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從朝廷到地方有一大批士人在不遺餘力地維持著東漢政權的統治，維護著社會秩序的穩定。上層有大批士人在鼎力支撐，下層也有一批能吏在竭力治理。
一、抗爭和維持
在東漢後期這種亂局當中，士人們雖然做出了不同的抉擇，但是我們不難知道，第一種和第二種選擇對東漢後期的政治秩序的影響是主要的。自從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的建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學習儒學經義就成為士人進入仕途的一個重要途徑。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到東漢中興之時，儒學的氛圍已經非常濃厚。
光武帝少時也曾前往長安，進入太學學習《尚書》，而與光武帝一起出征的將帥也大都有儒者氣息。而且東漢時期的統治者基本上都是非常重視儒學經術的。光武帝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創辦太學；並且大力褒獎在王莽篡漢時能堅守道義，誓不屈服於王莽的高義之士；還多次尋訪幽人名士。由於儒家經義的薰染和東漢統治者的大力宣揚，形成了東漢朝士人重名節和重道尚志，以天下為己任的價值取向。奉行的是孟子強調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所以在東漢後期外戚宦官擅權的亂局中我們可以看到依然有不少士人是在激烈地與把持朝政的外戚宦官們抗爭的，雖然他們知道他們可能要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犧牲自己的政治前途，乃至身家性命。但他們仍前仆後繼，無所畏懼地堅挺身而出，正道而行，正學以言。顧炎武在《日知錄》中亦曰：
光武……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可謂知言者矣。
和帝時期，竇氏秉權，並居機要，親戚子弟遍布朝野，權勢滲透朝堂內外，大有篡變之勢。但任隗與袁安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袁安更是因為天子幼弱，外戚擅權，而「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與任隗諫止竇氏，至免冠朝堂固爭十上。但太后皆不理會，其他士大夫皆替他感到擔憂和害怕，但袁安正色自若。郅壽、何敞、樂恢皆數次上書陳憲之短，切言諫憲。韓棱在朝數薦良吏，所薦之人如應順、周紆等皆有名於當時。竇憲殺都鄉侯劉暢案，有司畏忌竇憲，皆懷疑劉暢兄弟，但韓棱
上言「賊在京師.不宜舍近問遠，並不顧太后的怒火和切責，固執地堅持自己的判斷和議論。並且正色地諫止竇憲稱萬歲。周榮與袁安一起奏竇憲爭立北單于事，受到竇憲賓客徐齮的威脅，周榮回道：「今復得備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
周榮願意以生命作為籌碼與竇憲抗爭，以「腐身」覺悟朝廷。其他如朱暉、陳寵、丁鴻、李法、應順等人皆「守正不阿」、「正言極辭，無改於舊」。正因為有了這麼多士大夫不惜性命，不懼權勢，直言進諫，正直而行，才使得竇氏雖有篡權之勢，然終不敢有篡權之行。正如范嘩所云:
「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衰、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故能挾幼主之斷,勒奸回之逼。不然，國家危矣」
安帝親政後，朝政被宦戚共同把持，更相煽動，傾搖朝廷。然而因為楊震「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與大臣們同心協力，使得可以「隨意假作詔書，胡作非為」的宦戚不敢有取而代之之行為。順帝後期、桓帝前期，梁冀專秉國政，外戚勢力到達一個巔峰，但與此同時，士大夫反對貴戚的呼聲也隨之高漲。
如朝廷欲派張綱徇行風俗，但張綱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緊接著便上奏朝廷言梁氏兄弟為「封豕長蛇」，放肆貪婪等，並且條陳了竇氏無君之心十五事。此後，更是出現了李固與杜喬等直接相杵梁冀之士大夫。桓帝朝，由於曹騰有參建桓之策，後來的五侯又有誅冀之功，所以宦官勢力極度膨脹，達到了一個登峰造極之勢。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
當時楊秉和周景上書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征，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後來，桓帝令他二人舉奏姦猾，從將軍至牧守以下，免官者五十餘人，天下肅然。而在桓靈朝，宦官權勢滔天，氣焰囂張，但是士人無所畏懼，堅持與宦官集團抗爭到底。
雖遭禁錮，永世不得為官；甚至要拋卻性命也在所不惜。范曄亦在《後漢書》中論道：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除卻朝廷官員的奮力抗爭，正道而行，正學以言以及一些官員的委曲求全地與宦戚進行斡旋以外。在地方上也有一大批能臣治吏。如劉祐為膠東相時，政崇仁簡，民不忍欺。
由此可見，從朝廷到地方有一大批士人在不遺餘力地維持著東漢政權的統治，維護著社會秩序的穩定。上層有大批士人在鼎力支撐，下層也有一批能吏在竭力治理。由於士人與外戚、宦官的抗爭大部分集中在朝廷，地方上受到的波動影響較小，同時地方上又有一批很有能力的官員進行治理，使得地方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依然能較正常的運行，總體來說，東漢的下層統治是比較穩定的。
二、培養人才和傳播文化
下層統治的穩定不僅依賴於地方上的官員的治理，同時也依賴於士人。士人擁有深厚的文化教養，他們通過從事教育相關的文化性活動，如傳授學業、著書立說以傳承儒家思想和指導民眾日常倫理，進而維護國家統治及政治運作。由於國家對教育的扶持和社會上對教授的需求，東漢時期產生了一大批從事教育的士人。
他們中有作為國家正式官員在太學及地方官學執教的，也有在私學執教的民間教授。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帝起太學，順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對太學進行了重修和擴建，建成兩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進行招生。這些學生被稱為太學生，至漢靈帝時期，太學生人數多至三萬人。
漢代地方官學的創辦始於景、武之際，到漢明帝時，班彪在《兩都賦》中就盛讚過國家教育之盛：「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情形雖有誇張，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東漢地方官學的發展狀況。實際上，東漢地方官員重視學校建設的也大有人在。孔融為北海相，「立學校，表顯儒術」。
故而地方官學也具有一定規模。私學始終是漢代學校教育的重要力量，如馬融就常聚徒講授，且這在當時成為了一種風氣。東漢對士人辦學沒有任何限制，因此，開設私學的士人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有未入仕的士人，有身居大位的士人，也有辭官之後開學授教的。私學在當時非常繁榮，出現了諸多家學，形成了一些著名的經學世家。
如桓氏，桓榮精通歐陽尚書，曾為光武講經，又為太子師。榮子桓郁傳父業，教授門徒百人，先後授兩代太子經。郁子桓焉亦明經篤行，授安帝經，又為太子太傅，授經禁中。焉孫桓典復傳其學業，教授門徒數百人，獻帝時官至光祿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師者至卿相，顯乎當時。」
弘農楊氏從楊寶、楊震到楊賜、楊彪世傳家學，榮顯兩漢。此外，汝南袁安、北海甄宇等家族也世代傳經。不管是官學還是私學，它們在人才的培養和思想文化的傳播上都產生過功效。而它們培養出來的人才又對維持東漢政治秩序出了一份力。因為這些學生是官僚階級的主要來源，是官員的後備軍。而且在政治秩序較為混亂時，他們還能形成一股勢力進行清議，通過輿論來促使朝廷修正一些行為，為政治秩序的穩定積蓄力量。
此外，也有一部分士人通過著書立說來影響政治秩序。他們著述可以分為幾類：說經解經類、政論史著類、詩賦文論類和其他雜著類。其中的許多著述皆是士人基於個人對現實社會、政治的觀察而撰就的，其論述表明了他們對政治、社會現象的一些觀察和見解。
如王符的《潛夫論》就是對東漢社會的一種觀察和批判，並希望能以此來引起統治者的警醒和士人的關注，進而影響東漢的政治秩序。因此說士人們不僅在政治上的竭力抗爭和努力維持，同時也在人才培養和思想文化傳播上做出貢獻，以此影響和維持東漢的政治秩序。正是這種種因素，使得東漢王朝能在外戚與宦官擅政的亂局中可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延續國祚百餘年。
正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鑑·漢紀》中所云：
然猶綿綿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挺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