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藝術以中國漢晉悠久文化傳統為根基，吸納印度等外來文化藝術營養，中外文化經過不斷交融，導致了隋唐佛教藝術的創新、繁榮和發展。綿延1000年的敦煌石窟常建常新，不斷產生新的題材內容、新的藝術形式，創造出了與印度佛教藝術和佛教理論不同，而富有中國民族精神和民族氣派的佛教藝術和佛教思想。
敦煌石窟是建築、雕塑與壁畫結合的綜合藝術。作為建築藝術，北朝中心塔柱窟雖受到印度支提窟的影響，但改變了原來印度覆缽式圓形塔的形式，成為方形樓閣式的塔形，窟頂改變了印度圓拱頂的形式，成為兩面斜坡的人字披形式，體現了中國傳統建築的精神。隋唐以後敦煌石窟流行覆斗頂方形窟、佛壇窟，這是以中國傳統的斗帳形式和殿堂形式對佛教石窟的改造。
經過北朝和隋代對具有濃厚印度和西域樣式雕塑的消化吸收，及與中國本土塑像藝術的長期融合過程，到了唐代，彩塑藝術逐漸創造出了富有中國審美精神，動態、神韻具有民族化特徵的經典性傳世之作。
壁畫中表現最多的是佛教人物，北朝人物畫多模仿外來佛教藝術人物畫的形式和技法，隋唐人物畫吸取了外來藝術中人物造型準確、比例適度、凹凸法暈染的長處，同時與中國講究線描和神韻的傳統繪畫技法相結合，創造出新的佛教人物形像，豐富和提高了佛教人物畫的表現力，成為能充分表現中國審美、中國神韻的美輪美奐的佛教人物。
一、印度早期的佛教藝術
印度早期的佛教藝術，主要體現在佛塔上。原始佛教是反對偶像崇拜的，但為了表現對佛的禮拜，就以塔來代表佛，佛塔是收藏佛舍利(遺骨)的地方，也就是佛的象徵。據說印度在阿育王時代造了84000座佛塔。歷史上是否真的有過這麼多塔，現在不得而知，但阿育王崇信佛教，確實是有過大規模的造塔活動，至今印度還有一些地方保存著阿育王時代的碑銘，記錄著阿育王的戰功以及他對佛教的崇拜。 關於佛塔的意義，牽涉到古代印度人的世界觀和生命觀，前人已有很多研究，此不贅述。從藝術形式上來看，佛塔有很多種類型，規模也有大有小。規模較大的，往往跟寺院連在一起，便於僧俗禮拜。山奇大塔和巴爾胡特大塔、阿瑪拉瓦提大塔都是屬於這種大規模的塔。
山奇(Sanchi，亦譯作：桑志、桑奇)位於印度中央邦的波帕爾市附近。山奇佛塔現存的主要有三座: 一號塔是最大的一座塔，大約建於公元前2世紀至前1世紀，最初的塔較小，後來在塔外又包了一層，把塔加大，並修了雕刻華麗的塔門。現存塔身的直徑達36.6米，中央覆缽頂高16.5米，地面欄高度為3.2米，四座塔門的高度為10.7米。塔門橫樑寬6米。塔頂部相輪最大的直徑為1.7米。在1號塔東北角的一座小塔是3號塔，塔身直徑為15米，塔身總高為10.8米，只有一座塔門。2號塔離得較遠，在大塔西邊約320米，塔身的造型較簡樸，只有一個小型圓冢，和環繞一周的圍欄，四邊有塔門。現存塔身直徑為14.3米，高為8.8米。二號塔曾出土石舍利函，上面刻有阿育王時代十個高僧的名字，所以，推測時代為公元前2世紀末。三座佛塔中都曾發現舍利和其他遺物。三號塔的舍利，據說是佛弟子舍利弗和目犍連的舍利，推測是阿育王時代把這些舍利分往各處，在山奇便創建了佛塔。經考古學家的研究，這三座塔分別象徵著佛、法、僧「三寶」。
山奇大塔的雕刻，主要表現在四座塔門上，而不論是兩側的石柱還是橫樑上都布滿了密密麻麻的雕刻。雕刻的主要內容是關於佛傳故事或禮佛的場面，雕刻中華麗的樓台及雄偉的列柱，顯示出古代印度發達的建築藝術。各式各樣的人物似乎在展示著古代印度社會的各階層。與人群雕刻在一起的還有大象、牛、馬、鹿等動物以及芒果、菩提、香蕉、蓮花等植物。
巴爾胡特大塔(Bharhut)佛塔原址在今印度中央邦薩特納(Satna)縣以南約15公里的巴爾胡特村。佛塔約建於公元前150-前100年的巽伽王朝。塔的覆缽體早已崩壞，只剩下斷牆殘垣，在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復原保存塔門及圍欄。
圍欄上滿是浮雕的佛經故事、裝飾圖案及藥叉等形象。還有一些雕刻流散出去，散見於各地博物館。從巴爾胡特雕刻來看，這一時期還沒有出現佛陀的形象，凡是佛傳或故事中需要出現佛陀，都以佛塔、菩提樹或者佛座來表示。有一些佛教故事的表現方法，往往在後來的佛教藝術中得到繼承和發展，如鹿王本生等故事浮雕、太陽神蘇利耶等。
阿瑪拉瓦提佛塔圖
阿瑪拉瓦提(Amaravati)位於印度克里希納河下游南岸，今安得拉邦貢土爾(Guntur)縣城附近，早在孔雀王朝時代，這裡的佛教就相當發達，在2-3世紀，這裡屬於印度安達羅朝時代，大乘佛教大師龍樹曾在這裡創立了中觀學派。在阿瑪拉瓦提以及附近的納加爾朱納康達(Nagarjunakonda)都發現了大型佛塔遺蹟，被認為是在龍樹的指導下建立的。阿瑪拉瓦提雕刻也成為了最具有印度本土風格的藝術。阿瑪拉瓦提雕刻藝術是與馬圖拉、犍陀羅鼎足而三的印度藝術流派。阿瑪拉瓦提大塔始建於公元前2世紀，在公元2世紀時，曾大規模擴建和增修。大塔的直徑約50米，上面是半球形的覆缽，高達30米，在基壇的東西南北四門各自延伸出一個長方形的露台，每座方形的露台上聳立著五根並排的石柱，作為入口。這是南印度佛塔不同於其他地方佛塔之處。阿瑪拉瓦提大塔現已不存，佛塔上的雕刻大部分收藏於印度的馬德拉斯政府博物館和英國的不列顛博物館。阿瑪拉瓦提大塔的浮雕大部分內容是有關禮拜佛塔、菩提樹、法輪等內容，還有很多佛傳故事，後來也出現了佛像。
二、印度的古代石窟
印度早期石窟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毗訶羅窟(Vihara), 也就是僧房窟：一種是主要用於禮拜的支提窟(Caitya)，也稱塔廟窟、塔堂窟。僧房窟是供僧人們日常生活和修行用的。通常主室有一個很大的大廳，在大廳的正面和兩側面各開出一些小室，僧人們在這些小室中坐禪修行和起居生活，中廳是舉行佛事活動的場所。支提窟通常平面為馬蹄形，窟室的後部呈半圓形，中央設佛塔，禮拜者繞塔巡禮。僧房窟與支提窟並不是截然分開的，往往有一個支提窟，必然要有相應的僧房窟，而僧房窟所在之處，還應該有水源，以便於生活。
在古印度，不僅僅是佛教開鑿石窟，耆那教、印度教等宗教都有開鑿石窟進行修行和禮拜的習慣。早期支提窟中的列柱和佛塔造得十分樸素，沒有太多的裝飾。比起其他宗教的石窟，佛教石窟十分注重佛塔，因為佛塔象徵著佛，所以，支提窟(塔廟)有著重要的意義。不論是佛教石窟還是其他宗教的石窟，其建築的樣式，如門、窗、柱、窟頂等形式都是模仿著當時人們生活中的房屋建築形式來雕鑿的。而一些大型石窟群的構造也與人們生活中的房屋建築院落群有密切關係。公元1-5世紀時期，石窟的開鑿達到了一個高潮，阿旃陀石窟(Ajanta)、埃羅拉石窟(Ellora)這些著名的石窟已形成一定規模，而石窟的形制也已經完備。隨著佛像的產生，慈祥莊嚴的佛像對信眾來說更具有親和力，所以，雖然有了佛塔，佛塔上還會雕刻出佛像。如埃羅拉石窟第10窟是一個支提窟，而在中心佛塔的前面雕刻出精緻的佛像，周圍的列柱上也有精美的雕刻。
埃羅拉石窟第10窟
阿旃陀石窟可以說是印度古代佛教藝術的集中體現，較全面地反映了印度佛教藝術在石窟建築、雕刻和繪畫方面的成就。阿旃陀石窟位於印度馬哈拉斯特拉(Maharashtra)邦的奧蘭伽巴德(Aurangabad)市，瓦戈拉河在這裡形成一個馬蹄形的彎曲，石窟開鑿在瓦戈拉河畔的峭壁上。阿旃陀石窟現存共有29個洞窟，按由東到西的順序編號。石窟開鑿的時代大體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為小乘時期，時代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2世紀之間；後期為大乘時期，相當於後笈多時代，大致開鑿於公元450-650年間。較早的如第12窟為毗訶羅窟，窟室非常簡陋，雕飾較少，完全是一種修行的環境。時代較晚的第1窟、第2窟、第16窟等則在四壁有很多壁畫，窟內窟外乃至列柱都有豐富的雕刻裝飾。第10窟是較早的支提窟，窟內中央後部為佛塔，塔是一個簡素的覆缽塔，列柱也僅僅是一些八邊形柱子，裝飾雕刻較少。而在第19窟、第26窟中，在佛塔前面雕刻出了佛及菩薩的形象，列柱以及門楣都有華麗無比的雕刻。這些雕刻彩繪都反映了從原始佛教重視修行、崇尚樸素而發展到佛教全面興盛時重視禮拜、注重形象，從而把佛教石窟建成了佛國宮殿的歷程。
阿旃陀石窟第1窟
阿旃陀石窟第10窟
阿旃陀石窟第26窟
埃羅拉石窟以其雕刻藝術和建築著稱,形式上呈現大乘佛教末期的特徵
埃羅拉石窟開鑿在離奧蘭伽巴德市區29公里的山崖上，這裡距阿旃陀石窟約100公里左右。石窟是由南到北進行編號的，包括三個區域，第1-12窟為佛教石窟，開鑿時間最早(6-8世紀)；第13-29窟為印度教石窟，開鑿於7-9世紀；第30-34窟為耆那教石窟，開鑿於8～10世紀。佛教石窟區位於石窟群南部，由中心的凱拉薩神廟(印度教)往南大約1公里的範圍內，山崖上零零星星可見一座座石窟，進入這些石窟，就會發現其規模之大，決不亞於阿旃陀石窟。佛教石窟中有不少是僧房窟，其中第5窟規模很大，可能就是古代的講堂，是一個縱長方形的石窟，縱深達三四十米，正壁開一佛龕，內有一佛二菩薩，龕外兩側又各有一鋪菩薩像。主室除了兩側有列柱兩列，中央還有縱向的平台兩條。在兩側壁有中部凹進的壇。沿兩側壁開有很多小禪室。可以想見，在這樣寬敞而巨大的石窟中，當年曾有多少僧人在這裡學習和修行。第11窟和12窟都是像三層樓一樣的大型建築。每一層橫向都有八個粗大的列柱，通常第一層較淺，第二層和第三層向內延伸，列柱往往多達4-6列。第12窟號稱是印度最大的僧房窟。在第三層上雕刻宏偉，正面龕內中央一坐佛，兩側各有菩薩5身，雕像都高達2米以上。龕外兩側也雕刻了佛、菩薩形象。在中央佛龕南北兩側還各有一組規模很大的七佛坐像，氣勢雄偉。
埃羅拉石窟第5窟
埃羅拉石窟第11窟
埃羅拉石窟中，在佛像的兩旁出現了完全女性化的菩薩形象，大都是裸體形象，身上配飾瓔珞或別的裝飾物，突出豐乳、細腰、大臀，表現印度風格的女性美。而飛天的形象大多是男女成組的，表現出歡樂騰飛的樣子。這樣表現女性菩薩的形象，在附近的奧蘭伽巴德石窟中也可見到。
三、中亞和中國西部的石窟
從印度本土到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一帶(即犍陀羅地區)，佛教藝術有了很大的變化，犍陀羅藝術受到了來自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影響，在佛像雕刻上形成了自身的特點。但在犍陀羅地區現存沒有石窟，只有大量的寺院遺蹟。從塔克西拉等地的寺院遺址中，也可看出與印度石窟相關的構造，可見寺院與石窟是一致的。巴基斯坦以北的中亞大部分地區和中國西部的一些地區，就是古代中國文獻中所說的「西域」。這一地區在佛教傳播中，主要受到了犍陀羅藝術的影響，又有本地的地域文化特點，與印度本土的佛教藝術有較大的差別。由於這一地區的土質不是像印度本土那樣堅硬的岩石，雕刻幾乎沒有，大多是泥塑加彩繪。中亞一帶最著名的就是巴米揚石窟。從阿富汗往東，進入中國西部，就有龜茲石窟群，新疆東部又有吐峪溝、柏孜克里克等石窟。再往東就進入了漢民族聚居的地區。
位於今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以西一百多公里的巴米揚河畔，這裡曾經是佛教繁榮的地方，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曾記載了這個地方為梵衍那國，曾有很多寺院，並記下了這裡有兩尊大立佛。直到上個世紀末，巴米揚石窟還保存著高達55米的西大佛和高38米的東大佛，可惜在20世紀末也由於戰爭而毀壞了。除了兩大佛像外，巴米揚石窟的中心區還有大大小小700多個石窟，分布在東西長約1300米的崖壁上。中心區往南的弗拉底河兩岸也有50多個石窟，其中有不少壁畫。在東南的卡克拉克河谷還有100多個洞窟，由於年代久遠，大部分石窟中塑像和壁畫都已毀壞，只有少量的壁畫保存下來。
巴米揚石窟（攝影：孫志軍）
巴米揚石窟是中亞保存較為豐富的石窟遺蹟，從19世紀上半葉，英國探險家開始調查巴米揚石窟，後來法國、俄國、義大利等國都曾作過考古調查。20世紀70年代以後，日本考古學家開始對巴米揚進行全面調查，對所有洞窟進行了編號和實測，取得了較多的成果。巴米揚石窟的建造時代，特別是兩大佛的時代，學術界還存在不少爭議。但一般認為在3-5世紀之間。比犍陀羅早期藝術要晚一點，但比中國的雲岡石窟要早。
大佛信仰是巴米揚石窟一個較大的特色。在印度本土雖然有過巨大的佛塔，但卻沒有出現過如此巨大的佛像，這主要還是對佛教思想的理解不同，信仰的側重點不同所致。佛教傳到中亞一帶，已經與原始佛教有了一定的差異，人們對彌勒的崇拜發展到了一個高潮，以巨佛的形象來塑造未來佛彌勒，充分表現了對來世理想的憧憬。這一思想對中國隋唐以後的佛教無疑產生過巨大影響，從唐代以後各地出現的大佛就可以看出。
龜茲石窟因為佛教的興盛，名僧輩出而聞名於當時。同時，由於龜茲位於中西交通的絲綢之路要道，從中國到西域，龜茲因為佛教的興盛，名僧輩出而聞名於當時。同時，由於龜茲位於中西交通的絲綢之路要道，從中國到西域，不論是政治的交流還是宗教、文化以及商業的來往都會經過龜茲，伴隨著龜茲佛教的發展，龜茲地區也營建了大量石窟與寺院。現存的就有克孜爾、克孜爾尕哈、森木塞姆、庫木吐拉等多處石窟群。玄奘取經時曾經過的雀離大寺，就是今天的蘇巴什遺址，也是龜茲地區現存規模較大的古代寺院遺址。
克孜爾石窟中心柱式的「龜茲型窟」
克孜爾石窟是龜茲石窟中規模最大的一處，位於今新疆庫車縣和拜城之間的木札提河北岸，南距庫車縣城67公里，西距拜城縣60公里。現存已編號的洞窟236個，據北京大學考古系的研究，時代最早是3世紀後半葉，最晚為7世紀末，其中最盛期在4世紀末到5世紀。克孜爾石窟的形制包含了龜茲石窟的各種類型，如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等等。其中，中心柱窟是最為流行的形式，平面為縱長方形，前半部分留出空間，窟頂為縱券頂，正壁開龕造像，後半部分則是圍繞著正面佛像的環形通道，使中央形成一個平面為方形的柱子，在通道的背後，往往在後壁設佛壇，塑涅槃佛像。在洞窟前壁門上部，一般繪出兜率天宮中彌勒說法的場面，表現了涅槃與彌勒信仰的特點。現在塑像絕大多數都已經毀壞，只有壁畫還保存下來。龜茲石窟的中心柱窟在某些方面保持了印度支提窟的特點，如縱券形窟頂的結構。但中心柱已看不出佛塔的形式。這是由於佛教傳入中國時，佛像早已產生，佛塔雖然也同樣存在，但以佛塔來代替佛像供人們禮拜已不再是必須的。進入洞窟，直接禮拜佛像，對於普通信眾來說更容易被接受。
新疆東部吐魯番地區古代曾經是佛教繁榮的地區，營建了不少石窟群，現存的主要有伯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溝石窟、勝金口石窟、雅爾湖石窟、奇康湖石窟等。在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中，都可看到佛寺的遺蹟。
吐峪溝石窟位於鄯善縣吐峪溝鄉的山谷中，史書上稱為「丁谷窟」，現存洞窟46個，最早的石窟開鑿於5世紀，洞窟形制有中心柱窟、方形穹窿頂窟和長方形窟，早期洞窟有明顯的龜茲風格，晚期的與柏孜克里克石窟一致，體現著回鶻風格。
柏孜克里克石窟是世界佛教石窟藝術的四支代表之一
柏孜克里克石窟位於吐魯番市東45公里左右的木頭溝西岸，距高昌故城約10公里，現存洞窟83個，其中有壁畫的洞窟有40多個，是吐魯番地區現存規模最大的石窟群。時代最早的約建於5-6世紀麴氏王朝時期，唐代稱為「寧戎寺」，9世紀以後，高昌回鶻王朝強盛起來，回鶻人篤信佛教，形成石窟開鑿的盛期，壁畫中出現了大量的回鶻供養人像。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畫受到唐代以來中原風格的影響，但在人物造型及色彩運用等方面則有著本地的特色。特別是回鶻高昌時代的壁畫，曾對敦煌晚期的壁畫有過一定影響。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趁著清政府衰微的時候，英、德、俄、日等國探險家紛紛到中國西部的新疆、甘肅一帶活動，盜掘文物，濫挖壁畫。尤其是德國探險隊在克孜爾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等新疆石窟中挖走大量壁畫，其中柏孜克里克石窟被害最甚，大部分洞窟都遭到盜掘，有的洞窟甚至整窟的壁畫都被盜走，洞窟內只留下揭走壁畫後的累累傷痕。大量的壁畫收藏於德國柏林印度博物館，也有相當部分壁畫現存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
四、中國北方重要的石窟
雲岡石窟位於今大同市西約15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東西綿延1公里，現存主要洞窟45個，此外還有不少小型窟龕。造像的總數達51000多身，為我國規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雲岡石窟是我國最大的石窟之一,與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和麥積山石窟並稱為中國四大石窟藝術寶庫, 位於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處的武周山南麓,依山而鑿,東西綿延約一公里,氣勢恢弘。
公元398年，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此後逐步吞併了北方的後燕、夏、北燕、北涼，於439年統一了北方。北魏滅北涼時，曾俘掠涼州僧徒3000人遷到平城，這一批僧人對北魏佛教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如著名的涼州僧人玄高就深受太武帝敬重，當時的太子晃還把玄高當作老師看待。主持開鑿雲岡石窟的正是來自涼州的高僧，當時任沙門統的曇曜。所以，雲岡石窟的營造不可避免地要吸取涼州佛教藝術的因素，當然，作為首都平城，一定聚集了全國的佛教藝術高手，從而在石窟的開鑿和佛像的雕刻方面創造了一個時代的風範。雲岡石窟可以說是北魏前期佛教藝術的典範，代表佛教石窟藝術在中國內地發展的第一個高潮。雲岡石窟在北魏前期對中國北方石窟的營建有著深刻的影響。
按考古學的分期，雲岡石窟主要分三個時期，第一期石窟主要有5個，包括第16-20窟，為北魏和平年間(460-465年)，高僧曇曜主持開鑿的，也稱「曇曜五窟」，這五個洞窟規模宏大，每窟的主尊都高達十幾米，最高的第19窟佛像高16.8米。有一種說法，認為這五個洞窟的佛像象徵著北魏初期的五個皇帝，所以它們被表現得如此的宏偉壯麗。第20窟佛像為露天大佛，高13.7米，結跏趺坐，面容沉靜莊嚴，略帶笑意的臉上透露出一股雄強的氣勢，這一形象成為北魏時期北方各地造像的典範。
第二期，開鑿時間為471-494年。包括現編號的第1、2、3、5、6、7、8、9、10、11、12、13窟，或稱為孝文時期石窟。孝文帝在北魏延興元年繼位(471年)，他和祖母文明太皇太后都是大力扶持佛教的人物。因此，這一期的洞窟多為雙窟，如第7-8窟、9-10窟，就是象徵當時政治上的所謂「二聖」。這一時期的雲岡石窟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內容上都超過前期。如第6窟規模宏大，雕刻精湛，具有華麗燦爛的效果。而伴隨著孝文帝政治上的改革，學習漢族文化，改用漢式衣冠。在佛像中，秀骨清像、褒衣博帶的漢式風格也在石窟中出現。
第三期，開鑿時間為494-524年。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還包括第4窟、14窟、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龕，約有200餘座中小型窟龕。這一時期，由於北魏遷都洛陽，北魏皇室在洛陽開鑿了龍門石窟，雲岡石窟的營建進入尾聲，不再出現大型洞窟。雲岡石窟的影響力也逐漸降低。
龍門石窟位於河南省洛陽市南約12公里的伊水之濱，伊水兩岸山巒對峙，稱為伊闕，兩岸鑿建石窟，西岸稱為西山(龍門山)，東岸稱為東山(香山)。兩岸石窟南北延續約1公里。據最近龍門石窟研究所的統計，西山現有窟龕2043個，東山有302個，合計共2345個。其中大型洞窟約有30窟，其餘為小型窟龕。造像總數達10萬餘身，造像題記有2840餘方，佛塔50餘座。龍門石窟於200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龍門石窟始建於孝文帝遷洛之後(5世紀末)，從龍門現存的石窟來看，在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前，似乎已經有人在這裡開窟造像了。但作為皇家主持大規模地開鑿石窟，則是在孝文帝遷都洛陽到孝明帝期間三十多年的時期。由於龍門石窟的地理環境與雲岡石窟有很大的差異，特別是時代背景變化很大，形成龍門與雲岡的不同風格。北魏洞窟主要在西山，著名的有古陽洞(493-503年)、賓陽中洞(505-523年)、蓮花洞(521年前)以及慈香洞、魏字洞、皇甫公窟等。古陽洞，是龍門較早的大型洞窟，建造於493-503年之間。洞窟由天然洞穴鑿建而成，主尊為高6米多的釋迦牟尼像，兩側有二身菩薩侍立。佛像形式完全是中國式的雙領下垂式袈裟，座下形成衣紋密集的褶襞，是北魏後期佛像的典型樣式。這個洞窟還因為大量的碑刻書法精品而著稱於世，書法史上有名的「龍門二十品」絕大部分都是出自這個洞窟。如著名的《始平公造像記》(488年)、《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造像記》(495年)、《楊大眼造像記》(506年)等等。賓陽中洞(505-523年)也是個大型洞窟，本是北魏宣武帝打算為其父孝文帝和其母文昭太后而建石窟，後來又為宣武帝建一窟，合計為三窟。但未能完工，僅賓陽中洞完成，現在的賓陽南洞與北洞為隋至初唐間完成。洞窟正面為佛坐像，兩側各有一菩薩、一弟子雕像，弟子像為一老年，一青年。這樣的一鋪五尊像的格局成為以後龍門石窟的基本形式，也影響到各地的石窟造像。佛像雕刻雖為漢式風格，但並沒有特別的清瘦，而是體現出一定的體積感，洞窟周壁雕刻內容十分豐富，包括維摩詰經變、薩埵太子本生，以及皇帝和皇后禮佛浮雕(帝後禮佛浮雕已流落國外)、神王像等等。窟頂裝飾也十分豪華。頂為穹廬形，中央一朵大蓮花，周圍有八身飛天繞花旋轉飛翔。
隋唐時代是龍門石窟開鑿的第二個高潮，包括西山的潛溪寺洞、賓陽北洞、賓陽南洞、敬善寺洞、惠簡洞、奉先寺等，以及東山的擂鼓台、看經寺洞等。其中奉先寺洞為武則天出資營建的洞窟，於上元二年(675年)完成。此窟主尊為高達17米的盧舍那佛，兩旁各有脅侍弟子、菩薩、天王、力士像，為唐代雕刻藝術的重要代表作。
到過敦煌莫高窟的人,幾乎第一眼都會被位於石窟群中段的第96窟窟檐建築(俗稱九層樓)表現出的宏偉與大氣所震撼和折服,九層樓因而當之無愧地成為敦煌莫高窟的標誌性建築並被設計為敦煌研究院院徽。
位於洛陽東五十多公里的鞏縣石窟，是繼雲岡、龍門石窟之後北魏的又一重要石窟寺。考古學家們推測，其開鑿年代大約在熙平二年至永安二年(517-529)。這個時候，中原佛教藝術在大量接受南朝風格影響之後，基本形成了一定的模式，體現出了比較規範化的「中原風格」。鞏縣石窟現存5個洞窟，雕刻極精美，保存也比龍門完好。除第5窟外，其餘四窟都是中心塔柱窟，如第1窟中心柱四面各開一個帳形龕，內刻佛像，窟頂是浮雕出的平棋圖案，平棋的方格內，分別雕刻出蓮花、飛天、化生等，四壁的上部雕刻千佛，下部為列龕，龕下是神王形象。南壁門兩側還保存著規模較大的「帝後禮佛圖」。
除以上三處重要石窟外，中國北方尚有響堂山石窟、天龍山石窟、須彌山石窟等等。
來源： 佛法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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