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學說是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精髓。中庸之道，要求人們處理問題要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處，要把握準確度，既不能不過，也不能超過，否則就過猶不及。中庸的本質蘊含著科學的唯物辯證思維。有了中庸思想的指導，中華民族就不容易走極端，處理問題分寸拿捏的比較好，比較適中。走極端是比較容易出問題的。比如，中國
五個比較興盛的王朝中，元朝的統治時間最短，唐朝289年，宋朝319年，明朝276年，清朝268年，元朝只有97年。相對來講，元朝對中華傳統文化吸收較少，把過的草原文化帶過來了，中庸和諧方面做得比較差，統治時間就比較短。
再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和隋煬帝楊廣，歷史上對兩人評價差別很大。這兩人有很多共同點，也有一些不同之共同點:一是兩個人能力都很強，都是十幾歲就開始兵打仗，都為所在王朝立下赫赫戰功。二是兩個人都不是長子，按照中國傳統習慣，都不能當皇帝，都是採用非常手段上位，楊廣採用欺騙、誣陷手段，通過父母親發和平演變，把哥哥勇拉下馬;李世民則採用暴力手河通過玄武門兵變斬草除根，把哥哥、弟弟包括侄兒都光家弟弟李元古的老婆很課亮，他還搶過來占為已有，此外通李世民通迫父親李淵讓位，可謂不孝，楊廣是等父條物(堅自然死亡後才接位。從這方面講，李世民還不如楊廣，
那儘管歷史一直在美化他，但這些污點還是跑不掉的。既為如此，為什麼歷史上對兩人的評價完全不一樣?我們先看能看兩人的不同點:首先，楊廣是有很大作為的君王，一遷都洛陽，讓首都更靠近中國中東部，更有利於統治。近都這件事是非常難的，現在北京市政府要遷到通州，難關就很大。遷都在歷史上總共只有3次，分別是北魏孝文市。正近都、明成祖朱遷都和隋煬帝楊廣遷都，這些都是很不第容易的，有大作為的。第二是開鑿了京杭大運河，個人感定覺其歷史功勳不亞於修築萬里長城。中國地勢特點是西高鐵東低。河水從西往東流，即「一江春水向東流」。運河開裝通前南光水運是不通的，京杭大運河把南北溝通聯開，對中國整個經濟文化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直到在還發揮著作用。杭州、揚州等沿岸幾個重要城市是大河之後才興盛起來的，原來北方生活條件沒有這麼好、這麼方便，清代從南方運鹽巴、糧食到北方，很多是靠大河水運過去的。第三是開創了科舉選官制度，這是治理國家的一項重大創舉。以往的察孝廉制度是推舉，科舉制度通過考試選人，這項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現在的考公務員就是借鑑了科舉制度的有益做法。第四是三征高麗(當時的朝鮮)，傷亡很大，損兵30萬，造成民變兵變。那麼，隋煬帝功績很大，為什麼死得很慘?關鍵在於他只考慮個人的雄才大略、雄心壯志，沒有考慮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不中庸、走極端，中庸之道沒有把握好。李世民開創「貞觀之治」，歷史地位很高，其實他做的大事不如楊廣，但中庸之道把握得好。首先，他善於納諫，與魏徵的關係廣為流傳，成為千古佳話。他指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第二，唐太宗注重發展生產、休養生息，優化社會風氣貞觀年間唐代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現在社會到處都是鐵欄杆、圍牆，中央近期提出不要建圍牆，群眾就感到不安全，社會的風氣還不如唐代。貞觀年間，最少的一年死刑犯才29人，判處死刑皇帝朱批最少的一年オ殺29人，現在社會一年判處死刑不知道有多少，唐太宗大事沒做多少，但是他順應了社會發展的趨勢，當時剛剛結束戰亂，他既注重國家的強大，又注重考慮老百姓的生活，中庸之道做得比較好。因此，雖然唐太宗皇帝當的不光彩，但歷史地位和歷史評價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