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道教作為中國發展最好的本土宗教，在歷史上一直在不斷完善自己的理論體系，以求與封建政府的王權相適應，獲得皇帝的支持來幫助自己發展。不過在長時間的競爭之後，在南宋時期文化思想的競爭終於塵埃落定，在理學和心學的快速興起下，道教終於被漢族政權驅逐出了政治中心，自此再也沒有擊敗自己的老對手，自此道教文化就只能向世俗方向發展了。
但是道教在南宋式微的同時，在由少數民族統治的地區，道教文化卻得到了不錯的發展。尤其是南宋末年在金國境內興起的全真道更是成為了中國北方最為興盛的道教派別。王重陽的弟子丘處機更是名噪一時，他不單單精通道教文化，對於儒家文化也有著極深的造詣，引起了多個政府的關注。他最終選擇了為蒙元政府效力，全真道在他的領導下也曾經貴不可言，成為了蒙古境內地位最為尊崇的宗教組織。
不過好景不長，在忽必烈登基並正式滅亡南宋之後，元朝政府對全真道的態度便急轉直下，不單單剝奪了其管理其它教派的權力，甚至還下令毀壞道教經典的刻板。
而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我認為主要是因為全真道在發展的過程中沒有認清蒙古政權的本質，並且其上層人士狂妄自大，沒有做好管理工作，導致道士整體素質低下。而且在儒家文化逐漸取得朝廷大權的時候，道教文化就像南宋一樣被踢出了核心政治圈，這只能說是道教理念與王權政治的本質差異導致的悲劇。
蒙元政權的主奴思想與全真道政治理想的衝突
全真道作為在南宋末年才興起的道教派別，其中心思想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比較大的轉變。最開始王重陽以及馬鈺掌教的時候，全真道的教義還類似於南方流行的內丹派的終極理想。就是通過對於自身的修煉，不管是通過內丹修煉還是外法的修行來達到成仙的目的，都是以出世的目標為主。
不過到了丘處機掌教的時候，全真道的教義發生了重大轉變，由於丘處機本人學識淵博，兼得道教文化與儒家文化的精髓，因此其有著強烈的入世理念。他在當時吸引教徒的手段也不是對於修仙的描述而是基於其政治貢獻。在他的領導之下，全真道的教徒們也大多有了入世的思想，希望能夠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
在中國古代的時候，道士們除了在宋徽宗時期是很難做官的，因此他們對於政治的終極理想便是成為"國師"，希望以宗教人士的姿態來成為皇帝的參謀，規劃國家大事。當年的丘處機在得到了成吉思汗的封賞後不久，就被徵調成為蒙古軍隊攻打河北以及山東的重要謀士，並在戰爭中做出了不小的貢獻，這也讓後來的全真道道士們生出了不切實際的幻想。
之所以說這樣的想法不切實際，是因為元朝政府與之前的少數民族政權有著本質的區別。與之前的少數民族政權相比，元朝政府的漢化程度是最低的，而且他們對於自己原本在草原上實行的制度有著強烈的優越感。
對於當時的元朝制度，簡單來說就是與漢族的君臣關係相比，蒙古統治者與大臣的關係更像是主人與奴僕的關係，他們只是利用大臣們為自己解決問題，而在心中並不會給予這些大臣們應有的尊重。
這從他們的民族政策中也可以看出來，在元朝時期，他們根據人種的不同將臣民分為四等，其中漢人在後面兩等，重要的官員也絕對不會授予漢人，這樣的政府又怎麼可能讓漢族的道士以"國師"的姿態來輔佐自己呢。對於元朝官員制度的描述，在《元史》中有如下記載；
"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
因此這樣的矛盾是不可調節的，全真道道士們的盲目自大，以及對元朝統治者的錯誤判斷為之後他們受到的打擊埋下了伏筆。
《老子化胡經》的舊事重提與道經毀版
要說在中國歷史上道教和佛教因為哪件事情發生了最多的爭端，那麼《老子化胡經》這部著作絕對是當仁不讓的第一名。我們知道在丘處機會見成吉思汗之前，蒙古政權就確立了以藏傳佛教為國教的基本政策。因此雖然後來全真道在蒙古地位尊崇，但是依然不能與藏傳佛教同日而語。
而這次先挑起事端的是佛教人士，他們認為《老子化胡經》一書純屬偽作，其混淆了僧道之間的區別，對於佛教文化的傳播有著十分不利的影響。而道教人士尤其是全真道道士們還沿襲之前的老路，宣稱此書中記載的事情是真實情況，全然不顧當時蒙古貴族崇佛的時代背景，自然引起了元世祖以及大量蒙古高層人士的反感，最後元世祖下令毀禁這一經書也就不足為奇了。此事在《大元至元辨偽錄》中有如下記載：
"上命如約行罰，遣使臣……將道者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為僧。樊偽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所流據者，二百三十七區，至是悉命歸之。"
至於為什麼佛教人士會率先發難，則與當時道士們的素質普遍低下有關。在贏得蒙古政府的支持之後，全真道的道士們逐漸過上的養尊處優的生活，其高層人士逐漸變得貴族化，對於下面的教徒疏於管理。在蒙古入主中原以及江南地區之後，當時全真道的道士們依靠著元朝政府的支持，占據了大量的寺廟，道觀，並且將之前屬於這些寺廟的土地也都收歸己有。
由於在中國的南方地區佛教的發展比較興盛，所以全真道的道士們搶占的這些土地數目著實不小。這種行為不但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滿，也損害了蒙古貴族的權益，讓他們本應分得的土地無故減少。因此在這次道經毀版事件中，雖然是佛教人士發難，但是最終促使元世祖下達命令的可能是蒙古貴族對於全真道人士的厭惡。
再結合上面提到的主奴思想，全真道的道士們以奴隸的身份，損害了作為主人的蒙古貴族的權益，自然是要受到懲罰的。這一切還是與全真道的管理不嚴以及決策失誤有關。
儒家文化的再興導致道教人士的放逐
中國歷史上，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思想主要就是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到了元朝時期就變成了南宋時期得到發展的理學與心學和道教文化的直接對抗。
雖然全真道的道士們有一部分變得腐朽，但是其中還是有以尹志平為代表的出色人物依然致力於與王權建立合作關係。不過從丘處機時代開始，全真道的文化就已經吸收了大量儒家文化的思想觀念，在他與成吉思汗的會面過程中，除了個人修煉的法門，其主要的觀點也都是脫胎於儒家思想的。因此在元朝時，全真道的政治理念除了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添加了佛教的慈悲和宿命一說，並沒有自己的發展。尹志平的政治理念在《清河真人北游語錄》中有所描述：
"凡人無故遭人欺罔困辱，甚或殺害，莫非還宿債也。"
因此在尊王這件事情上，儒家文化與全真道的觀點幾乎沒有太大的區別。而在闡釋皇權合理性的問題上。由於南宋政府已經完成了對"君權神授"的脫離，理學和心學已經獨自完成了對於皇權合理性的論證。因此道教文化的最後一塊優勢陣地也喪失殆盡。加上元朝政府需要的是對漢人的管理，那麼被之前漢族政府南宋採納的儒家思想顯然更具有號召力，這也是全真道在元朝失勢的最重要原因。
而且隨著蒙古政權對於官員的需求日益上升，科舉制也再次成為了元朝的人才選拔途徑，儒家學子的地位得到提升，進入政府之後的他們繼續對道教人士進行打壓，曾經盛極一時的道教人士再次歸於江湖，遠離了政治中心。
結語
全真道與蒙古政權的結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佳話，而丘處機"一言以止殺"的故事更是為其贏得了不少好感。但是從中我們要看到的是，成吉思汗真正欣賞的其實不是道教，而是丘處機這個人，以及其所提倡的儒家文化。他對於全真道的封賞更多的是為了讓丘處機能夠幫助自己平定河北與山東，而不是真正崇信他們的學說。
但是全真道的道士們卻沒有看出這一點，他們天真地認為自己已經獲得了蒙古高層統治者的認可，做著成為"國師"的夢想。殊不知自己已經在侵占寺院，妄議朝政等問題上觸怒了元朝政府的高層甚至是元世祖。他們也沒有看出元朝政府與之前的封建政府的區別，沒有安心做"奴"，那麼等待他們的只有來自政府的處罰和一蹶不振的結局。
但是我們還要注意的是，從丘處機面見成吉思汗開始，全真道就已經在用儒家思想作為自己的政治核心了，到了後來的尹志平時期也是以儒家文化和佛教的慈悲文化作為自己的政治內核，這說明道教的發展已經讓其不具備成為政治指導思想的能力了，全真道的道士們卻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不可謂不悲哀。
參考文獻
1.《大元至元辨偽錄》
2.《元史》
3.《清河真人北游語錄》
4.《盤山語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