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而在上一章普天之下，莫非民海：明清海禁政策下的海洋開發中，筆者分析了明清海禁時期民間主導海洋開發的盛況，而黑格爾卻曾說中國是一個與海「不發生積極的關係」的國家，仿佛農業民族的屬性杜絕了我們與大海深層次交流的可能。
其實二者並不矛盾，官方和民間的追求和視角本就不盡相同，黑格爾所否認也不是中國的海洋文化，何況我們需要看到的是，明清兩代的海洋政策對比前代其實一直在進步，而國家主權觀念也是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我們對於海洋的意識從來都不曾淡漠過。
長期以來海洋社會經濟力量的存在和增長是國家和朝廷制定海洋政策的基石，宋元以來民間海洋力量不斷增長，迫使朝廷不得不被動的適應當時的海洋社會經濟，以求規範海洋社會經濟行為，逐漸傳統中國也開始形成了朦朧的海洋權益意識。
倭寇和反抗勢力：海禁和海防的起源
明太祖對海洋的厭惡，最初來自於泉州一帶的外國商團曾經協助過張士誠、方國珍等人與之爭奪天下的事情，這兩支武裝力量失敗後並未臣服，而是逃往海島或鄰近海國，成為對大明王朝的威脅。而此時主要威脅仍然是逃亡蒙古高原的元朝殘餘勢力，出於輕重緩急的選擇，使得當時朱元璋對於東南海岸線上的敵對勢力，只能採取防守政策，這便是朱元璋禁海的根本原因。
因此，最初「片板不許入海」的禁海令只是防止沿海居民與「逆賊」們的勾連，是一種臨時性的軍事政策，對外貿易則只是暫時性的只進不出，「朝貢外交」並沒有受到多大影響。換句話說，海禁跟閉關鎖國還是有些區別的。
▲倭寇
但後來發生了「胡惟庸」案，朱元璋對日本國下了通牒：「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命信國公湯和經略沿海，設備防倭。」，就這樣倭寇稀里糊塗背下了海禁和謀反的兩口黑鍋。
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罷太倉黃渡市舶司」 。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銷自唐朝以來就存在的，負責海外貿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中國對外貿易遂告斷絕。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 。自此，連與明朝素好的東南亞各國也不能來華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了。
▲海禁下的官方貿易
通過慘烈的倭寇戰爭和韓戰來看，我們可以認為海禁時期的大明海軍依舊強悍，明代是中國海防的里程碑時代。在元代之前中原王朝幾乎沒有遭遇過來自外海的威脅，多是對付本國的敵對勢力或國內其他民族，而且限於個別地域，沒有完整的防禦體系。
▲跳梁者，雖強必戮--萬曆朝鮮戰爭
期間日本雖然扮演過兩次跳樑小丑，卻也不成氣候，真正被當成腋肘之患的是明代中期開始走向猖獗的倭寇，隨之嘉靖中期再次實施嚴厲的海禁政策，也算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同時真正的海防也應運而生。
海禁、貿易和朝貢：看似矛盾卻和諧並存
哪怕是最嚴厲的海禁時期，「朝貢貿易」依舊是絡繹不絕的，這種「賠本賺吆喝」的買賣卻始終是中原王朝的最愛，明代之登峰造極者莫過於兩件事：
▲現代復原的鄭和寶船
第一是鄭和下西洋事件，超級艦隊在遠洋牛氣沖天地轉了數圈，卻只帶回來一群眼巴巴的外交使節，財政一吃緊就立馬拆掉寶船、焚燒寶圖（造船圖紙），生生讓出了大航海時代的霸主寶座。
第二件事則是頗為搞笑的「寧波爭貢」事件。1523年，兩隻日本國內勢力大內氏和細川氏同時達到寧波向明王朝進行「朝貢」，後者後發制人通過行賄取得了朝貢資格，前者不服之下發兵襲擊了細川氏的使團，達到寧波時一不做二不休搶劫了寧波城並擊殺了明軍的軍官。
▲日本使團
後者道破了朝貢的真實面目，對於朝貢者而言這是一本萬利的買賣，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足以讓他們踐踏一切人間的法律，相互大打出手就更不在話下了。而對於中原王朝而言，絡繹不絕的使臣則意味著「天朝上國」的威嚴，是個面子工程，故而基本上來者不拒。
於此同時，一方面民間貿易在海禁的大背景下走向了繁榮，在海洋領土概念走向清晰的過程中勢必帶來海洋防禦的概念；另一方面隨著外國殖民勢力對中國侵擾活動的增多，政府感受到了衝擊，加強了對個出海口的重點軍事防禦，然而認為西方列強本土離中國遙遠，陸戰非其所長，數艘戰船對於中國構不成致命威脅。所以，並沒有進一步加強珠江海口以外的各軍事要塞的海防工事，仍然把海盜以及商人、漁民看成是重點海防對象。
如果說明代以前的沿海防禦只是海防的萌芽，在東南倭寇之亂後經過明清兩代朝廷的逐漸加強，形成了初步的海防管理制度，這是一種與海禁相匹配的海防制度。
清代巡洋會哨制度
為了及時發現敵對目標和海域的安全，明清兩代都實行了巡洋會哨制度，作為海洋防衛的基本管理制度，清代時該制度發展得己較為完備，我們清代前期的巡洋會哨制度為例加以分析。
歷康、雍、乾三朝，朝廷在東南沿海布置了一條以海岸、海島為依託，水陸相維的海防線。海上力量以駐紮海島、海口的綠營水師為主，岸上以綠營陸師為主，又以八旗兵在沿海核心城市集中駐防，加以監控。軍事力量分散布置，犬牙交錯，便於中央監控。
清代前期將中國海域分為內洋與外洋兩部分，內洋一般歸州縣管轄(凡近岸之處為內洋，距離未必相等)，島嶼周圍或作內洋，或為外洋，與大陸距離遠近也無一定標準，外洋一般歸水師負責，具體界限則不甚明確。
按照設想，水兵負有在海上消滅敵船的任務，為及時發現敵對目標和海域的安全，實行了巡洋會哨制度。即按照水師布防的位置和力量劃分一定的海域為其巡邏範圍，設定界標，規定相鄰的兩支巡洋船隊按期相會，交換令箭等物，以防官兵退避不巡等弊端，確保海區的安全。條例規定，江海巡邏會哨有總巡、分巡之分。總巡是指各鎮水師官每年定期巡洋制度，分巡是指由都司、守備擔負的巡洋任務。
▲清朝舊式水師船
在具體操作中，各省所轄水師都建立相關的水兵會哨制度和獎懲措施，旨在督促統巡、總巡、分巡認真履行職責，圓滿完成巡洋會哨任務，形成「諸哨絡繹，連如長蛇」的局面，通力合作，各盡職守。
明代的制度大同小異，主要區別只在於棄島不守，權力剿滅成規模的海盜，具體情況省去不表，畢竟當時來自海上能夠撼動國本的威脅尚未出現。
大而無用：清代海防的頑疾
應當說，上述制度對於督促水師將士履行職責起到了一些作用，清代前期海盜之患除個別年代比較猖撅外，長期處於比較安靜狀態，這是成功的證明。但其它始終未能跟上當時國內海洋政治經濟的發展，也落後於當時世界海洋政治經濟的發展。
首先是劃界巡洋限制了水師的航海能力。
「查閩浙之例，本處巡哨之兵，只在本處洋面巡哨，即總巡、分巡之員，亦只福建省巡福建，浙江省巡浙江。如此行走操練，止熟本處，不知他處;止知本省，不知外省。」
這是1726年，閩浙總督高其淖在奏摺中提到的問題：跨海作戰能力不足，水師戰船長期在分防水域活動，對於轄區以外的海洋地理、氣候以及水文情況不了解，缺乏遠洋航海知識。
▲明《倭寇圖卷》
同時按照海洋知識的多少，高其淖把水師將士略加分類：第一等，不但本處海洋地理無不熟知，即其他各處「港口之寬狹，沙線之有無，何處外洋島澳可以泊船取水，何種日色雲氣是颱風、咫風到來的信號，均應熟知」；第二等，熟知數處海洋地理，或熟知本處海洋知識；第三等，大概了解本地海洋知識，在船不暈，能上下跳動，使用戰船器械。
而現實情況則是，第一等要麼沒人，要麼已經年邁，第二三等就算合格，而大半將士甚至會出現暈船、不能使用船體器械的情況。這樣的人是毫無戰鬥力的，劃界巡洋會哨使水師員棄大都缺乏必備的遠洋知識，這樣的水師不僅不能打仗，就連追緝海盜也是困難的。
其次，巡洋會哨徒具形式，缺乏實際效果。
「大帥小棄分哨會哨，非不耀武揚威，昂然身登戰艦，張大其事，名日出師，乃南澳出師不過長山尾，澄海出師不過沙汕頭... ...坐守數月，及瓜而還，罕有離岸十餘里，試(視)出海面優遊者，商船被劫，雖城下也誘之外洋，雖營邊也移之鄰境，彼此互推，經年不倦。」--清.藍鼎元《潮州海防圖說》
▲鴉片腐蝕下的滿清
廣東如此，閩浙如此，江南亦如此，巡洋會哨徒具形式，將弁以空名侵吞名糧，以剋扣士兵糧飽為貪污手段。為了逃避責任和風險，將弁以下級為代巡，水兵以裝病為躲避，以致官兵出洋人員不足，每次出洋巡海不過一二隻，在海洋遇到大股盜匪，畏怯退避。這種「勞逸不均，人心懈怠」的情況集中出現，官弁缺乏保衛海疆的高度責任心，上行下效，士兵便千方百計躲避差使。雖然按條例和命令不得不出海巡洋，但只把會哨巡洋看成是一種形式活動，他們逃避海防失事責任的辦法有的是，這些都遠離了設計者的初衷，更體現了太多漏洞。
第三，顧此失彼，覆蓋面不足。
「我國家於崇明、舟山、玉環、海壇、金門、澎湖、南澳、湄洲島嶼深阻之處，皆特設鎮將... ...……松江當劉河、吳淞川沙要口，廈門要口，惠州密邇褐石、門，煙墩，星羅棋布，口岸之綢繆密矣」--清.嚴如煌《洋防輯要序》
從上文可知，清廷對於海疆「重鎮」的重要性已經有了清晰的認識，通過「特設鎮將」和建立水師來保衛國土安全，其所指主要是東南的海防要地，這自然與明代以來東南沿海備受倭患和早期殖民者的侵擾所形成的海防意識有關。
▲海岸如此遼闊，卻顧頭不顧腚
但實際上，清代中國的海疆還應包括東北沿海的庫葉島、勒富島、格布特等大小島嶼及其海域，和廟屯、海參威、瓦布齊努、尼滿、土拉子等海口，以及三姓副都統、寧古塔副都統所轄的普祿、雙城子、揮春等沿海地區。還有南海的東沙、西沙和南沙群島等。
好吧，當我沒說過... ...
從後來的表現來看，清代的水師連個炮台都守不住，拿來的戰鬥力在海上揚威呢？然而這些尚且可以歸結於訓練和裝備因素，上述問題後面其實還隱藏著一個巨大的問號：如果只是針對那些不成氣候的海盜，何須勞民傷財建立數支龐大的水師呢？
「重防其出」：清代海防的本質
與明代相比，清代的水師布防顯然加強了對於海島的防衛，這是一個進步，同時也帶來一個致命的弱點，即分散布防，清人稱之為「星羅棋布」。這種布防主要貫徹了清廷「以禁為防」、「重防其出」的思想觀念，海防力量主要用於防範居民私自下海出洋、稽查民船規格、技術性能以及載運貨物、武器、糧食等，只能用以對付零星海盜，不能進行大規模海戰。
總之，明朝海防在於「重防其入」，清之前期海防在於「重防其出」，這是兩代海防手段的重要區別。「重防其入」是認為倭寇來自海外，應當把它堵截、消滅在海洋上；「重防其出」是認為海上的敵對勢力（反清武裝與海盜）出自國內，必須嚴格限制出海，斷絕其接濟，防患於未然。
▲清末的廣州海關
實際上，查緝海盜才是清代前期水師巡洋會哨的主要任務，與此相聯繫，它還負有盤查民船規格、技術性能以及舵水人數多少，是否攜帶各種違禁貨物等，對於來到中國海域的外國商船既有保護其安全的責任，又有稽查其走私品的任務。
如此看來，當時的水師職能近於現代海上警察與海關，它不是一支主要用於反擊侵略的海上力量，而是一支維護社會治安的武警部隊。
▲鴉片戰爭中被蒸汽船暴揍的大清水師
基於這樣的本職，後人幾乎就找不出詬病這支軍隊的理由了。打不過英軍是正常的，清廷沒有組建遠洋艦隊計劃，缺乏抗擊外敵入侵的精神和物質準備，在理念上已經落後於時代太遠，軍隊誠然腐敗，那也只是一個時代的縮影，而非典型。而整個國家的官僚體系又如何呢？還不是同樣病入膏肓。
說完海禁政策下的海防體系，接下來是一個老問題：近代中國之衰敗究竟與海禁政策有無關係？
筆者認為，沒有直接關係，卻也順理成章。
真實的海禁：背不起亡國的鍋
其實，絕對的海禁只出現在明太祖初年和清康熙初年的二十年里，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明太祖的小農意識，倭寇當年尚且不成氣候，將天下當做住家私產的朱元璋固執認為農業的產值足以養活大明王朝；後者則是為了阻止沿海居民對於東南鄭氏反抗勢力的接濟而裹挾民眾大規模內遷。
但顯然，絕對的海禁顯然是不能持久的，顧炎武就說過「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荐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集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是海禁造就了海盜，而非海盜導致的海禁，而反抗勢力也會因此收穫更多，而當政者遲早會看到這一點，這也將意味著海禁政策的終止。
▲中國第一支近代海軍--北洋水師
在操作層面上，海禁政策時斷時續，時有時無，且從頭到尾對於民間海洋開發和遠洋貿易沒有過實質性的威脅和震懾。因此，讓一時的海禁來背明朝亡國甚至整個近代史的黑鍋，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民間貿易和交流往往只滿足於各取所需，而不會有宏觀層面的考量，對於世界的變化，他們或許會有「春江水暖鴨先知」的直接感官，卻沒有追趕世界腳步的行動和能力。如同一個野蠻生長的孩子，在缺乏監護人（朝廷）呵護和指引的前提下，他們永遠只滿足於當下的既得利益，卻找不到新時代的鑰匙。
而作為監護人的朝廷，其意識和眼光卻更加偏執和短淺，因為某種不可說的原因給整個國家強加了海禁的枷鎖，現實中的海禁尚且可以破除，而他們心中的海禁才是民族淪落危亡的根本原因。
結語：心中的海禁才是兩代帝國的掣肘
朱元璋的小農意識有錯嗎？我們必須承認在「養活人口」這個層面，以中華之地大物博足矣；巡洋會哨制度不合理嗎？比之前代怎麼著也是海洋防禦體系的進步吧。
所以我們必須直視一個問題，作為「肉食者」聚集地的朝廷，明朝來過一堆兼職傳播科技的傳教士，康熙精通代數和幾何，他們並非井底之蛙，之所以選擇海禁絕非是一時興起，而是有著別樣的考慮。
▲夏代五服圖：帝王們固執認為自己永遠是世界的中心
海禁政策對付的是來自近海的威脅，而明清兩代之所顧忌無非是倭寇和鄭氏集團而已，從威脅度來講，二者對於中原王朝無非是皮外瘙癢而已。之所以會用這種激進的政策，其實是來自內心的牴觸：中原王朝的皇帝大臣們數千年來早已養成了「化外皆是蠻夷」的優越感，他們習慣於陶醉在朝貢外交帶來的虛榮當中，沉醉在掌控他人生死的權利快感當中。
明清兩代的統治者們，他們並非不需要來自西洋的科技，而是更需要維持現有的秩序，而來自西方的文明則切實證明了一個可怕的威脅正在出現，他們甚至比傳統來自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還要危險。
為倭寇而打造的海禁政策，用著用著就變成了對一切外來事物的牴觸，這不是偶然，而是皇權制度下所有既得利益者對於新事物的牴觸。那外來事物就一定會顛覆明清的政治體制嗎？當然不是，海禁所體現的只是統治階層本能的抗拒，並非他們丟棄了漢唐的自信和從容，更是一種不約而同的選擇：不是不需要，而是不歡迎！
▲乾隆皇帝會見馬爾嘎尼
正因為此，康熙在對西方科技讚不絕口的同時嚴令民間禁止流通，乾隆才會有馬爾戈尼面前的傲慢；哪怕在兩次鴉片戰爭的灰頭土臉之後，滿清寧可割地賠款也不能接受外國公使進京的條件，只因為如此一來大清就與「蠻夷」們平起平坐了；還有慈禧太后向十一國宣戰的「壯舉」，那是一種魚死網破（不能叫玉石俱焚）的魯莽。
至此筆者有些感悟：能夠讓精英階層穿著皇帝的新衣去固執地裸奔，心中的海禁居然是如此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