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近日，義大利電影《美麗人生》4K修復版的上映，給觀眾提供了一個不同於《辛德勒的名單》等經典好萊塢主流話語下的二戰視角。而關於「戰爭中的人性」這一母題，作為有著優秀的現實主義電影傳統的義大利，大半個世紀以來湧現出各種不同角度、各具特色的優秀作品。
《特殊的一天》即是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一個例子，影片曾獲得第50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最佳男主角（馬塞洛·馬斯楚安尼）的提名。在此，將從導演的創作風格、影片的視聽特色、角色的代表意義及主題的思想性等角度剖析這部影片。
義大利新現實主義的沿承
從羅伯托·羅西里尼的《羅馬，不設防的城市》到維托里奧·德·西卡《偷自行車的人》，義大利新現實主義不同於好萊塢商業電影用精心雕琢的夢幻與華麗去使人過分沉湎於想像，而是強調電影的社會批判性與文化反思性。此外，在影像風格上也獨具美學特色，通常它的特點是：未經刻意修剪、過分精緻化的、力圖還原現實的粗糲影像；去封閉化、開放式的故事結構；去戲劇化、生活化的影片情節；呈現連續時空的紀實性長鏡頭等。因此，深刻影響著後世的世界各地電影工作者。
埃托爾·斯科拉沿承了義大利電影的優秀傳統，儘管他的電影風格各異（或平實工整、或前衛先鋒）、類型也不盡相同（諷刺喜劇、現實主義正劇等），卻大都著力反應戰爭給整個社會精神層面帶來的潛移默化的改變、底層平民迷失在時代大環境之下的自我價值追尋與消解。
01.歷史意志中被裹挾的個人命運
片名「特殊的一天」有多重含義。其一是顯性含義，即是歷史意義上的明確、具象的一天：1938年5月6日，獨裁者墨索里尼與希特勒集合群眾鼓吹法西斯主義蠱惑人心、煽動群眾，試圖通過鋼鐵意志、英雄主義、奉獻精神等具有迷惑性的詞彙模糊大眾視聽以完成自己的目的；而「特殊的一天」的隱性意義，則是在這一天的拂曉到黃昏的一天之內短短十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內，男女主人公經歷了對他們各自的人生而言「特殊」的一天，劇烈的思想鬥爭、胎換骨般的精神覺醒。
影片採用法西斯的廣播作為貫穿全片的聲音符號，這種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那無時無刻不存在的、蓋過男女主人公生活聲音、大有喧賓奪主之嫌的廣播擴大器，象徵著法西斯強權的一種權威話語，它無形地「監視」與「規訓」著男主人公的生活，在這種歷史意志的壓迫、異化之下，男女主人公生活中一種壓抑與禁錮之中。
02.真實空間的構建：公寓、樓梯、門窗、天台
影片的最大特色即是在時間（一天之內）確立的情況下，對空間關係精妙的展現。低飽和度的泛黃畫面傳達出的壓抑、迷惘、無助又疏離奠定了整部影片的調性，而視覺空間上的逼仄與壓抑則是男女主角精神枷鎖的象徵。
從公寓筒子樓的機械化「牢籠」意象、幽閉狹窄的樓梯間、自動分割視覺空間的門框窗框、鐵絲包裹的電梯，再到相對開闊的天台，這些封閉空間既是世俗生活、威權社會、獨裁者意志給他們生活定下的條條框框與精神道德方面行為的約束與訓導，也是他們無法改變的內心孤獨與空虛。作為家庭主婦的女主人公困在法西斯意志的大環境、父權主導的家庭倫理秩序下，只得奔波於家庭瑣事之中；而因情感取向被辭退的男主角也在與社會的脫節中感到被遺棄。
戰爭中的人性覺醒與個體價值的思考
影片的文本價值絲毫不遜於影像表達上的成就，而男女主人公所代表的人群為二戰的反思類影片提供了一個更新穎的視角。如果控訴戰爭的殘酷，很多影片採取孩童視角，用純凈天真的兒童本性反襯戰爭對生命的暴力摧殘與對人性的異化，例如路易·馬勒的《再見，孩子們》。
本片的視角則對準了一種更普遍的群體，他們既非隨波逐流、兩眼昏花的法西斯狂熱擁護者，也非激進的反戰先鋒；而恰恰是這種被蒙蔽、精神困頓麻木的「大多數」，使得影片更能觸及反法西斯主題的實質。
01.女性的現實困境、價值訴求
Antonietta（索菲亞·羅蘭飾）是一個尋常的家庭主婦，一個普通的公務員之妻，日常從事的無非就是無盡的瑣碎家務，處理應付丈夫兒子的生活瑣屑。她的生活里沒有文學、藝術等豐富精神世界的東西，在墨索里尼的高壓統治下，她本能地產生一種崇拜、用相冊將其語錄記錄下來以示尊崇。
影片開始的一個長鏡頭調度，便將女主角安於家庭主婦身份、踐行男權家庭準則而樂此不疲的心態巧妙地展示出。清晨起身的女主辛苦為整個家庭來回輾轉受盡辛勞卻仍舊不被尊重，從精神遊離的丈夫到不尊重女性的大兒子，她都百般遷就不以為然。這種「家庭的衛士」、「生育的工具」等法西斯、夫權秩序下的物化身份給她帶來的積攢已久的困境心理，在與男主角Gabriele（馬塞洛·馬斯楚安尼飾）的意外會晤後，發生了改變。
而男主角推薦給她看的大仲馬《三個火槍手》，不僅僅是給了她不同於瑣碎家務的生活體驗，更在於給了她一種知識力量、現代精神的啟蒙。她開始明白，廚房與家庭不是女性的最終歸宿，自己也不該是生育的機器與丈夫兒子的奴隸，女性有權力追求平等的情感地位。而潛意識中，她也開始自省真實的價值訴求與真正價值歸屬，法西斯宣揚的道德準則、夫權主導的家庭秩序本質上不過是一種對女性和底層弱勢群體的精神禁錮於心靈異化。
02.嚴酷現實中的理想主義者之殤
男主人公的形象是與女主角相對的另一種典型。如果說女主角作為一名「循規蹈矩」、困頓其中無法自拔的尋常家庭主婦，是壓抑自我訴求與個人精神意志的大多數人寫照；那麼男主人公因為「同志」身份被視作異類、與衡量男性的主流價值標準「父親——丈夫——戰士」相悖、更熱衷於藝術與心靈自由，是個十足的理想主義者。
而在戰時保守、陳腐、異化甚至病態的價值觀之下，他被從播音員的位置上辭退，劃入黑名單，這種不被集體社會接納的孤獨與寂寞，有著深入骨髓的絕望之感。由此可見，影片也藉此將主題從對戰爭的反思升華到對一切施加於人的、異化人心、禁錮人性的愚昧觀念的批判與反諷。
當男女主角在互相認識、了解、誤會、和解後而產生的精神上的理解與勉勵，這種感情便顯示出了人性中最純粹的美好與燦爛。是故，當男主角帶領女主人公跳倫巴舞、天台上彼此間吐露心扉，這種情感力量，不需可以渲染，便擁有打動人心的力量。早在60年代便憑費德里科·費里尼的《甜蜜的生活》、《八部半》等影片享譽全球的馬塞洛·馬斯楚安尼，詮釋起此類角色可謂是得心應手，內斂、憂鬱、富於沉思的氣質，與角色的理想主義者特質、藝術型人格是高度契合的。
影片中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情感撫慰脫離了傳統的「愛情救贖」模式，而是用一種無關乎身份、階級、價值取向的人與人之間最純粹的理解與勉勵、包容與認同，來完成一種人性復甦與精神甦醒。影片的反思不僅僅是法西斯威權對個體意志的壓迫，更是鞭撻一切出於偏見、狹隘、愚昧、無知的欲加之罪對人類自由的天性、愛與和平、一切美好事物的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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