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精神帝國到世界主義,如何看待日本的精神史?

好奇心日報 發佈 2020-01-08T14:30:40+00:00

《分身:新日本論》內容簡介在近代東亞世界史上,我們看到了一種堅忍不拔的面向文明的意志與熱情。這種人類自身固有的秉賦和能量,讓我們重新確認了東亞文明在迄今為止的世界文明進程中的位置,以及它將在未來的世界文明進程的角色。

《分身:新日本論》

內容簡介

在近代東亞世界史上,我們看到了一種堅忍不拔的面向文明的意志與熱情。這種人類自身固有的秉賦和能量,讓我們重新確認了東亞文明在迄今為止的世界文明進程中的位置,以及它將在未來的世界文明進程的角色。

本書選擇日本近現代史上的若干個精神主題予以刻畫和重述,諸如水戶學、亞洲主義、近代超克、日本馬克思主義、戰後民主主義以及戰後日本憲法的問題,從而揭示日本經驗在思想史、政治史與文明史上的意義。對這些主題的討論,不僅有利於我們重新認識近代日本的變遷,更是重新認識東亞世界史變遷和探尋更為公正的世界秩序不可欠缺的視角。

作者簡介

李永晶,旅日十年,東京大學博士。曾任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

主要學術興趣領域為現代社會理論、近代國家關係史、古典政治哲學。著作有《東京留學憶記》《馬克斯・韋伯與中國社會科學》《友邦還是敵國? ——戰後中日關係與世界秩序》;另有譯著《斯賓諾莎的宗教批判》等。

書籍摘錄

結語 青春東亞:近代日本精神史的再省察(節選)

這本書講述的不是日本帝國「崛起」與「覆滅」的故事,而是近代日本在東西文明衝突加劇、列國競逐全面展開的 19 世紀中葉後一個多世紀的成長歷史。這同樣是一個 19 世紀中後期的東亞世界在人類文明史進程中的故事;因為文明和地理上的關係,東亞各國從來就是在一起的。

1900 年,梁啓超撰寫了《少年中國說》。在這篇膾炙人口的名篇結尾,有這樣一段對「中國少年」的著名描述:「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麟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 我們今天讀來依然會感到迎面撲來的青春氣息。熱情洋溢、氣勢磅礴、氣象萬千,催發著人們向上、進取、奮鬥的激情與意志。這位大思想家的主旨,表面上看是駁斥日本人和「歐西人」將當時的中國描述為一副老態龍鐘的「老大帝國」形象,實際上卻是對中國的一種精神啟蒙。此後在東亞大陸上演的革命,正是「少年中國」衝決羅網、舊邦新造的過程。

27 歲的梁啓超,何以突然發出這種感慨,展開對未來中國的熾烈想像?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啓超在日本駐華公使及日本外務省的救助下,於 1898 年 9 月 20 日深夜抵達東京,開始了亡命日本的生涯。「東方古稱君子國,種族文教咸我同。……大陸山河若破碎,覆巢完卵難為功。我來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猶幸非宋聾。」 這是英雄去國流亡之際的心事吐露,作者引「秦廷之哭」的典故,希望從日本獲得救國的力量。—不錯,《少年中國說》這篇雄文正是誕生於明治日本!幕末以來日本呈現出的奮力進取、蒸蒸日上的精神、意志、活力,不正是一種「少年日本」、青春日本特有的精神品性嗎?梁啓超對於「少年中國」的憧憬與禮讚,誰又能說未受到明治日本全國上下所洋溢的熱情進取的精神所啟發與鼓舞呢?

在日本,梁啓超看到了另外一個中國。在東亞世界史與近代世界文明演進的視野內,這種精神的前生後世已昭然可見。無獨有偶, 1916 年 9 月 1 日出版的《新青年》(第 2 卷第 1 號)刊登了一篇題為《青春》的文章。這同樣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篇雄文,作者從「青春之我」開始,以鬱郁勃勃的激情接連謳歌了「青春國家」「青春民族」「青春人類」,直至「青春地球」與「青春宇宙」。 這是一篇與梁啓超「少年中國說」並列的「青春中華說」。作者是李大釗,撰寫此文時正在日本,已經留學兩年有餘,這一年也是 27 歲。

就這樣,近代日本顯現的昂揚精神與熱情,通過梁啓超及其同時代留學、遊學日本的中國青年,源源不斷地輸入正在掙扎、試圖振起的中國身上。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明治以降的近代日本正在東亞大陸上造就它的一個分身。而這個過程之所以可能,原因就在於彼此有著精神上的家族類似性。

所以,在東亞世界史和東亞文明進程的意義上,本書既不是勝者的歷史敘事,也不是敗者的歷史敘事,而是一部關於人類文明進程的敘事。當然,這裡面充滿了讓人遺憾、震驚以及無法忍受的悲慘事件。但今天回望過去,我們還是看到了一種堅忍不拔的面向文明的意志與熱情,而人類最終還是艱難地越過了那個時代,向文明邁出了關鍵一步。這種人類自身固有的秉賦和能量,讓我們重新確認了東亞文明在迄今為止的世界文明進程中的位置,以及它在未來的世界文明進程中所擔當的角色。

一 重述近代日本精神史的意義

在本書中,我對近代日本精神史的重新敘述,開始於對東亞世界秩序尤其是日本與傳統中華世界關係的反思。這種主題的設定,源於困擾我們的一系列問題:為什麼日本在東亞世界近代史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為什麼「日本」對於現代中國而言是一個特殊的存在?現代中國在精神層面上有著怎樣獨特的屬性?在今後的世界文明演進中,東亞世界可能扮演怎樣的角色?在這些問題的驅動之下,我從精神演變的角度對日本的近代歷程所做的重述,實際上是一種對近代日本的重新解釋。

其實,如果稍稍拓寬一下歷史視野,我們就會發現,這種做法其實並不是我個人的創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邁內克以 83 歲的高齡撰寫了一部題為《德國的浩劫》的著作。在這部短小精悍的著作中,邁內克從兩個世紀以來的德國思想史和精神史著手,探討了德國走向納粹主義並最終造成自我毀滅的原因。他一直追問的問題是,「領導著我們並影響著德國的世界政策的那個階級,以及他們的精神結構和心理狀態,都代表著什麼意願和能力呢?」

我無意再現邁內克勾勒的精神史脈絡,這裡的重點是他的那種更為根本的問題意識。在開篇處,他即明確告訴讀者,他探討的是德國浩劫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卻同時擴展為一個超乎德國之外的普遍西方命運的問題」。 德國的崛起與覆滅不是德國一國的問題,而是古典普遍的世界主義理想與民族國家的權力意志在18世紀以後衝突的結果。在更深遠的意義上,我們從德國的歷史經驗中看到的是人類事務演化的路徑和邏輯,以及內在其中的陷阱。

因此,我們將近代日本納入東亞世界來重新探討它的崛起與覆滅的歷史經驗,最終要導向的目標其實是東亞世界在近代世界史中的命運問題。

這個問題的直接生成機制,當然是 19 世紀全球殖民帝國的興起。在 19 世紀中後期以來西方勢力的衝擊下,日本的民族精神獲得了普遍的覺醒,全身心地投入時代洪流與諸民族的競爭中。明治日本的近代化道路之所以能夠順風滿帆地展開,這種民族精神的自我覺醒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在追蹤這種精神展開的過程中,我們的焦點時刻鎖定在這樣一個特徵上 :因長期受東亞古典文明的薰陶,近代日本的民族精神有著強烈的世界主義內涵 ;它不僅有成為世界帝國的野心,而且內含創造世界文明的志向,從而加速了世界秩序的轉換。正是在近代世界秩序轉換的歷史過程中,我們看到了近代日本相對清晰的精神演化脈絡。

因此,無論從精神史演進的脈絡,還是從當下的現實狀況來看,探尋近代以來東亞民族國家與世界主義的關係,有著事關東亞命運的意義。我之所以重述近代日本精神史,不僅是為了展現東亞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間相生相剋、此消彼長的歷史,更是為了據此揭示東亞世界的歷史意識,它關乎人類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文明及其秩序。

作為本書精神史敘事的總結,這裡我要著重指出如下三點認知。

第一,從文明演進的角度來看,近代日本處於傳統東亞文明與近代西方文明的交匯地帶 ;這種邊緣的境況對日本的自我意識與世界意識有著巨大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與東亞大陸上的其他國家不同,這種處境使得日本對東西兩種文明各自的長短保持著高度敏感,並因此獲得了一種獨特且強烈的自我意識。本書精神史敘述的起點是江戶時代的日本。在這個時代,宋代形成的朱子學被確立為主流的意識形態。在儒學的普遍主義精神與話語空間中,經過二百餘年的發展,日本最終建構了它的普遍主義文明意識與指向世界的國家理性。我在書中將這個過程描述為「精神帝國」的生成。

這種精神帝國的根基在於東亞世界秩序,但它畢竟不是這一秩序及其原理自身。面對 19 世紀中後期西方文明的大舉到來,日本展現了讓人驚訝的應對方式 :它將「文明」的標準由傳統的東亞世界切換到了近代西歐世界,並試圖形成基於日本自身的標準。對於日本而言,這可以說是一種精神上的自我「革命」,它要克服自身的東洋(亦即「中國」)屬性。在這一過程中,日本爆發出了驚人的能量。在思考近代日本的精神現象時,這一文明論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視角和啟示,因為它涉及東亞世界國家深層的歷史意識。

第二,由於近代日本為自身準備的普遍主義文明意識,它的精神展開與政治實踐從一開始就指向了世介面臨的普遍問題。在「世界」「文明」「東洋」「西洋」「近代」等話語建構的自我意識中,一種普遍主義的精神格局同時得以確立。這種高度的自我意識與世界認識,源於日本對傳統東亞普遍文明與近代西歐普遍文明的吸收與融合。當19世紀突飛猛進的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文明體系給日本帶來巨大的物質生產能力後,由東亞世界秩序造就的精神帝國開始試圖自我實現,也就是將自身轉化為現實的「政治帝國」。日本的國家精神開始展現,它想要「君臨天下」,創造一個新世界,換句話說,它欲圖成為東亞乃至世界的中心。

以儒學的「尊王攘夷」觀念和日本古典神話為基礎建構的天皇制,以及作為其意識形態的「國體」,正是這種精神自我表達以及自我實現的工具。近代日本立國之初就把握了時代大勢,確立了普遍的文明視野與志向 ;這正是明治日本很快成為世界性大國的精神基礎。當然,這個「政治帝國」在關鍵的地方誤解了文明的本質,其驚人的慾望與野心將它引向了文明進程的反面,最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埋葬了自身。

第三,近代日本自身同時是它所參與創造的近代世界的產物,這一點因其不正自明的屬性,往往為人們所忽視。我在本書中已經指出,無論是作為日本近代開端的明治維新,還是作為近代完成形態的《日本國憲法》,皆全面呈現了它所處的世界的面貌。本書之所以最終以「世界主義」概括這一近代日本精神的內核及其完成形態,意在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世界新秩序的本質精神就是世界主義。我們重新論述日本的目的,根本是要確認東亞文明在人類走向世界主義進程中的角色。

當然,在現代世界秩序的創成進程中,日本的這種世界主義精神必然會呈現一種否定的形態。這是因為,日本自身的世界意識使得它時時刻刻以殖民帝國舊秩序(近代西方「世界」秩序)的挑戰者和革命者的身份而參與其中。換言之,近代日本以強烈的主體變革意識,試圖改變一個文明和野蠻以尖銳的形式共存的世界。然而,由於日本對傳統中華文明與近代西洋文明的理解誤入歧途,未能真正把握普遍主義文明的真諦,雖然創造了大國崛起的「奇蹟」,但也將巨大的苦難帶給了人類。它不僅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且也因它的戰敗而加速了新秩序與新文明的誕生。本書試圖呈現的正是這一變革主體的精神世界的結構及演變過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個新生的文明應當以怎樣的方式參與到世界文明的發展與創造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被束之高閣。這裡面固然有「二戰」後「美日同盟」的約束,但日本國民尤其是精英失去了明治維新後的那種普遍主義的精神格局和氣魄,則可說是主要原因。古典普遍主義精神與歷史意識的遺忘與喪失,最終使得日本成為一個普通的民族國家。在現代意識之下,古典精神具有的可貴品性已經被屏蔽了,政治共同體喪失了自我提升的重要的觀念機制和能量源泉。

那麼,日本對自己在當下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位置有自覺嗎?日本對新文明、對後民族國家時代文明探求的熱情是否能被再次激活?如果有這種可能,對世界的未來而言,究竟是福還是禍?以史為鑑,以現實為鑑,這些問題絕非杞人憂天。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日本取得初步復興的 20 世紀 60 年代,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當時的語境中,這個問題被表述為日本在國際社會中承擔的「責任」問題。「責任」如果內化為信念,自然成為「使命」。戰後日本的著名政治家吉田茂在個人回憶錄中留下了這樣的表述 :

如果今天的日本人看上去好像還沒有恢復使命感,那也是因為日本人在實現了國家自力更生的目標以後擁有了安寧的心態,同時,也是對盲目的使命感產生了懷疑的一種健全表現。在當今世界中,正確地認識自己的使命所在,並正確地付諸執行,不是那麼容易的。儘管日本人遭到了失敗,但是回顧過去的百年中日本在整體上獲得的輝煌成就,然後再放眼世界的話,日本人應該會慢慢地醒悟什麼才是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對於今天的日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擁有夢想,併到廣闊的世界中去尋求舞台。

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東條英機內閣的部長,作為戰後日本國策制定的主要當事者,吉田茂的上述說法堪稱是一種對國民的政治教育。這是他的遠見。他警告日本國民 :「現在的日本人如果逃避應該承擔的責任,擁有卓越的能力卻沒有目標的話,就會存在同樣的危險。」所謂「同樣的危險」,就是指日本在日俄戰爭後失去了目標而誤入歧途。

當然,吉田茂並未進一步指出,包括日本國民在內的所有人,首先需要直面自己過去的經驗與教訓。這不單單意味著日本要承認並承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犯下的罪行及責任,更有必要將近代日本的經驗與教訓展現給謀求和平、共存、發展、繁榮的新世界。

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後,日本似乎率先邁進了這個新世界。日本的「歷史終結」命題,有著它特定的現實根據。這裡的「歷史終結」具有多重含義。在以民族國家為節點的世界秩序下,國民主權制度的確立是最重要的指標,它首先意味著國家內部的權力鬥爭在形式上終結於制度化的民主主義。從世界政治的現實而言,國家間的權力鬥爭也正在得到控制,世界社會進入快速的民主化與法律化過程。這個過程因國際法與國際組織機構的發達而變得尤為明顯。這是世界層面上「歷史終結」的開端,一種普遍的法的精神、法的秩序,開始取代諸民族的慾望進行統治,人類正在走向普遍的文明狀態。

但對於日本而言,它的「歷史終結」不僅意味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它所享受的和平與繁榮,以及與此同時從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退場,還意味著一種構想更為公平的世界秩序的理想、激情以及能力的日漸消失。當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將近代日本的全部經驗,尤其以日本憲法所表達的世界認識與理念,封存於作為民族國家的日本內部時,世界自身也正在面臨損失,會錯失一種藉以推進文明進程的主體經驗與教訓。

題圖為日劇《西鄉殿》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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