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史《三國志》中曹魏是被視為正統的一方；而《三國演義》則是以蜀漢作為主角書寫的。相比之下東吳的存在感似乎偏低。應該說三國時代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三國演義》所起到的宣傳作用，由於《三國演義》是以蜀漢作為主角書寫的，因此很多觀眾也就先入為主以為蜀漢自帶主角光環。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人通過《三國演義》對那段歷史著迷後往往又會去看關於三國時代的正史，然而這時他們發現曹魏實際上是三國時代的正統，因此關於三國時代就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歷史觀察維度，不過這兩種維度都同時忽略了東吳。也許在有些人的印象中東吳就是一個滿足於偏安一方的割據勢力，相比之下以正統自居的曹魏始終視蜀、吳為叛逆，而蜀漢也始終打著興復漢室的旗幟。這種歷史觀的形成是因為我們先入為主著眼於三國之間的博弈，事實上地處長江以東以南的東吳政權除與曹魏、蜀漢在中原鼎足而立外還充分利用本國近海的便利優勢不斷向海外進行擴張。
東吳的海外開拓之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不得已而為之：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下東吳政權要生存就需要擴張領土。然而以東吳的實力要吃掉曹魏無異於痴人說夢，而有山川之險的蜀漢也不是東吳一時半會能拿下的，況且在曹魏強勢的狀態下東吳和蜀漢實際上是唇亡齒寒的關係，所以東吳也不可能把蜀漢設定為主攻目標。縱觀整個三國時期儘管蜀吳之間曾因荊州問題爆發戰爭，但絕大多數時候蜀吳之間是共抗曹魏的盟友關係。既然曹魏打不下，蜀漢不能打，那麼東吳就只能選擇向海外發展。這是東吳向海外開拓發展的必要性，與此同時東吳在向海外開拓方面還具備獨特的優勢：三國中蜀漢全部國土深居內陸，缺乏向海外拓展的地理條件；曹魏儘管濱海，然而曹魏的海域中作為內海的渤海占據了較大面積；相比之下真正具備通往大洋的順暢條件的其實就是東吳。早在漢代就已存在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在《漢書·地理志》記載其航線為：從徐聞（今廣東徐聞縣境內）、合浦（今廣西合浦縣境內）出發，經南海進入馬來半島、暹羅灣、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南部的黃支國和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所以東吳出海其實是由現成的航線可資利用的。
東吳出於同曹魏、蜀漢在長江上作戰與海上交通的需要而積極發展水軍，船艦的設計與製造因此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當時東吳的造船業已達到了國際領先的水準。東吳所造的船主要為軍艦，其次為商船，數量多，船體大，龍骨結構質量高。這對於貿易與交通的發展、海上絲路的進一步發展形成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東吳的絲織業已遠超兩漢的水平與規模，始創了官營絲織，同時也有了自己獨特的創新與發展。東吳已能製造上下數層且能跑馬的高大樓船。黃武五年(公元226年)孫權在武昌建造可乘坐三千人的大型船艦。黃龍二年（230年）孫權命衛溫與諸葛直率甲士萬人乘坐這樣的大船浮海求夷洲（台灣），這是歷史上有明確文字記載的中國大陸先民首次開拓台灣之舉。孫權還想趁此次造訪夷洲的機會順便前往亶洲，那麼這個亶洲又是何地呢？《吳主傳》中是這樣記載的：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由此可在亶洲大概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日本的稱謂。東吳對日本的認知及其聯繫其實是落後於曹魏的：《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中記載了」彼時日本島有邪馬台國、狗奴國等數十個小國「等信息。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還曾多次遣使向曹魏進貢。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魏明帝曹睿正式冊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並賜予印綬、財物。同一時期東吳與日本並無官方層面的往來，不過吳地會稽郡的人偶爾能遇到從亶洲來的人，會稽郡人出海航行也有落難漂到亶洲的。也許孫權此舉是試圖與曹魏爭奪藩屬國的行為。
衛溫、諸葛直的夷洲之行在當時看來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敗之舉：孫權交給他們的任務是出海訪求夷洲、亶洲，然而衛溫、諸葛直最終沒能找到亶洲，所以只能在抵達夷洲後返航。衛溫一行歷時一年僅成功抵達夷洲並帶回了幾千名夷洲人，但出海的萬名士兵卻「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這次行為不僅沒使東吳的疆域得以擴大，反而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對此惱羞成怒的孫權將衛溫、諸葛直下獄處死。然而如果我們站在歷史的高度上看待這次夷洲之行，那麼完全可以說這是功在千秋之舉——其他姑且不論，至少東吳的海上開拓舉動為台灣納入中華版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到了三國末期東吳將領沈瑩在其所著的《臨海水土志》中記載了台灣原住民山夷與大陸百越民族同根同源的文化淵源關係；並從地理方位、氣候和地形，以及居民的生產習俗等方面，記述了台灣島的自然環境及高山族的社會生活發展情況。這一著作對當時的台灣人民的生活有詳細的描寫，是世界上記述台灣最早的文字。然而我們不能要求孫權具備未卜先知的能力，所以他實在無法估量夷洲之行對後來中國歷史的影響，他只知道夷洲之行使東吳在未經歷戰爭的狀態下損兵折將，而這在當時三足鼎立的格局下其實是極為不利的。本來在夷洲之行的同時孫權還試圖攻取朱崖。朱崖就是今天的海南島，和夷洲不同：海南島並非東吳最先開拓的。早在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在海南島上設立九個郡，朱崖在當時本是九郡之一，後來逐漸演變為整個海南島的代稱。按說從這時起海南島就已成為中國領土，但在東漢末年的混亂狀態下中央政府對與大陸隔海的海南島在管理上有些鞭長莫及，當地因此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獨立狀態。夷洲之行的失敗使原來進軍朱崖的計劃直到十二年後才得以施行——《吳主傳》載：（東吳赤烏五年，公元242年）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朱崖、儋耳，至此海南島被納入東吳版圖。
東漢末年群雄並起，後來在經歷不斷的合縱連橫和相互兼并最終曹魏、蜀漢和東吳三方勢力崛起，而其他各路群雄基本灰飛煙滅。不過也有一個崛起於群雄並起時代的割據政權存活了下來——遼東公孫家建立的燕國：官渡之戰後袁紹的兩個兒子袁尚、袁熙兄弟前去投奔割據遼東的公孫康。公孫康自然清楚以遼東的實力絕不足以抗衡北中國的霸主曹操，於是斬殺袁尚、袁熙並將其人頭送給曹操，而曹操忙於準備南下的戰爭也就同意讓公孫家在臣服自己的前提下保持半獨立性，於是遼東公孫家就成為名義上臣服於曹魏的一股割據勢力。嘉禾二年（233年）孫權派遣張彌、許晏等人攜金玉珍寶渡海至遼東，立公孫淵為燕王。儘管畏懼曹魏的公孫淵斬殺了東吳來使，從而導致孫權的圖謀未能得逞，但也證明孫權的確試圖從側翼包抄曹魏。在公孫淵斬殺東吳來使的行動中只有秦旦、張群、杜德、黃疆四人翻牆逃脫。四人中張群膝蓋生瘡，三人輪流幫扶著在崎嶇山谷中行走了六七百里。後來張群的傷愈發嚴重，他要求三人捨棄自己獨自逃生，杜德卻說：」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最後杜德留下採摘菜果照顧張群，秦旦、黃疆出山探索。二人出山後又走了幾日方才發覺自己已身處高句麗境內了。據《烏丸鮮卑東夷傳》記載：高句麗在遼東以東一千里，首都丸都山即今吉林省集安西北，其國土方圓約兩千里，戶口三萬，南臨朝鮮等國，北與遊牧民族夫余接壤。此時的高句麗王名叫位宮，與遼東公孫氏素有仇怨。秦旦、黃疆進入高句麗後隨機應變稱自己是孫吳皇帝派來宣詔冊封高句麗的使臣，但被遼東公孫淵劫掠。位宮聽聞後派士兵隨兩人到山中接回張群、杜德，最終將四人安全的送回孫吳並奉表稱臣獻上貢品。一年後東吳使者謝宏、陳恂出使高句麗答謝位宮。不過此時位宮又和曹魏交好，因此打算效仿公孫淵襲殺東吳使者。謝宏等人發現異常後立刻抓獲了位宮的主簿等三十餘人作為人質，位宮表示謝罪並獻出馬匹數百匹。因為東吳這次出使的船裝不下這麼多馬，所以謝宏最後只運載了八十匹馬返回。
東吳在夷洲、遼東、高句麗的開拓行動在當時看來基本都可以被視為是失敗之舉，相比之下東吳在東南亞方向的開拓就成功得多了：當時東吳以中華正統的身份與占城、扶南等東南亞國家確立了宗藩朝貢關係。《梁書·諸夷列傳》記錄了吳人康泰、朱應出使扶南國等多條東吳船隊遠涉海外的珍貴資料：公元243年扶南國王范旃遣使到吳國貢獻樂人和方物。同年孫權派遣中郎康泰回訪扶南，九年後又派宣化從事朱應出使扶南。康泰和朱應在扶南碰到了出訪扶南的兩位天竺使者，從他們口中了解了一些關於印度的信息，據此撰寫出《吳時外國傳》、《扶南異物志》兩部重要著作。這兩部書籍對扶南及周邊其他國家進行了比較詳細的描述，遺憾的是這兩部書籍後來都遺失了，只剩部分片段被後世書籍所援引而得以保留下來：《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古籍中列有專門的條目引用《扶南異物志》；《吳時外國傳》則在《水經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史記正義》、《史記索隱》、《通典》、《文選注》、《白孔六帖》、《太平御覽》等古蹟中可以找到一些摘錄。在《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一》中收錄的《吳時外國傳》的內容中有這樣一句：從加那調州乘大伯舶，張七帆，時風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國也。這裡提到的大秦國是當時中國人對羅馬帝國的稱呼。《梁書·諸夷列傳》中記載了孫權遣使臣劉咸將大秦國商人秦論及男女各十人一道送回大秦之事，這可以佐證出東吳具備著強大到可遠涉海外抵達羅馬帝國的海運能力。
早在希臘羅馬文明崛起前地中海世界就開始了和東文明的聯繫：公元前10世紀埃及法老派出自己的水手前往印度洋地區冒險並從那裡帶回了金銀、珠寶、象牙、猿猴和孔雀等奇珍異寶。公元前509年波斯王大流士一世派遣艦隊從印度河口出發，繞過了阿拉伯半島來到了埃及。此舉表明了上古先民們已經能熟練地運用印度洋的季風和洋流，實現地中海世界和印度洋世界間的貿易。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大帝對埃及的征服和亞歷山大港的建造為進一步的紅海航行與探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亞歷山大東征時曾讓部將尼亞庫斯考察了印度到波斯灣之間的海岸線。後來他又僱傭了腓尼基人在波斯灣進行了航海活動：在海岸邊建立殖民地，試圖探索更加東邊的海域。公元前139年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由此打通了日後東西方交流主幹道的陸上絲綢之路。公元97年東漢西域都護班超派遣自己的副使甘英由西域出發前往西方的大秦（羅馬帝國）。儘管張騫開拓絲綢之路後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流通道被打通，作為雄踞絲綢之路兩端的羅馬帝國與漢帝國之間並無多少交集，只是通過安息和貴霜兩大帝國作為中介而展開間接的交流。如果甘英此行成功造訪羅馬，那將成為中國和歐洲有史以來第一次直接的接觸而被載入史冊。遺憾的是甘英最終在地中海岸邊望洋興嘆，最終沒能踏上羅馬的土地，他試圖完成中歐之間有史以來第一次接觸的嘗試以失敗告終。儘管他已是那個年代走得最遠的中國人了，但還是不得不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事實上甘英出使羅馬的行動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失敗的命運——這和那個年代的航海技術有一定關係，但更關鍵的是因為安息帝國的從中阻撓。那麼安息為什麼千方百計阻止漢帝國同羅馬帝國直接交往呢？這是因為安息和羅馬一直存在矛盾。在羅馬鼎盛時期囊括了義大利、高盧、西班牙、不列顛、巴爾幹、北非以及西亞的小亞細亞和敘利亞等地，地中海成為了羅馬帝國的內湖。當時羅馬稱安息為帕提亞帝國，這一帝國統治著伊朗高原和兩河流域。在羅馬征服敘利亞後已和帕提亞接壤，羅馬希望帕提亞承認自己在東方的霸權，然而帕提亞也對敘利亞地區懷有野心，因此雙方的矛盾日積月累。
公元前53年羅馬政壇的三巨頭之一克拉蘇來到敘利亞，準備策劃針對帕提亞帝國的戰爭。他在留下1個軍團駐守敘利亞之後帶著7個軍團向帕提亞城市塞留基阿進發。但在這條道路上必須穿越一段十多公里的沙漠，當克拉蘇的大軍進入沙漠後迷失了方向，當他們走出沙漠時幾乎已耗盡攜帶的乾糧和淡水。也就是在這時帕提亞將領蘇雷納斯正率部在沙漠的出口嚴陣以待：帕提亞輕騎兵的弓箭射程遠遠優於羅馬弓箭手，一時間羅馬人被打得毫無還手之力。不過他們憑藉以往的經驗認定：帕提亞人的箭很快就會射光，到那時他們就能輕鬆擊敗對手了。然而帕提亞人的箭卻源源不斷，羅馬軍隊的陣型開始鬆動。克拉蘇命令自己的兒子率騎兵還擊以圖壓制帕提亞軍隊的攻勢，蘇雷納斯則率部後撤以暫避其鋒，結果不知是計的羅馬兩千精銳騎兵被誘入包圍圈。克拉蘇的兒子自殺，他手下的士兵不是陣亡，就是被俘。帕提亞騎兵誘殲了羅馬騎兵後再次衝到克拉蘇的本陣前扔下克拉蘇兒子的首級。原本就已開始動搖的羅馬軍團被徹底擊垮了心理防線，經歷了喪子之痛的克拉蘇為避免全軍覆沒的危險只得率部發起絕地反擊，可當羅馬軍團見到帕提亞軍隊的軍旗在陽光下熠熠生輝時完全喪失了鬥志（據說這面軍旗是用從中國傳來的絲綢編織的）。最終羅馬軍團全軍覆沒，克拉蘇本人也戰死沙場。克拉蘇死後羅馬政壇由三足鼎立演變為龐培、凱撒雙雄爭鋒，最終凱撒在與龐培的交鋒中勝出，成為羅馬的統治者。凱撒死後安東尼、屋大維、雷必達組成新三頭同盟並各自領有羅馬的一部分疆域，其中安東尼分得了東部地區，於是他也開始嘗試征服帕提亞以擴張自己的權勢，然而安東尼征討帕提亞的戰爭再次以失敗告終。隨後安東尼在羅馬內戰中落敗於屋大維，屋大維給自己加上了奧古斯都的尊號，此舉標誌著羅馬共和國向羅馬帝國的轉型。與此同時在東方屋大維理性地選擇保持克制，從此羅馬與帕提亞講和，雙方的和平得以維持很長一段時間。
儘管雙方實現了和平，但矛盾依然存在：張騫開拓絲綢之路後帕提亞帝國就成為東方的漢帝國和西方的羅馬帝國之間的中間商，帕提亞靠著經營絲綢之路的轉手貿易積攢了巨額的財富。帕提亞人很清楚如果讓漢和羅馬直接接觸，自己將失去相當可觀的利潤，這自然是其無法接受的，所以當甘英使團來到帕提亞後帕提亞國王表面上護送他們來到了地中海，然而卻又告訴他們海上風浪滔天，無法通航。由於得不到帕提亞方面提供船隻的幫助，甘英最終不得不望洋興嘆。羅馬方面並不知道遙遠的漢帝國向自己派出了甘英使團，當然也不知道這支使團無功而返。此時羅馬也在嘗試開闢一條繞過帕提亞控制區直接與漢帝國溝通的新通道。在今天德國海德爾堡大學的圖書館裡珍藏著關於羅馬開闢這條新通道的資料：羅馬人利用印度洋的西南季風從其治下的埃及橫渡印度洋抵達印度半島的黃支國，而這裡正是華夏先民所開拓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終點，由此再往東即可進入南中國海，在這裡東西方海上絲綢之路交匯貫通。與此同時大漢帝國和羅馬帝國之間還開通了另一條通道：當羅馬商人抵達印度後向東通過緬甸沿伊洛瓦底江到達漢代雲南的永昌郡。公元166年羅馬安東尼朝皇帝馬可·奧理略（公元161~180）派遣使者自埃及出發經由印度洋，到達漢朝統治轄下的日南郡（今越南境內）登陸，然後北赴洛陽，開創了中國、羅馬兩大國直接通使的紀錄。到了三國時期康泰在出使扶南歸國後匯報稱：在海外人眼中天下有三眾「大秦國寶眾-中國人眾-月氏國馬眾」——羅馬帝國盛產珠寶，中國人口龐大，控制中亞東部的貴霜帝國則經常出口良馬。由此可見當時中國和羅馬的影響力都已輻射到東南亞、南亞一帶。當時一個叫秦倫的羅馬人走海路來到了吳國都城並參見了孫權。孫權對於羅馬的國家制度和物產非常有興趣，於是多次對他諮詢。後來孫權還把他在討伐山越時虜獲的那些身材矮小、皮膚較黑的越人也送給秦倫，後來孫權又遣使臣劉咸將大秦國商人秦論及男女各十人一道送回大秦。
東吳的海外擴張之路範圍廣泛：北抵遼東半島、朝鮮半島，南達台灣與海南島，甚至於東南亞地區、歐洲羅馬帝國等地均有涉足。此後的東晉、南朝繼承了東吳在海外開拓方面的基礎，於是中國的海洋貿易迎來了高度興盛的時期。據阿拉伯歷史學家馬斯歐迪攥寫的《編年史》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廣州海船常進入波斯灣，到達幼發拉底河畔的希拉城附近（離巴比倫廢都約3公里）進行交易。考古工作者於1960年在廣東英德縣含洸石墩嶺、1973年在曲江縣南華寺附近的南朝墓葬中均發現波斯（今伊朗）薩珊王朝的銀幣，這也許證明當時已有波斯人或阿拉伯人曾來廣州貿易或居住過。這一時期由於國家處於分裂動盪的局面，所以這時中國人的海上活動主要是私商的海上貿易活動。隋朝完成南北統一後重新具備了以國家意志推動海洋事業的實力：公元6世紀中後期隋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出海尋訪海外異俗，當朱寬一行途徑今日北起奄美大島，南至與那國島（今釣魚島西南170公里）時見一片珍珠般的島嶼浮在海面中，「若虬龍浮在水面」，遂為其取名流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