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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鄉的童年》導演周軼君:「競爭焦慮」是我們的思維習慣

2019年,紀錄片《他鄉的童年》引起了熱議,網上評分達到了9.0,導演周軼君走訪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和英國,最後回到中國,用影像記錄了一趟關於教育哲學的思考之旅,引導大家從不同的角度去感受不同的教育方式。周軼君曾是新華社駐巴以地區的戰地記者。

2020-01-06 04:11 / 0人閱讀過此篇文章  

2019年,紀錄片《他鄉的童年》引起了熱議,網上評分達到了9.0,導演周軼君走訪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和英國,最後回到中國,用影像記錄了一趟關於教育哲學的思考之旅,引導大家從不同的角度去感受不同的教育方式。周軼君曾是新華社駐巴以地區的戰地記者。她的《在埃及數駱駝》一文被編進了九年義務教育六年級第二學期課本,也是「圓桌派」的常駐嘉賓。近日,周軼君在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上接受了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的專訪。

文/圖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馮秋瑜

已是兩個孩子母親的周軼君,名聲在外,她還有一張冷靜樸實的臉。淡妝上台,而且扣錯了扣子,看得出匆忙。

拍片緣起:教育的話題讓人「焦慮」

「中國社會在過去幾十年中經濟發展非常快,新一代父母經歷的社會跟以前不一樣,傳統的價值觀和教育經驗不能給我們很多的支持,新舊觀念在打架,造成了我們這一代父母特別焦慮。與此同時,我們又吸收了很多外來的東西,『商業』『錢』等問題也不斷重複地製造焦慮,這個片子最初的起因,是我個人覺得需要解決這個困惑。」

「這個時代讓我們沒有特別多的時間,我想研究一個問題就看很多很多的書,但我們用紀錄片的方式,用它的容量、片長、影像,直接把這個東西帶到你面前。我這次很意外地發現,教育和影像結合的力量特彆強大。」

「在當下,『焦慮』已經成為一個產業,英國的補課市場有20億英鎊,其中90%是中國和中東的家長貢獻的。現代生活中的焦慮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來自科技:微信需要我們即時回應,看到朋友圈你會看到不同的展示,都會受到影響。為什麼現在的孩子更容易挑戰家長的權威呢?因為有了網際網路之後他知道的比你多,知道得比你快。片子播出後,有家長和我們交流說:現在一個班級可能半個班的孩子家庭都是離婚的。這些都是新的課題。」

他鄉的童年:從「看見」到思索

「世界上沒有一個最好的、最成功的教育模式,所有好的教育都跟歷史文化和土壤有關係,每個人、每個觀眾在睜開眼睛看的時候都會對自己的經歷有所反思,你會得到不同的啟示。」

周軼君談到這次拍片的經歷帶給自己的啟示時說:「在芬蘭參加森林課,他們讓孩子聞樹木的氣味。我們自己接受的教育讓我們認為知識點很重要,但是沒有想到,想像力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而關於『愛與尊重、自由』,也是要把握平衡和尺度。在芬蘭的教室里,孩子看書的時候可以用任何姿勢,有的小孩甚至倒掛,但是進入敬老院的時候,老師要他們把帽子脫了——規則不是不需要的東西,一定是有,但也要有『度』。他們所謂的『放養』不是沒有責任的,把孩子放在沒有邊際的環境中。」

「在日本,有一個園長給我看了一個漢字的條幅:『孩子是大人的父母』,他的意思是說,在撫養孩子的過程中,是孩子給了我們重新教育自己的機會,孩子不是我們的附屬品,或你沒有完成人生希望的投影,我們跟孩子是平等的。」

在拍攝中體驗不同文化

在芬蘭,周軼君大概停留了18天。她說,這個國家的守時和效率很可怕,所有的日程都可以按照原計劃100%完成,他們不能理解改變。比如說有一個計劃想改變的時候,他們說很麻煩,既然是說好的事情那為什麼要改變?所以是100%完成。但是在印度則完全不一樣,去的時候聯繫對象10個裡面只有1個是確定的,最後也完成了,但是時間表完全大調整。」

「在以色列的時候,我們的效率是最高的,一個攝像和一個收音師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每個人都是一支隊伍,他們自己的動手能力很強。但是在印度,當地的製片公司給了我20個人,每次拍攝,都要準備20把椅子和20個人的點心。我們的印度攝影師有兩個助理,我們拍攝訪問對象的時候,攝影師會突然說停,理由是要換電池。然後攝影師喊助理A進來看看,助理A再喊助理B進來換電池。」

對話周軼君:「競爭的焦慮」是中國人的思維習慣

廣州日報:《他鄉的童年》的拍攝,讓你最有感觸的是什麼?

周軼君:是「看見」之後的一些思考。比如,芬蘭從小學到高中都沒有考試和排名,我想了解他們怎麼看待競爭這個事情,以及成功是什麼?幾個孩子告訴我:「每個孩子是一樣的,平等的,沒有什麼成功,成功就是你有一份工作,有一個老婆,有一點存款,這就是成功。他們不知道誰是首富。」

芬蘭的教師沒有考核,沒有評職稱,也沒有監管教育,他們有很多的自由度去教。不過對於我們來說,最難學的不是這一點,而是他們社會上有一個信任的鏈條:學校信任老師、老師信任學生、家長信任老師,當你構建了信任鏈條的時候,你的教育是鬆弛的狀態,沒有那麼多的壓力和緊張。

拍芬蘭這一集的時候,我覺得很糟糕,因為芬蘭的社會形態跟我們不同,我們人多,他們人少,我們的教育模式是競爭型的,因為要把有限的資源去分配。不過,現在中國社會有一種認知的心理滯後,即使社會已經發展到不需要太為資源打架,心理的競爭還是存在。

廣州日報:這次的紀錄片拍攝,對於作為母親的你來說,有怎樣的啟發?

周軼君:沒有一個國家的教育方式是通用的、我們可以直接拿來用的,所有成功的教育和好的教育是根植於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怎麼把對社會的狀況納入教育中。具體到我們怎麼做是很難的,最好的教育是一個度的平衡。

母親在給予孩子情感之外,有很多實際的工作需要拳打腳踢,其實現在歐洲的企業招人很喜歡招當媽媽的,因為她們是「多功能」的,而且理解力和責任感都很強。講到職業女性,大家覺得我們很多時間給了工作,怎麼平衡?其實我覺得我們做母親這個角色,陪伴在孩子身邊是需要的,因為教育跟生活是相關聯的,你吃一頓飯、說一句話都是跟教育息息相關的,但同時,如果你花時間,如果你有你追求的事情,也可以放手去做,因為對於孩子來說,你有另外一個榜樣的作用:你是一個勞動者,這個觀念很好。

去年暑假7、8月份這兩個月,我一直在外面跑,沒有見到我的孩子,但意外的是,回來以後,我發現他們更獨立了,很多事情會自己做了。回來後的幾個月做後期製作的時候,我沒有再出去,就在他們身邊,也沒有覺得有太大的隔膜。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

廣州日報:在跨文化的視角中,這部片子引發了怎樣的思考?

周軼君:我沒有想到一線的教育者會對這個片子很有興趣。過去我有一個膚淺的認知,我想我們更多是推動家長,對於已經在體制內的教育者來說,他們會認為外國的經驗沒有直接參考的可能。但其實,中國的教育者本身也在改變,很多80後的面孔,他們的想法跟我們不一樣了,而且他們也渴望看到外面的方式,他們希望可以有改變。

我們最初認為這個片子的受眾可能僅僅是家長,但是後來很驚訝地發現:跟每一個人的成長都有關係。受眾里很多是年輕人,他們自己並沒有成家。他們告訴我,他們在這個片子裡面看到了很多成長的可能性,並反思自己的成長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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