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一年一度的當代肖像大獎賽吸引了眾多來自愛爾蘭本土和海外愛爾蘭藝術家的參賽作品。在愛爾蘭國家美術館舉辦的展覽展出了2019年評委會選出的一等獎、二等獎作品，以及其他入圍作品。
蘇黎世肖像大獎賽舉辦的目的是展示和鼓勵公眾對當代肖像作品的關注，並提高愛爾蘭國家美術館長期和不斷發展的「國家肖像收藏」的知名度。
一等獎
《西比爾·麥卡迪與女兒露露》
恩達·鮑伊(1975年)
恩達·鮑伊創作的這幅攝影作品描繪了一位剛成為媽媽的年輕女人和她孩子之間的情感聯繫，喚起了人們對傳統的母親和孩子之間關係的記憶。再仔細觀察的話，你會看到西比爾臉上的穿孔、紋身和美甲，在以城市為背景的襯托下，為這個古老的主題賦予了一種當代的感覺。
這張拍攝於倫敦東區一個住宅區的作品是鮑伊正在進行的一個叫做「克拉普頓花朵」的藝術項目的一個部分，他的這個系列作品告訴人們，尤其在這個國與國之間築起了一道道高牆，政治鼓勵人們不要相信彼此的時代，我們更需要對人類和社會的多樣化進行讚美。
二等獎
《以及離他們的世界近和遠的東西》
喬·鄧恩（1957年）
這幅作品描繪的是藝術家和他的直系親屬。儘管這幅作品參考了西班牙畫家迭戈·韋拉茲克斯的《拉斯梅尼納斯》，但最初的創作意圖是對2017年在愛爾蘭國家美術館舉辦的《維米爾和風格繪畫大師展覽》的回應。
這幅在開始只是描繪了一個正在閱讀的年輕女子的當代繪畫逐漸發展成了一幅更大和複雜的作品，在一個熟悉的日常環境中對時間、空間、轉瞬即逝、肖像、藝術和社交媒體等主題進行了探索。
《三隻手的露西和抱著她的腿的我》
來自盧坎的薩爾瓦多（1994年）
《三隻手的露西和我抱著她的腿》是一幅關於我和露西之間關係的作品。人際關係是一件很難的事。一個人的愛對另一個人來說就是最好的嗎？在這裡，我所描繪的是放鬆。我在床腳，手機正在充電。我的手放在她的腳上。她有三隻手：一隻手放在臉上，一隻手拿著手帕，另一隻手拿著電話。這幅畫的構圖受到了一幅花卉圖解的影響。
入圍作品
《閉眼的自畫像》
克里斯多福·巴納漢（1958年）
人類的臉就像一本日記，反映出他的歷史以及他的生理和情感地圖。然而，在這本「人類書籍」的封面之下深深隱藏的內心只有通過對一副肖像進行緩慢、深入的思考和詳盡的研究才能夠顯露出來。我在木板上畫肖像，我會讓木頭的紋理保留它頑固、殘餘的存在，透過畫像增加一種持久的感覺，讓人感覺到畫像是縹緲的、非物質的，並幾乎不受時間的限制。
《一亮》
謝恩·伯克利（1992年）
這幅畫描繪了在一個令人愉悅的春天的下午兩個人在公園裡的一刻。抽菸的人忘記帶打火機了，不過沒關係，因為穿西裝的人的口袋裡有一盒火柴。關鍵的事情發生在起到保護性的手的後面，它不僅讓火柴不受風的影響，也保護了觀眾。我自行選擇了這個背景對此進行了處理，並準確地描繪出這種互動的本質。
《他不在這裡》
埃爾斯·博爾哈特（1982年）
我不斷變化的世界觀和以人為主題進行藝術創作是我多次旅行、 不斷移徙並結合了我個人觀點和夢想的結果，我的靈感也來源於此。通過詩人波德萊爾的「獨立觀察者」思想，我對漂泊的意義以及漂泊如何影響我們對世界的感知進行了探索。這讓我的作品呈現出好奇的一瞥和沉思、常常被忽略的時刻、記憶的碎片和沒有答案的開放性問題的畫面，為觀者帶來一系列的特殊體驗。
《你離開的那天》
麗薩·巴特利（1977年）
麗薩·麥考馬克（1974年）
愛爾蘭人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痛苦分離，特別是當他們所愛的人要被迫離開這個國家。家人通常是在廚房的餐桌前獲知這個改變生活的決定。作為許多家庭里的中心，餐桌會恭敬而盡職地吸收這些家庭的故事和情感。這張攝影作品聚焦了一個家庭和這張餐桌之間的關係。這張被撕裂的餐桌是為在你離開那天心痛的感覺騰出一些空間。
《自畫像》
康霍爾·凱西（1976年）
這幅自畫像（畫於42歲）是一個正在進行的系列作品的一部分。從十幾歲起，我每年至少會畫一幅自畫像。我會在這個近距離的集中觀察過程中對鏡子中反射出來的我進行研究。這個系列記錄了生理和心理的衰老過程，以及我不斷變化的技術能力和藝術傾向。
《凱倫和艾倫·麥克斯特勞II》
大衛·漢密爾頓（1956年）
阿斯伯格綜合症的肖像
阿斯伯格綜合症患者的視覺、聽覺和感覺與其他人不同。有些人可能會對觸摸、光線、氣味、顏色、溫度或疼痛的感覺過高，或過低。當感覺超負荷觸發時，他們的個性會翻轉。撫養一個患有阿斯伯格綜合症的孩子需要耐心和周密安排，也改變了做父母的意義。他們必須要讓自己的孩子為一個可能並不總是能理解他們的世界做好準備。
《脆弱》
戈登·哈里斯（1977年）
《脆弱》畫的是我的女兒。我用頭盔和泡泡紙來描繪保護她免受外部力量，無論是精神還是身體上對脆弱的生命帶來的衝擊。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頭盔陰影下她眼中流露出來的純真情感。孩子有著非常強的直覺，並且能夠經常感覺到能量。我的目標是保護我的孩子，給她內在的力量。今天的孩子可以成為明天的領袖。
《保拉·米哈》
德拉甘娜·朱里奇（1975年）
我為著名詩人保拉·米哈拍攝的這幅肖像來自我們的圖書博物館，這是一部對亨利埃塔街14號，都柏林社會歷史博物館的歷史和在那裡生活過的人們的頌歌。
《我是克勞迪婭》
林恩·甘迺迪（1975年）
克勞迪婭·斯坎倫是一個患有大皰性表皮鬆解症的女孩兒。這種痛苦的病症使她的皮膚非常容易起泡和受傷。當我遇見克勞迪婭給她畫畫的時候，她談到了她對藝術的熱愛，所以我在這幅作品中加入了一些她自己畫的一些畫和想要說的話。克勞迪婭有著強烈的觀點，我想要確保她的觀點能夠在這幅肖像中被聽到。
《鏡中的我III：人造帽子》
米森·李（1959年）
我在窗邊放了一個畫架，在上面放了一面鏡子。我凝視著鏡子，看到一個微笑的女人，頭上戴著一頂人造帽子，這是一個朋友送的禮物。我拿出一塊舊帆布放在腿上。凝視著鏡子，我再也找不到那個微笑的女人。我看見一個陌生的女人盯著我看。我開始畫她，她也開始畫我。
《塔妮婭·珀爾西尼在縫紉》
保羅·麥考麥奇（1961年）
我的迷你系列肖像畫《家庭女神》對傳統女性的角色進行了頌揚。婦女承擔了很多不被重視的工作。儘管有一些例外，但成為名廚、裁縫和時裝設計師的大多是男性，而且所有名廚的清潔工都是女性。我的侄女塔妮婭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女裁縫，做了我的模特。我之所以選擇這種形式是因為從傳統意義上來說，女性的角色是在家裡做一個母親。
《自畫像》
伊恩·馬厄（1995年）
這是對藝術家弗蘭克·奧爾巴赫和利昂·科索夫作品作品的一種回應。我最初被他們的一些作品所吸引，他們的繪畫開始進入到了雕塑的領域。帆布的嚴苛邊界被跨越了，大量的顏料從表面升起。隨著創作過程的不斷進行，我最終的解讀也不斷發生變化。
《無題T#1》
費恩·麥肯（1973年）
盧森堡裔美國攝影師愛德華·史泰欽曾說過『一副肖像不是用照相機，而是鏡頭前後的人創作的。』《無題T#1》是我為托尼·斯特里克蘭拍攝的系列照片之一。這是該系列的第一部分，在2019年5月開始的。
《喬·達菲》
布萊恩·麥卡錫（1960年）
播音主持和獲獎社會歷史作家喬·達菲是RTE Radio 1每日直播節目的主持人、《崛起的孩子》（2015年）的作者，以及《麻煩的孩子》（2019年）的合著者。我選擇以喬的家鄉都柏林——這個他有著許多忠實聽眾的城市為背景來描繪他。這幅肖像是在喬位於克朗塔夫的家創作的。喬穿著他的標誌性的背帶和袖扣，遠處是這座城市標誌性的普爾貝格煙囪。
《裝扮成希臘戰神阿瑞斯的自畫像》
利亞姆·羅賓遜（1991年）
阿瑞斯被斯巴達人視為是完美戰士的典範，一個嗜血成性，具有毀滅傾向的神。我用煎鍋、搋子和濾盆代替了劍、盾牌和頭盔。我把阿瑞斯從他最初的化身變成了那些與心理健康搏鬥、冒著無家可歸和毒品（酒精）成癮的威脅，以及每天都被負面媒體衝擊的步履沉重、朝九晚五的現代養家餬口者的賦權象徵。
《瑪麗·羅賓遜，都柏林》
約翰尼·薩維奇（1981年）
這幅肖像是受《衛報》委託拍攝的。在拍攝的那個早晨世界重要氣候科學家警告說，人類只有到2030年這一段時間去避免一場全球變暖所帶來的災難。穿著黑色的鞋子、黑色的褲子和黑色的毛衣的愛爾蘭前總統瑪麗·羅賓遜憂心忡忡地坐在她創辦的「氣候正義基金會」位於都柏林的總部里。唯一的亮點是她毛衣翻領上的一枚五顏六色的胸針。「它象徵著可持續發展目標，」她說。「這是聯合國製作的一枚非常好的徽章，所以我喜歡戴著它。」「我從德斯蒙德·圖圖大主教那裡學到了做一個『希望的囚徒』：杯子可能沒有半滿，但在杯子裡有你能夠用的東西。希望為我們帶來力量。」
《母親》
尼亞姆·史密斯（1980年）
《母親》是《家庭機構》系列作品中的一副作品。這個系列是與倖存者和母親們之間的合作，表達了愛爾蘭從成立到今天所經歷過的悲慘歷史。鏡頭裡包含著隱藏的、令人感到不安和緊張的空間和表面。家是我們每天都很熟悉，但卻飽含著更深層意義的地方。因此，這個作品成為了一個政治、社會和個人的分層組合。這是一個深思的過程，有節奏地移動，並向闡述這些控制體系及其所產生的影響的方向發展。
《在海灘上（爸爸1946-2018）》
馬塞爾·維達爾（1986年）
我的父親讓-馬克·維達爾出生於阿爾及利亞，是一名擁有法國國籍的「黑腳」（指1830年至1962年法國統治期間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和其他歐洲血統的人，在阿爾及利亞獲得獨立或在隨後的幾個月內「返回」法國大陸的人）。他是在16歲的時候，阿爾及利亞脫離法國統治並獨立後離開了那裡。在加入軍隊前，他在巴黎美術學院學習。上世紀70年代末，他移居到愛爾蘭，成為了一名獨立藝術家並認識了我的媽媽麗塔·伯恩。2018年，我父親死於非特異性特發性間質性肺炎。
《Mná na hÉireann》
艾米·沃爾什（1982年）
《Mná na hÉireann》是一幅為紀念對愛爾蘭根據第八修正案制定的禁止墮胎法案進行挑戰的「字母案件」當事人的作品。為了保護法律案件中的每一個當事人的身份，她們的名字被用字母X，D，A，B，C，Y和PP所代替。這個作品在對讓婦女沒有權利表達自己的體系和她們在愛爾蘭這個社會中的經歷進行了探究的同時，也對鬥爭和反抗的力量進行了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