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和《漢書》中都有記載，秦統一天下之後，以黃金作為「上幣」，但是在秦統一初年的睡虎地秦墓竹簡之中，幾乎沒有涉及黃金的記錄，直到秦朝末年的嶽麓書院藏秦簡中，我們才能看到對「金」、「錢」關係的規定，之前，只有「布」、「錢」關係的規定。
見《嶽麓書院藏秦簡（貳）》：
貲一甲直（值）錢千三百卌四，直（值）二兩一垂 ，一盾直（值）金二垂。贖 耐，馬甲四，錢七千六百八十。（0957）
馬甲一，金三兩一垂，直（值）錢千九百。金一朱（銖）直（值）錢廿四。贖死，馬甲十二，錢二萬三千卌（音xi，四十）。（0970）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此處的「比例」並非是「兌換比率」，而是「直」（值），也就是「相當於多少」的意思，略同於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當」，即「其出入錢以當金、布，以律」中的「當」，而所謂「出入錢」，實則特指為官府的收入與支出，而非「行錢」，也就是政府的「公財」進出，用現代的話講，就是財政收支的「記帳單位」和「計算公式」。
在《翻翻大秦帝國的錢袋子》一文中，三解已經討論過：
在秦朝的「縣」級財政之中，包括「禁錢」與「不禁錢」，「禁錢」就是上文中《金布律》所提及的「縣道官勿敢擅用」，有資格調用它們的，只有「御史大夫」，還是要以「貸」的方式，而非「撥付」，也就意味著「禁錢」實際上是「秦王」、「秦始皇」的「私產」。
反觀「不禁錢」，其跨「縣」調動的權力在「執法」手裡，「戶賦錢」又直接輸送太守，則應該就剩下「贖刑錢」和「貲債錢」。
也就是說，秦帝國的「縣財政」可以動用的唯一貨幣收入就是「贖刑錢」和「貲錢」，能有「出入錢」的，也就是這兩種，而上文中的：
死刑、耐刑、貲刑都屬「刑罰」；
「馬甲」、「甲」、「盾」、「布」都屬「實物」；
「金」就是「金」；
「錢」就是「錢」。
四者之間的關係，只能是「相當於」、「價值多少」的「記帳單位對應關係」，而並非貨幣意義上的「實際兌換」關係。
現實是，根據前人對睡虎地秦墓竹簡的研究，其中的諸多規定的「錢數」，實際上為「布」當「錢」的倍數，比如諸多財務犯罪的界限22錢、66錢、220錢、660錢、2200錢（見《效律》），實質上應為若干布，只是以「錢數」屬文。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將「睡虎地秦墓竹簡」和「嶽麓書院藏秦簡」視為一個不變邏輯下的整體來考慮，就會發現，《金布律》的存在，恰恰是一個「雙層計價體系」的顯例。
之所以「金」、「布」合稱，在於上述四者的關聯性。
罰—兵甲—（金）—錢；
財物—布—錢。
見《周禮·秋官司寇·職金》：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
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何解？
以罰代刑，是為「士大夫」之特權，所以，儘管《周禮》並非周代作品，卻至少展示了先秦的「士大夫」生存思維，即「士」為「金罰」、「貨罰」，併入於「司兵」，也就是增強武備。
這種思維，在《國語·齊語》也有記載：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鞺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詛、夷、斤、斫，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文獻之外，還有考古所見，1975年出土的西周「朕匜」就記錄了一次以罰金代刑的判決，譯文節選如下：
依你罪，我本應鞭打你一千下，施以墨刑；但現在我大赦你，免去你的五百鞭，另外五百鞭，改罰金三百鍰。
前後結合，可知「司兵」的兵器，也就是「實物」是目的，是「計價基礎」，「金」是與之對應比例的「計價工具」，「錢數」只是「當金」的結果。
同樣，「布」也是早期政權的目的，因為在睡虎地秦墓竹簡《金布律》中還保有「發放衣服」的規定：
稟衣者，隸臣、府隸之毋（無）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錢，夏五十五錢；其小者冬七十七錢，夏卌四錢。舂冬人五十五錢，夏卌四錢；其小者冬卌四錢，夏卅三錢。隸臣妾之老及小不能自衣者，如舂衣。
這是官府給刑徒、官奴發放衣物的基礎標準，110錢、55錢，77錢、44錢，55錢、44錢，44錢、33錢，均為11錢=1布的倍數。
可見，「布」是官府維持運轉的必需品之一，只不過這個對象是「徒隸」，也就是官營經濟的「生產工具」們，「布」是官府的實際需要，也是「計價基礎」，略同於「主幣」，「錢」只是「換算」，略同於「輔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哪怕理論上已經廢除了「行布」的貨幣地位的秦二世時代，嶽麓書院藏秦簡《金布律》仍規定：
金布律曰：出戶賦者，自泰庶長以下，十月戶出芻一石十五斤；五月戶出十六錢，其欲出布者，許之。
這一條法律，在《二年律令》中編入了《田律》，就去掉了「其欲出布者，許之」的條文，而僅限於芻藁實物和「入錢」，這一變化，實則適應了秦末大亂之後，徒隸階層的絕對數量的減少和諸縣刑徒經濟的萎縮，《二年律令》中雖然仍然存有對徒隸的「布」和「衣」的授予規定，相應物資的需求已經不再像秦朝一樣普遍，要以「律」的形式對全國進行規定。
西漢立國之後的變化遠不止於此，在「秦律」之中普遍可見的「貲甲」、「貲盾」等規定，在《二年律令》中均改為「罰金若干兩（斤）」，比如嶽麓書院藏秦簡中「贖死」的「馬甲十二，錢二萬三千卌」到《二年律令·具律》就變成了「贖死，金二斤八兩。」
換算一下，上文中說秦為「金一銖值二十四錢」，金「二斤八兩」就是四十兩，一兩合二十四銖，正好是「二萬三千四十錢」，說明西漢初年將「計價基礎」改為了「黃金」，「黃金」又是確定的「行金」，也就是法定流通貨幣，徹底完成了對上述「混亂單位」的統一。
那麼，既然只是進行一下換算就可以解決的問題，秦國和秦朝，為什麼要搞得這麼複雜呢？
答案其實就在《金布律》的「律名」之中。
我們今天通過諸多前輩學者的研究知道，「金布」在秦制體系中是一個「官有財物」的總稱，在縣級機關設置的「金布曹」職權里，不僅包括「錢」和「金」、「布」，還包括諸多公物、公器的儲存、處置和變賣，但是，「武器」和「糧食」、「刑徒」這三個最大宗的「公物」不在其中，具體的物資收支也在「少內」管轄，其職能非常地「虛」。
但是，如果我們用現代的「會計部門」的概念來理解「金布曹」和「金布」概念，一應問題迎刃而解，即「金布」概念實際上就是「帳面財物」的概念，「金布曹」的核心任務，就是將「縣級政權」所收入支出的繁雜的「物」，即上文中提及的「計價基礎」，變換為「計價換算」，統一「帳面單位」，讓其進入一個「帳簿」，而具體的「物」仍舊歸屬於「諸官」。
之所以有「金」，有「布」，根本原因在於歷史傳承。
「貲甲盾」約等於西周、春秋時代「士」的「金（銅）罰」、「貨罰」入司兵的變體；「布」則是對財物的衡量。
合而為「金」、「布」之律。
而這種「雙層計價體系」則要上溯至《管子·國蓄》中提及的「三層計價體系」：
上幣：珠玉；
中幣：黃金；
下幣：刀布。
之所以稱之為「多層計價體系」而不稱之為「多層貨幣體系」的原因是，上述分層實質上是一種「身份制社會」下的「財物占有」，也就是「對應身份階層」的人群使用對應的「財物」，並分別計價、兌換，而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通貨」，甚至根本就不是「貨幣」。
在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中有如下記錄：
「盜出朱（珠）玉邦關及買（賣）於客者，上朱（珠）玉內史，內史材鼠（予）購。」 可（何）以購之？其耐罪以上，購如捕它罪人；貲罪，不購。
翻譯過來就是，將珠玉偷運出境以及賣給六國來做買賣的「邦客」珠玉的，查獲後，應將珠玉上交「內史」，「內史」酌量給予購賞，也就是懸賞、獎勵的意思。具體應該怎樣獎賞？如果被捕犯人應處耐罪以上，則與捕獲其他罪犯同樣獎賞；如應處罰款的，則不予獎賞。
這裡其實有兩條隱藏信息：
其一，秦國有禁止本國「珠玉」外流的禁令；
其二，秦國盜賣的「珠玉」在地方官吏查獲後，要上交「內史」，而非郡縣收儲，購賞也由「內史」執行。
在《二年律令·津關令》中也有類似的規定：
制詔御史：其令扜（扞）關、鄖關、武關、函谷【關】、臨晉關，及諸其塞之河津，禁毋出黃金，諸奠黃金器及銅，有犯令……
在《翻翻大秦帝國的錢袋子》一文中，三解曾經科普過，秦國、秦朝的「內史」實際上承擔著「國庫」的職責，也就是說，「珠玉」雖然不是戰略物資，卻屬於「國家儲備資源」，郡縣也不允許持有，恰恰說明了秦制下「財物」占有的「分層」體系，西漢王朝對於「財物」的認知，完全歸併到了「黃金」與「銅」上，對應的禁令，就徹底走出了「三層計價體系」，這無疑是歷史的進步。
綜上所述，在睡虎地秦墓竹簡記錄截止的秦始皇三十年前，也就是秦國統一天下前後，秦制下的貨幣系統中，只有「行錢」和「行布」兩種。
「甲兵」計價的「金罰」，屬於「士」、「大夫」階層，實則以「金」定數，再換算為「錢」；而「布」計價的「行布」、「行錢」，則屬於「庶人」和「徒隸」，共同通用於「賈市」行為之中。
到嶽麓書院藏秦簡記錄截止的秦二世二年前，也就是秦朝滅亡前夕，秦制下的貨幣系統中，「行布」被廢除，只有「行錢」一種。
屬於「士」、「大夫」階層的「甲兵」計價不變；而「庶人」和「徒隸」相關的「布」則被廢止，換成了純粹的「行錢」計數。
這恰與《史記·平準書》的表述合拍，只要我們將「幣」和「貨幣」分開：
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
「秦中」這個時間點，而非《漢書·食貨志下》中的「秦兼天下」，正體現了司馬遷歷史書法上的「精確」，即秦統一天下貨幣為「三等」的時間，並不是秦始皇統一之時，而是秦朝建立之後。
這個「一國之幣」，實際上是談「統一各國的『幣』」。
以《管子·國蓄》的「三幣」和秦國對「珠玉」外流的禁令來看，秦國雖然已「初行錢」一百多年，在與六國的交往之中， 仍不得不遵從「國際慣例」，將「珠玉」視為重要的「幣」，至於是不是法定的「上幣」，就不得而知了。
對照下《史記·平準書》：
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
也就是說，明確將「珠玉」排除在「幣」外，根本原因就是上文中引用的春秋戰國時代的「皮幣」在諸侯國「外交」中的禮儀功能在「四海一」之後消失了，大秦朝不需要給任何國家「奉皮幣」拉交情了，那麼，「珠玉」這種在「身份時代」具有最高地位的，即「諸侯」間使用的「幣」，廢了。
反而，「黃金」這種作用於臣下的「中幣」，可以留存，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原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
「三十萬金」也就是「三十萬鎰黃金」，算是什麼規模呢？參考一下《漢書·王莽傳》：
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
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臧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
王莽在未篡漢之前就施行了「黃金」上繳的政策，至其滅亡時，內府藏金也就是七十多萬斤。當然，在秦國和秦代出土的文物中，有「鎰」這個重量單位銘文的，只有陝西臨潼武家屯出土的秦代金餅一件，上書「益兩半」，該金餅重量250克，恰與秦、西漢一斤吻合，也就是說，秦始皇的這「三十萬金」要比漢代的「三十萬金」少一些。
但是，秦國雖為七國最強者，也只是七國之一，能夠拿出「三十萬鎰」黃金，也相當於王莽時代的近半國儲，也就意味著，秦國只能是採取了更加嚴厲的「黃金國有政策」，也正因為如此，上文中的秦律文本中才沒有「行金」字樣，但這並不妨礙秦朝將之定為「上幣」。「上幣」本來也不是給你老百姓用的，而是君主給予有爵貴族的賞賜或饋贈。
在秦國和秦朝前期，平民百姓可以行用的貨幣，就是「行布」、「行錢」兩種，問題是，六國故地與秦國舊地社會經濟情況迥異，民間不止有大量的六國舊銅幣，還有數量巨大的「黃金」在民間留存，否則「陶朱公」三致千金之類的說法就不會存在。
問題在於，「黃金」這種「上幣」，或者直白地說「上等人」使用的「貨幣」，不能成為「行金」，也就不能在「市」上使用，也就意味著不會介入到秦朝政府嚴格控制下的「賈市」交易體系之中，真正承受所有貨幣兌換壓力的是「布」。
正如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對於「錢」和「金」、「布」關係的表述，在秦國和秦朝前期，秦「半兩錢」一直是「當布」、「當金」的，也就是說，它不是「主價值衡量物」，而近似於現代意義上的「輔幣」概念，也就是說，在秦的交易行為中「行布」才是「主幣」。
而到了秦朝末期，嶽麓書院藏秦簡中，「行布」這個「主幣」消失了，直接以「銅錢」這個「輔幣」與「黃金」進行換算，幾年之後的西漢王朝又將「黃金」作為「行金」，結合《史記·平準書》的記載，我們有理由相信，秦帝國在貨幣制度的運行之中，出現了不得不廢除「行布」，改用「行金」、「行錢」並行的「大事件」。
也就是說，在秦朝滅亡之前，「上幣」黃金已經變成了「流通貨幣」與「下幣」銅錢並行，而不再是古典意義的「幣」，至於「布」，則徹底退出了「通貨」。
這個「大事件」到底是什麼，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