『方』以結體方整言，而好手寫之，則筆畫多有稜角，是不僅在體，而足在畫中見之」；『粗』則耐於多刷，最忌一橫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弊；『清』則此字不與彼字相混，字邊不與直線相拂；『勻』者字之大小勻，畫之粗細勻，布白之疏密勻。」曾氏要求周學濬以此標準考量刻工，將刻匠「略分甲乙，上下其食」「既系長遠之局，須請局中諸友常常執此四端，與工匠講求，殷勤訓獎，嚴切董戒，甚至撲責議罰，俱不可少。自然漸有長進。」曾氏的這種對於刻工之刊刻的苛刻追求，並不容易做到，張文虎曾云：「予謂『清勻』二字最要最難，『方肥』則從人所好。」特別是寫樣、發刀、挑刀、印樣等工序，要做到「清、勻」，需要刻工熟練的經驗和技術，然而在曾國藩的倡導和金陵書局垂範下，江浙之淮南書局、浙江書局及武昌崇文書局等地官書局皆追而仿之，「同時杭州、江蘇、武昌繼之。既刊讀本十三經，四省又合刻廿四史。天下書板之善，乃推金陵、蘇、杭。」
湖北著名刻工陶子麟在嫻熟寫刻宋體本基礎上，改進字型，增加軟體、變體字，不僅達到「方、肥、清、勻」的要求，而且使宋體字更加精秀雅觀。比如，他為盛宣懷刻《常州先哲遺書》40種，所刻多為仿宋及軟體字，「能刻仿宋及軟體字者，有黃岡陶子林。如南潯劉氏嘉業堂之四史，劉世珩刊之金石契，及武進董綬經諸書均出陶氏手，為一時所稱。」是年只有18歲的刻匠陶子麟於光緒元年（1875）為湖北崇文書局刊刻《李太白文集》、光緒初年，他以匠體字為崇文書局刻《變雅堂遺集》，踐行「方、粗、清、勻」之標準，「以工影宋刻本名」，崇文書局於光緒元年開雕的《百子全書》與《常州先哲遺書》刊刻字體、板式和風格相比較，「從版式、字體、字型、字體大小、行距、行版、刀法、板型一一比照，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當為陶子麟本人、門徒或模仿陶子麟刊刻風格的刻工所為。胡鳳丹主持崇文書局期間，僱傭手民所刊印字體，正文多仿宋字體，而經其校勘刊印的「退補齋刻本」，其「序言」或「後記」常用靈動飄逸的大軟體字，字體和頁面布局趨向美觀和雅致。
四、經營理念：樹立文化品牌，流傳為本，平值售書
晚清時期的傳統地方官書局以應戰太平天國對正統儒家文化的摧殘為契機，以振興文教、恢復和鞏固清廷正統文化統治秩序為己任，其文化意識形態和文化教育屬性超越傳統坊刻的市場屬性，以前兩者為先，後者為維持生存之輔助屬性，秉承「文化與社會效益第一，經濟效益第二」的出版文化理念。因此，在經營理念上，一是強調文化品牌與版權意識，傳遞精品出版物的社會效益；二是著眼於解決生存發展的生計，「平值售書」、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為基本原則，採用字小行密的板式雕刻，以節約紙張、降低價格，同時，採用不同的紙張，按紙張成本進行價格分層，以廣惠寒門士子、學童及其他普通讀書人。
（一）標明牌記，注重版權，塑造書局之品牌
在晚清時期傳統官書局建章立制與追求校勘質量、創立文化品牌方面，曾國藩開創的金陵書局無疑為其他諸省官書局樹立了典範。書局的牌記或戳記（類似今天的出版物商標）標註在所刊刻書籍的每卷卷末，或書籍封面、首頁、底部，以顯示地方官書局的功績和主體責任，特別是那些精選底本、精心校讎、精心雕刻而成的書籍，更代表了一個出版主體（機構或個人）的文化能力、文化品味和文化品牌。較早創辦的金陵書局以其精選底本、刻書品位、校勘質量著稱於其他省官書局，因此，曾國藩為該書局厘定了一項制度：即所刊刻書籍須在每卷卷末刻上書局戳記，標明底本來源。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他致函書局提調周學濬云：「前此面商，前後《漢書》每卷之末一葉刻一戳記，雲『金陵書局仿汲古閣式刻』。昨見局版尚未添刻，請即飭令以後各卷皆須增刻，以前各卷可補者補之，不可補者聽之。」此定例隨後為各省地方官書局仿效。比如，福州正誼書局所雕刻清初理學家張伯行集解的《近思錄》（14卷），扉頁標註牌記「福州正誼書院藏版」，每卷之首頁題「子朱子原編，儀封張伯行孝先集解，後學尹會一參訂」，每卷末又刻牌記「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梓開雕」，牌記下方還標註總校、分校者（各卷覆校、分校人不同），如「侯官楊浚雪滄總校、侯官張亨嘉燮鈞覆校、閩縣郭雲珂玉潭分校、侯官陳為新咸臣分校」等，每卷版心則鐫刻「正誼堂」，其版權和品牌意識可見一斑。湖北崇文書局早在其前身楚北崇文書局時期，乃至之前胡林翼開設的武昌書局，即在每本書籍之前或封底標註牌記或戳記，殆至崇文書局正式成立後，保留了這一傳統，多數書籍仿效金陵書局經驗，於每卷卷末處標註牌記或戳記。比如，同治七年（1868），崇文書局重刻婺源江永所集注的《朱子原訂近思錄》（14卷），該書版本來源為「盱眙吳公得王文恪公江右雕本重刻於袁浦，楚北崇文書局踵而刻之」，首頁的牌記「同治七年楚北崇文書局開雕」，每卷首頁題名「婺源江永集注，關中王鼎校次」。崇文書局之《近思錄》刻本頗受張之洞賞識，「國朝江永有校注本，極精，近湖北局刻亦好。」地方官書局所刻書籍，在封面、扉頁或每卷卷首、卷末之處標註的牌記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標明刊書年份；二是標註所刊刻之書局，彰顯書局主體文化責任和文化品牌；三是標明底本來源和版權（開雕、重雕、重刊、翻印、影印等），方便讀者選擇，同時彰顯其版權意識與文化責任。
（二）以流傳為本，不以盈利為目的，平值售書
晚清時期，傳統地方官書局所刊刻書籍以廣為流布、嘉惠士林、振興文教為本，書成之後「以廣流傳,俾各省士子得所研求,同敦實學」，而不以盈利為目的，因而定價從廉，平值售書。較早確立「平值售書」經營理念的近代出版家乃創設金陵書局的曾國藩，據《（同治）續纂江寧府志》云：「同治三年四月，總督曾文正公與弟今山西巡撫威毅伯刊王船山遺書，立局安慶。江寧收復，移局東下，初設於鐵作坊，後移江寧府學之飛霞閣，延請紳士一人督理局事，提調道府一人佐之，並延四方績學之士分任校勘，稽工匠之勤惰，遴長者授以事。書成，平其值售之。」金陵書局「平值售書」之理念深刻影響了其他傳統的地方官書局之營銷策略，如淮南書局於同治八年（1869）「鹽運使方浚頤議設書局，整理舊存鹽法志及各種官書殘板，刊布江淮間耆舊著述，即延館中士人至局校理。其經費仍於裁減成本項下開支。書成，平其值售之。」李鴻章期待崇文書局和其他四省官書局「俟各書刻成之日，頒發各學書院，並准窮鄉寒儒、書肆賈人隨時刷印，以廣留傳，庶幾禮讓同敦、囂陵默化，以仰副聖主一道同文之至意」的要求，李氏這種「以流傳為本、盈利為末、振興文教」的指導思想之後成為湖北崇文書局的出版發行理念。
（三）以書養書，縮小板式，降低成本和價格
曾國藩在創設書局不久就提出了」以書養書「的經營思想，尤其是當晚清時期傳統的地方官書局面臨經費投入困境時。曾國藩設局刻書具有遠大的雄心，宏大規劃刻書品種和規模，但不久就陷入了經費短缺的窘境，「文正公後經費日絀，分校友人去不復補，應刻書籍亦苦無資。去年雖由提調范道稟，由藩庫每年籌拔一千五百金，久涸之局仍不能舒展。」洞見力很強的曾氏早有預料，在他設局刻書不久，即積極推行降低成本、平價銷售、以書養書的經營理念。由於以往的殿本書籍字大行疏，書版板式疏朗，眉清目秀，儘管閱讀觀感頗佳，但用板、用紙較多，成本高，耗資大，印行價格昂貴，不便於流傳普及。「局本」刻書為降低成本、平值售書，以便於所刊刻書籍的流傳，在一些非欽定經書刊刻中，採用便於讀者購買消費，增加行數和字數、減少用板與用紙成本、降低價格的經營理念。同治六年(1867)十月十二日，浙江巡撫馬新貽在《建復書院設局刊書以興實學折》中云：「從前欽定諸經，卷帙闊大，刷印工價浩繁，寒士艱於購取。臣此次刊刻，略將板式縮小，行數增多。以期流傳較易，庶幾家有其書，有裨誦習。」同治八年(1869),李鴻章倡議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提議參照汲古閣十七史板式，「行數字數較各家所刻者精密」，以便窮鄉寒儒刷印、購買。崇文書局刻書踐行這種經營思想，在刊刻板式上行密字小，降低刻書成本，便於一般士人和寒門學子購買消費，比如，其所刊刻的「二十四史」之《舊五代史》、《新五代史》、《明史》便具有這這種版式特點。此種刊刻版式立意在於契合寒門學子的購買力，降低成本和書價，卻竟為後世校勘版本學家所詬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