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有范

訂閱

發行量:8 

藝術與社會學的奇緣——論娜塔莉.海因里希《藝術為社會學帶來什麼》

今日看點關於藝術社會學,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曾說過很著名的一句話:「藝術與社會學,多麼奇怪的一對!」而對於這對組合的分析和解構成了幾代學者研究的中心。回溯藝術社會學發展的歷程,本文作者盧文超在文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2020-01-08 08:53 / 3人閱讀過此篇文章  

今日看點

關於藝術社會學,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曾說過很著名的一句話:「藝術與社會學,多麼奇怪的一對!」而對於這對組合的分析和解構成了幾代學者研究的中心。回溯藝術社會學發展的歷程,本文作者盧文超在文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關於藝術社會學,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曾說過很著名的一句話:「藝術與社會學,多麼奇怪的一對!」那麼,這一對組合,究竟「奇怪」在什麼地方呢?對此,奧斯汀·哈靈頓的一段話可以給我們提供答案。他指出:「藝術傾向於顛覆世界的科學形象,而社會學則致力於消解社會生活中令人迷醉的神秘之物;藝術意在反對用唯物質主義解釋生活,而社會學的旨趣則在於揭露表面上看來獨一無二之物是如何被社會建構和再生產的。」從哈靈頓這段話里,我們可以看到,藝術與社會學簡直可以說是水火不容。俗話說,不是冤家不碰頭,它們兩個不僅碰頭了,而且還結合在了一起,構成了「藝術社會學」這門學問。顯然,它們也就成了「奇怪的一對」。

在過去,藝術曾被捧到神壇上。康德認為,藝術家是天才,創造的藝術獨一無二;席勒認為,藝術家是救世主,藝術可以彌合分裂的人性;西美爾認為,藝術是人類最後的綠洲,是人類的希望之所在。藝術,曾經光芒四射,讓人仰望。但是,藝術的冤家對頭「社會學」出現了。英格利斯指出,社會學的思維方式就是質疑一切,將一切去魅:「社會學家所接受的思維方式的訓練就是,懷疑其他學術團體的觀念,諸如美學家,以及藝術界之中團體的觀點,諸如批評家和交易商……」。按照斯特朗的說法,這無疑也是一種「社會學殖民主義」。因此,在宗教和科學都被社會學家請下神壇之後,藝術最終遭遇了相似的命運。

在社會學向藝術進軍的過程中,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法國的布爾迪厄和美國的貝克爾。無論是布爾迪厄的藝術場,還是貝克爾的藝術界,都將社會學的利刃投向了藝術。他們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藝術,打破了之前關於藝術的各種「迷思」:藝術家不再被視為天才,而是和普通的工人一樣;藝術不再獨一無二,不再具有什麼「藝術性」,而是一種人們所貼的標籤。換言之,藝術變得和尋常之物並無二致。這一方面向我們揭示了藝術更為豐富和複雜的「集體性」面相,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存在著還原主義的危險:藝術被還原為尋常的物品,藝術活動被還原為尋常的社會活動。藝術的特殊性消失不見了。

正是面對這樣的危險,娜塔莉·海因里希撰寫了《藝術為社會學帶來什麼》這本書,試圖為我們尋找一種解決之道。如果說,布爾迪厄和貝克爾的藝術社會學更強調社會學能為藝術帶來什麼,那麼,海因里希則從相反的角度思考:藝術能為社會學帶來什麼?

圖片來源於網絡

海因里希是布爾迪厄的學生,她曾在布爾迪厄的指導下研究藝術社會學。但是,這本書卻是「反布爾迪厄」的。正如海因里希在書中所說,她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擺脫布爾迪厄思想的影響(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在海因里希看來,無論是布爾迪厄,還是貝克爾,都持有一種還原主義的立場。她指出:「不同流派的藝術社會學花了不少工夫,在這個以獨特性為主的領域進行『普遍式還原』,證明藝術家『只不過』是經濟環境、社會階層或習性的產物。

這種還原主義顯然是海因里希無法接受的。因為在她看來,藝術領域具有獨特性的價值體系,這種價值體系「擁有自己的邏輯,不受共同環境限制,無法被還原」。比如,貝克爾在《藝術界》中曾宣稱,自己的藝術社會學不過是職業社會學向藝術領域的延伸,但是,海因里希卻針鋒相對地指出,從「職業生涯」的角度思考藝術家的經歷,會妨礙我們思考職業概念在藝術領域的特殊性:「職業概念用在藝術領域似乎並不合適,因為它多被理解為策略性的、帶有個人利益的(與共同性價值倫理相悖);此外,職業概念映射標準化,這與獨特性的要求相去甚遠。真正的藝術家被認為是通過個性的方式(一種獨特的創造手段)追求個人的目標(即藝術的追求)。而在其他領域,例如外交與公共管理,職業概念一般被理解為通過非個性的方式(必經的職業路徑)追求個人的目標(晉升)。」換言之,藝術家的經歷不能簡單地還原為「職業生涯」。

那麼,布爾迪厄和貝克爾問題的根源何在?在海因里希看來,問題的根源在於他們並未嚴格恪守價值中立的原則。她指出:「當社會學家試圖從個別現象中挖掘普遍性,或試圖揭露虛幻的個人創造力時,他已不再是一名研究者,而是一名試圖捍衛某種價值觀的行為者。」換言之,當布爾迪厄和貝克爾以社會學方法研究藝術時,他們喪失了中立的立場,積極地捍衛某種價值觀,這導致了他們研究的偏頗。

在這裡出現了有趣而又重要的一幕。在貝克爾的《藝術界》中,他曾批判丹托的「藝術界」思想,認為作為一個美學家,丹托是價值介入的,積極投身於界定什麼是藝術,什麼不是藝術;而他作為一個社會學家,則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他無需介入這樣的事宜,只需觀察美學家們是怎麼做的。但是,在海因里希這裡,貝克爾不再是旁觀者,而成了積極的介入者。或許,我們可以說,貝克爾對丹托的旁觀本身,就有一種反精英主義的價值立場存在。這種立場在打開貝克爾思考可能性的同時,也限制了他。如果說對於丹托而言,貝克爾是旁觀者;那麼,對於貝克爾而言,海因里希則成了旁觀者。真可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裡的關鍵在於:海因里希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發現了貝克爾的價值介入以及由此導致的對藝術的片面認識:因為秉持一種反精英主義的立場,貝克爾強化了藝術尋常物的一面,而淡化或忽視了其獨特性的一面。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海因里希要回到布爾迪厄和貝克爾所批判的美學家們的立場,重現陷入對藝術家個體的狂熱崇拜。在她看來,這兩種立場其實都是一種價值判斷:「任何還原為集體的、一般的、普遍的論斷,以及任何對個體的、個人的、獨特性的讚美,都不應被當作事實,而是一種價值判斷(一種批判性判斷)。」在她看來,社會學家不應該在兩者之中站隊,而需要對此進行客觀、中立的觀察。就此而言,社會學家秉持一種多元化的立場是至關重要的。海因里希描繪了這樣一幅美好的圖景:「社會學家從此擺脫了本體論立場,可以在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中自由穿梭,了解行為者的各類解讀模式,往返於不同類型的價值判斷和論證體系中。」在海因里希看來,這種多元立場的好處就是:「通過多重價值體系,擴展了判斷模式,因此獲得了更有效、更豐富的描述能力,不必依靠支配權假設,揭發非理性或是斥責相對主義,就能將那些看似邏輯矛盾的價值觀的並存狀態呈現出來。」

因此,在社會學的研究中,海因里希主張一種「介入式中立」。她聲稱:「如果中立是社會學家自由穿梭的必要工具,這種穿梭過程也是斷裂世界重建聯繫的唯一渠道。向一部分人解釋另一部分人的道理,社會學家使本來矛盾的邏輯可以並存和對話,而不是彼此絞殺、鄙視和詆毀。因此,中立與介入並不矛盾。」換言之,只有這種介入式中立,才可以在不同價值體系之間建造起橋樑,實現價值觀念之間的有效對話。王國維曾說:「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在海因里希看來,要實現這種介入式中立,社會學家應該像王國維所說的詩人那樣,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社會學家的競爭力恰恰在於他能夠把握這兩種邏輯矛盾的立場,即一方面他介入到行為者的世界中,與他們分享一致的價值觀,通過移情和直覺來理解他們的世界如何運作,另一方面,他能夠與行為者保持距離,以便在多元世界和多種觀點中穿梭,在全局中考慮各種可能性。」由此可見,入乎其內,就是「介入」,出乎其外,就是「中立」。可以說,這就是海因里希的介入式中立的要義之所在。

那麼,藝術與社會學這「奇怪的一對」之間是否有美好姻緣的可能呢?在我看來,當然是有的。如果我們從海因里希的「多元主義立場」出發,可以將藝術和社會學看作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它們兩者之間應該建立一種對話的關係,而不是一種霸權或殖民的關係。社會學不能完全將藝術吞沒,將藝術徹底轉變成尋常之物;藝術也不能無視社會學的尖銳見解,孤芳自賞,高高在上。亟需的是兩者之間的平等對話。獨白是貧瘠的,只有對話最富有生產性,因此,在我看來,藝術應該重視社會學的犀利性,在社會學的眼光中豐富對自己的認知;社會學也應該重視藝術的獨特性,在研究這個獨特的對象時發展和改變自己。布爾迪厄和貝克爾的重心是前者,而海因里希的重心則是後者。兩者實際上都不可偏廢。只要我們在問「社會學可以為藝術帶來什麼」時,也同時思考「藝術可以為社會學帶來什麼」,我們就會獲得一種更平衡的眼光和思考。海因里希的貢獻就在於給我們提出了後一個問題。對於海因里希來說,在過去,藝術聽社會學說了太多的話,現在,社會學該傾聽藝術說話了。只要兩者之間進行平等的對話與交談,而不是獨白與霸權,兩者就有美好姻緣的可能性。而這,也正是藝術社會學的未來之所在。

文章來源:

天涯雜誌,《盧文超:藝術與社會學的奇緣 ——論娜塔莉.海因里希<藝術為社會學帶來什麼>|天涯·頭條》

END

美 編 | 鞏 儀





文章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