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期「詞為艷科」形成的原因是什麼?

悠悠文學歲月才女 發佈 2020-01-05T21:37:08+00:00

艷,「指美女,舊時也用以指男女戀愛的事情」(《辭海》)。科,即種類。所謂「詞為艷科」,意思是說:詞是一種專寫男女戀情的文體。我們知道,詞起源於民間,在中唐前後引入文壇,在晚唐、五代迅速成長日漸成熟。

艷,「指美女,舊時也用以指男女戀愛的事情」(《辭海》)。科,即種類。所謂「詞為艷科」,意思是說:詞是一種專寫男女戀情的文體。我們知道,詞起源於民間,在中唐前後引入文壇,在晚唐、五代迅速成長日漸成熟。民間詞的題材是比較廣泛的,據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統計,描寫男女戀情和妓女生活的詞約占百分之四十,可見已潛伏著「詞為艷科」的趨勢。及至晚唐五代文人詞,題材越來越窄,專寫女人、相思之類。溫庭筠帶了個頭(《花間集》收溫詞六十六首,清一色寫女人),西蜀「花間派」、南唐馮延已等尾隨其後,他們的詞把婦女的服飾、體態、容貌及離情別緒寫得窮妍極態、細緻入微,「詞為艷科」的局面開始形成。這種局面在宋代不僅「持續穩定」下來,而且「變本加厲」地發展,以至形成一種頑固的傳統。那麼,為什麼「詞為艷科」的局面在晚唐五代開始形成、在宋代得以鞏固發展呢?

一、從美學角度說,「詞為艷科」是對前代「以戀情為美」的傳統的繼承和發展。為了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中國古代詩、文強調「言志」、「明道」,注重政治教化作用,如《尚書》云:「詩言志,歌永言」;劉勰云:「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龍》)。因而,男女戀情的題材是受到輕視和排斥的。儘管如此,作為人類「天性」的男女戀情總是壓抑不住的,它總是要表現於文學作品之中。中國古代的「戀情文學」有著悠久的傳統,下面我們對這個傳統作簡要的敘述。《詩經》第一篇就是戀歌:「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睢》)。象這樣的戀歌在《國風》中占了三分之一。屈原的《九歌》中「有神與神、人與神相愛的描寫,這是原始宗教人神雜糅的一種遺留,如《湘君》、《湘夫人》、《山鬼》三篇就是十分優秀的戀歌」。

《離騷》雖是一首「政治詩」,卻以芳草美人、男女戀情作比興,「如詩人自比為女子,由此出發,他以男女關係比君臣關係,以眾女妒美比群小嫉賢」。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文學一開始,抒寫男女戀情(或與男女戀情相關)的作品就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漢魏南北朝時期,「戀情文學」得以較大規模的發展,名篇佳作甚多。下面舉一些例子:漢樂府民歌《孔雀東南飛》、《白頭吟》、《上邪》、《上山采蘼蕪》等,或揭露封建禮教對愛情婚姻的摧殘,或抒寫怨女、棄婦的悲憤,或表現對忠貞不渝的愛情的理想。曹丕《燕歌行》敘寫「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的孤寂與痛苦。曹植《美女篇》敘寫美女「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的處境,《洛神賦》虛構人與神的戀愛悲劇,這兩篇作品或許都寄寓著他懷才不遇的感慨和思慕賢君的情懷。

陶淵明的《閒情賦》「表現了詩人生活中的另一方面,這篇賦用熱烈、純摯的筆調,抒寫了男女之愛,這種抒寫愛情的文字是相當大膽的。梁代的蕭統曾經斥責這篇賦是陶淵明的『白璧微瑕』。其實,這種一往情深的表白,絲毫沒有可非議的地方」。江淹《別賦》描寫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物「黯然消魂」的離情別緒,或慷慨悲歌,或纏綿往復。南朝樂府民歌以《吳聲歌》和《西曲歌》為主,幾乎全是男女情歌。至於由南朝梁簡文帝蕭綱所倡導、泛濫一時的「宮體詩」,則是色情多於愛情,是愛情意識的一種變態的、不健康的表現,只是為了滿足統治者荒淫享樂的需要罷了。但它的影響從梁到初唐延續了一百多年。及至唐代,乃是一個思想比較開放、禮教比較「放鬆」的時代,詩人們所受到的束縛和內心的顧慮相應減少了。於是,他們便比較「大膽」地為男女戀情而歌唱了。例如:盧照鄰《長安古意》唱出了對於愛情的熱烈的渴望:「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描寫了跟春夜月色一樣無處不有的離情別緒:「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

王昌齡的《從軍行》、《閨怨》抒寫征夫閨婦的縷縷情思:「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在安史之亂中困居長安的杜甫固然對妻兒有著深情的眷念:「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何時倚虛幌,雙照汨痕」(月夜),即使是「謫仙人」李白,也沒有忽略人間的男女戀情:「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子夜吳歌》)。特別是到了晚唐,抒寫男女戀情的詩、詞得到了「史無前例」的大發展。如李商隱的愛情詩是那樣地沁人心肺:「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無題》);又如韓偓《香奩集》中的詩,「皆裾裙脂粉之語」,這種「香奩詩」統領了整個唐末詩壇。至於晚唐、五代以溫庭、「花間派」為代表的戀情詞,上文已有敘述,在此就不多說了。

從上文的敘述可以看出,宋代「詞為艷科」的局面,決不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從「」的說,是對前代「戀情文學」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從「」的說,是晚唐五代「詞為艷科」局面的鞏固和發展。二、「詞為艷科」是宋代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如前面所述,宋代民族戰爭頻繁、城市經濟繁榮、科舉制度發展,男子離鄉外出從軍、求學、應試、為宦、經商的機會多了,他們與妻子或戀人之間的離情別緒必然訴諸包括詞在內的文學作品之中,而詞又特別適宜於表現這種感情,這是宋代戀情詞大量出現的原因之一。

宋代是一個君臣上下醉生夢死、享樂成風的時代,在太平盛世的北宋固然是如此,即使在苟安一隅的南宋,也依然是如此:「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文及翁《賀新郎》)。宋代是一個文人執政的社會,官僚文人物質待遇優厚,生活悠閒逸樂,大都官有官妓,家有家妓,倚紅偎翠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氣,連蘇軾這樣品行較為端莊者也未能免俗。不僅官僚文人如此,一般的文人也如此。那些失意的文人,往往也把秦樓楚館當作擺脫精神苦悶的好去處,柳永詞云:「未遂風雲便,怎不恣狂盪……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鶴沖天》),可謂一語道破。隨著文人與歌女妓女交往的日漸增多,抒寫他們之間婚外戀情的詞也就大量地出現了,而這類詞又大多沒有具體點明主人公的身份,是作為一般的男女戀情詞出現的。由此看來,享樂離不開女色,享樂之風一日不絕,「詞為絕科」也就一日不絕。三、「詞為艷科」是詞體的藝術特徵和宋人鄙視詞體的觀點所決定的。

宋詞跟宋代詩文處於相同的「文學背景」和時代環境之中,為什麼宋代詩,文不成為「艷科」,而「詞為艷科」 呢?從詞體的藝術特徵看。如前面所述,「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具有抒情深細婉曲的特點,實在是抒寫深細婉曲的男女戀情的最佳文體。同時,詞是一種音樂文學,是配合音樂可以歌唱的文體,而宋代歌壇多是由妙齡女郎演唱的。因而,由妙齡女郎(主要是歌妓)來歌唱男女戀情,就其心理和生理特點說,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從宋人的詞學觀念看。如上文所說,長期以來,作為正統文學的詩、文是注重「言志」、「明道」的,男女戀情的題材在詩、文中是受到輕視和排斥的。尤其是在主張「尊天理、窒人慾」的理學盛行的宋代,男女戀情受到更大的禁錮和壓抑,在詩文中更難有立足之地。

詞,這種才誕生不久的、從民間走出來且常在歌樓妓院演唱的文體,是當時的文人們瞧不起的、「等而下之」的,是一種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文體,被排斥在正統文學之外,被視為「詩餘」、「小技」、「小道」。如王灼《碧雞漫志》云:「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芝山老人《虛齋樂府序》云:「文章小技耳,況長短句哉」。據歐陽修《歸田錄》卷二記載:錢思公平生「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欲閱小詞」。由此可見宋人對詞體的輕蔑。在當時文人的心目中,詞只是一種「娛賓遣興」的工具、一種消閒享樂的文學形式而已。於是,他們用詩、文來「言志」、「明道」,有關國計民生的主題用詩、文來表現,用嚴肅正經的態度來對待而男女戀情之類在詩、文中難於啟齒的題材則用詞體來表現,用戲謔逗趣的態度來對待。

例如,「知古明道」的歐陽修,用詩文來反映當時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表現政治觀點、理想抱負,而不用詞去寫這些內容,他的詞多寫風花雪月、男歡女愛的題材。又如,以寫妓女生活、男女戀情著稱的柳永,卻寫出《煮海歌》那樣的同情鹽民艱苦生活、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的詩。再如李清照,她用詞「言情」而用詩「言志」,寫過一些象「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夏日絕句》)那樣的愛國詩。許多文人在詩、詞中往往呈現出不同的「面孔」:在詩中是莊重的、道貌岸然的「君子」,在詞中是輕媚的、風流多情的才子。如前面所說的歐陽修、司馬光在詩、詞中的不同「面孔」就是很好的例子。宋人往往是「戴上面具作『載道』之文『言志』之詩,卸下面具寫『言情』之詞」。

由於宋人對詞體的鄙視,反而使男女戀情一被正統的詩文所禁錮壓抑、輕視排斥的,作為人類「天性」的感情,不僅有了一塊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而且有了一個可以盡情地喧泄表現的「舞台」,找到了它的最好的「歸宿」,此乃「不幸中之大幸」也。如此說來,既然詞體的藝術特徵使它適合於表現男女戀情,而宋人鄙視詞體的觀念又使他們「自覺地」運用它去抒寫男女戀情,那麼;「詞為艷科」也就「理所當然」、自然而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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