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東原和章實齋，在清代學術史上如雙峰並峙，特別是胡適寫了《章實齋年譜》和《戴東原的哲學》後，二人的地位更加凸顯。余英時的《論戴震與章學誠》更是把二者相提並論。不過正如書中所說，實齋將東原引為同道，可是東原並未把實齋放在眼裡。
東原看得起的，是嘉定的錢曉徵。雖然東原和曉徵在思想上的交集遠不如東原和實齋為多，但是這並不妨礙兩人惺惺相惜。東原三十多歲時舉於鄉，策蹇至京師，獲交錢曉徵，此時「人皆以狂生目之」，獨曉徵稱之為「天下奇才」，為之延譽。東原在京師安定下來後，聲名才逐漸播於海內。對於曉徵的推許，東原投桃報李，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為第二人。」自己則毅然以第一人自居。以東原之狂，這大概算是對曉徵的最高褒獎了。
二者的高下到底該如何評判呢？如果以義理為標準，那麼東原的成就確乎在曉徵之上，堪稱「朱子以後第一個大思想家、大哲學家」（《戴東原的哲學》），當仁不讓穩居第一。但是如果以考據為標準，東原則未免技不如人屈居第二，正如鄭堂所言：「東原之學，以肄經為宗，不讀漢以後書，若（曉徵）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群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國朝漢學師承記》）
考據之學貴於徵實，義理之學易於蹈空。考據可愈推愈密，義理卻難免時移事易。故默存先生有言曰：「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系統經不起時間的推排消蝕，在整體上都垮塌了，但是它們的一些個別見解還為後世所採取而未失去時效。好比龐大的建築物已遭破壞，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構成它的一些木石磚瓦仍然不失為可資利用的材料。往往整個理論系統剩下來的有價值東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讀〈拉奧孔〉》）
在考據之風大盛的乾嘉時期，東原為學人敬仰之處，其實還在於他的「木石磚瓦」。但是，不僅餘英時認為「考證在東原的全部學問系統中僅占據第二義的位置」（《論戴震與章學誠》），就連東原自己也承認：「余於訓詁、聲韻、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輿之隸也。余所明道，則乘輿之大人也。當世號為通人，僅堪與余輿隸通寒溫耳。」（《文史通義》）
當世能號為通人的，舍曉徵又能是誰呢？只不過在東原眼裡，這樣的通人只配和他的輿隸噓寒問暖而已。可見，東原「以曉徵為第二人」的說法，如果不是言不由衷，則不僅謙有加，而且還是相當抬舉曉徵的。為此，劉寂潮先生又揭出一事：東原卒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有五；曉徵卒於嘉慶九年（1804），年七十有七，「東原在世時，曉徵諸著述若《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等皆未問世，而東原已據其言談而決其為第二人，知人哉！斯亦不可謂非巨眼者矣。」（楊勇軍點校《十駕齋養新錄》序）
倘使東原長壽，著作更富，則其為天下第一人的念頭會更加強烈；倘使天假其年，得見曉徵的《十駕齋養新錄》，是否會動搖其「以曉徵為第二人」的想法呢？依我看，一定不會。因為讓東原自以為無往而不勝的，正是他所持的「義理乘輿、考據肩輿」的觀念。但這樣一來，頗類似於東原以其上駟與曉徵之下駟賽跑，雖穩操勝算可是未免勝之不武。傷得起的曉徵絲毫沒有生氣，在東原去世後撰寫的《戴先生震傳》中說：「其學長於考辯，每立一義，初若創穫，及參互考之，果不可易。」在這篇傳文里，曉徵又置東原的上駟於不顧，反而把他的下駟狠狠地誇獎了一番。
《十駕齋養新錄》是曉徵晚年精心結撰之作，凡二十三卷，舉凡經學、小學、史學、官制、地理、姓氏、典籍、詞章、術數，甚至少數民族文字，無不洞曉。姑舉一例以見其餘。陳寅恪先生名字中的「恪」字，一說讀作「què」，一說讀作「kè」，多年來一直聚訟紛紜。有人認為是客家方言，所以應當名從主人；有人認為是古音舊讀，但「舊」為何指，卻語焉不詳。論者大都忽略了《十駕齋養新錄》卷四「客」條的考證：「明天啟間客氏、魏忠賢用事，當時有『茄花委鬼』之謠，蓋京都語『客』為『茄』也。《元史》怯烈氏或作克烈。英宗國語諡曰格堅皇帝，石刻有作『怯堅』者，蓋亦讀『格』為『客』，因與『怯』相近也。」由此可見，「恪」字讀「què」，原因還在於民國時期北京話里保留了明天啟以來的京都方音。曉徵考辨群書，佳例甚多，其中如卷五「古無輕唇音」條，早已被公認為漢語語音史上的重大發現。
陳援庵對曉徵此書推崇備至，說：「《日知錄》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還不是第一，第一應推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勵耘書屋問學記》）這本比《日知錄》更上層樓的著作曾收在1997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嘉定錢大昕全集》中，距今十五年後，整理者重又為之讎句比字，捃理務覈，數易其稿，交付上海書店出版社鋟版單行，俾四方好學之士生於東原之後，得睹東原未見之書，幸何如哉！
來源：古籍新書報2012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