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三國志》開篇對曹操的介紹很簡單：「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參之後......莫能審卻生出本末。」「年二十，舉孝廉為郎。」從以上文字可見，曹操出身官宦世家，二十歲的時候舉孝廉入仕途。
首先，我們來說說什麼是「舉孝廉」，這是曹操踏入仕途的門檻。漢代提倡以孝治天下，自古「忠孝」一詞，由孝及忠，是儒家傳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漢朝統治者政治思想統治的基礎。統治者就是以儒家思想作為政治基礎，進而達到「推孝為忠」的結果，形成對等級制度的維護和思想灌輸。
「舉孝廉」起源於漢武帝劉徹，後來成了漢代人走向仕途的重要通道之一。是漢代察舉制選官任官的一種，除了「舉孝廉」為官，還有茂才、明經、有道、方正等方式，在此就不一一說明了。曹操二十歲就被舉孝廉出仕，又如何認定他的忠孝呢？要知道，按照舉孝廉的程序原則，當時能夠舉孝廉出仕的人平均年齡均在五十歲左右。這不難理解，自己的前半生因為孝道父輩才能有所察舉，一個毛頭小子，尚剛為成人，怎麼察舉他的孝廉舉止呢？
所以，曹操舉孝廉出仕是令人懷疑的，因為缺乏足夠的史料證明。如此，在曹操平定北方之後，手握大權，對皇帝之位唾手可得之時，然，儒家思想仍然是整個社會的思想基礎，「推孝為忠」仍然是統治階級的基本意識形態，況且曹操舉孝廉出仕本身就充滿疑雲，他就更不能廢掉漢獻帝而自立，那不是擺明否定整個社會的基本思想政治基礎嗎？縱觀東漢末年後期，董卓等人行漢皇室廢立，惹得天下豪強並起反對，沒有一個是好下場的，行廢立都如此，就更不用說取代漢室自立了，曹操其實也很忌諱。
其次，我們來看看東漢末年的基本政治生態。東漢中、後期，後宮太后稱制、外戚干政，幼年繼位的皇室幼主只能藉助宦官才能親政，史稱戚宦之爭。東漢朝廷日益腐敗，而豪強勢力大肆兼并土地。
漢桓帝、漢靈帝在位時，昏庸無道、橫徵暴斂、農民不堪重負。公元184年爆發黃巾起義，朝廷令各州郡自行募兵，才將民變基本平定，但卻導致了地方豪強擁兵自重。初平元年，又起董卓之亂，從此朝廷大權旁落，揭開了東漢末年軍閥混戰的序幕。
曹操雖出身官宦世家，但卻是豪強眼中的「另類」，因為他自出仕之日起，就對豪強給予嚴厲打擊。要知道，劉秀建立東漢政權，主要的政治基礎就是世族豪強。到曹操掌握大權後，即全面推行抑制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
反觀袁紹，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所以袁紹雖地大、兵多、糧足，終為曹操所敗。
從依靠豪強到打擊豪強無疑是緩解階級矛盾的重要舉措，曹操顯然不能將這個名聲直接背到自己身上，這個過程勢必是漫長和痛苦的，是「皇室政府行為選擇」，曹操能夠「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實是他知道稱帝不是一個愉快的過程，而是一個鋪墊準備的漫長過程，他知道暫時不稱帝有利於他奠定更加牢固的權力基礎，為將來曹丕稱帝創造更好的條件。
最後，我們來看看當時的天下格局。曹操官渡之戰後奠定了統一北方的基礎，而在南方，漢朝皇室的後裔劉備和江東孫權與曹操形成漢末最大的三股勢力。赤壁一戰，讓曹操對統一天下有了新的認識，對於南方的劉備和孫權，曹操還沒有絕對的信心完成統一。
即使後來曹丕稱帝後，多次發動了對東吳和蜀漢的戰爭，但都未能如願，如此看來，曹操當時未能在赤壁之戰中取勝，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時劉備以「匡扶漢室」為政治口號，孫權三世立於江東，天下諸侯並起的政治口號多是以輔助漢朝皇室為主，黃巾軍所謂「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最終還是被諸侯鎮壓了的，董卓行漢室廢立成為天下標靶，袁紹和韓馥也想立劉虞為帝，名義上都是在維護漢室，打自己的權力算盤。曹操多次對董卓的行為義憤填膺，對袁紹韓馥立劉虞為帝也十分不恥，他又如何自己來稱帝，廢黜漢王室呢？
如果那樣，曹操就會被天下人恥笑成出爾反爾不說，像劉備孫權等皆可以所謂正統的名義給予曹操軍事和政治上的壓力，曹操沒有必要惹下眾怒。
曹操真不想稱帝嗎？我看未必，時機和條件不成熟是曹操不稱帝的主要因素，以上三點可謂主論，也可以從另一方面說，他是在為曹丕稱帝打基礎，而他自己，單單從「舉孝廉」出仕這一關來說，都還沒有過。
這就是曹操的隱忍的智慧，可是現實的困境也令他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