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兒，又被稱作義子、假子、養子、義男，螟蛉等。
假子現象起源於原始社會，其時各氏族部落為壯大本族力量，以便在生存競爭中取得優勢，往往收養外人入族，並用這個方法吸收他們為整個部落的成員。而某些因特殊情況而人丁不興旺的氏族，常常由於大批收養別一氏族的人而重新興旺起來。
然而在中國古代社會的早期階段即西周時期，漢民族居住區域內，就確立了以家長制為核心、依靠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制，發展到漢朝時期已經相當成熟，所以養子現象有悖於傳統的倫理道德，故而漸趨式微。雖然一些無嗣家庭出於胤續家族的目的，不得不採用養子繼承的方式，但收養的對象多限於同宗子弟，以異姓為子的行為是被禮教所排斥、世人所鄙夷的。但因為各民族社會發展進程的不一致，義兒現象在漢族周邊落後的少數民族仍然長盛不衰，並在中華民族融合的大潮中，向漢文化圈滲透。如隋末唐初，定都於河北漁陽的燕主高開道，就有「親兵數百人，皆勇敢士也，號為『義兒軍』，常在閣內」（《舊唐書•高開道傳》）。
唐代中後期，胡風氤氳，加之藩鎮親兵制的普及，藩鎮養子、宦官養子現象更是愈演愈烈。
北宋大家歐陽修獨具慧眼，敏銳地捕捉到這一歷史現象，在其所撰的《新五代史》中單設《義兒傳》，以期能反應五代十國時期義兒之風熾烈的這一特殊的社會現象。
據不完全統計，《舊五代史》所載義兒達56人，占所立傳人物569人的10%；《新五代史》所載義兒也為56人，占所占立傳人物374人的15%。
五代中原王朝的13位帝王中，出身義兒者3人，分別是後唐明宗李嗣源，後唐末帝李從珂，後周世宗柴榮。占帝王總數的23%。
由義兒而位至將相者，《舊五代史》中有34人，占義兒總數的61%；《新五代史》中有33人，占義兒總數的59%。
史籍所載義兒之數量都如此之多，況且民間養子和各級官吏的養子情況還沒被載入史籍，可見五代十國時期社會的義兒之風應當是具有相當大的規模的。
義兒與義父之間本身並無血緣關係，通過收養而締結的義父子關係實際上只不過是一種模擬血親關係。將並非同一血族的外人，以收養的方式納入本族，一般需要更換姓名。如我們熟知的晉王李克用的眾多義子中（遠不止十三個），李嗣昭原姓韓、李嗣本原姓張、李存進原姓孫、李存孝原姓安等等。但也存在義兒在一段時間恢複本姓的情況，比如李存審後來就恢複本姓符姓，在史籍中也一般記載為符存審。當然能被義父收養為義兒者，往往有不同凡響之處，且在青少年時代即有所顯露。如南唐烈祖李昪，8歲時就被吳王楊行密相中收為義兒，史載「（楊行密）奇其狀貌，養以為子」，後來因才智出眾而遭到嫡長子楊渥的嫉恨，為避免與嫡子結怨，楊行密不得已命心腹徐溫收李昪為義兒，並對徐溫說：「此兒質壯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相容，今賜汝為子。」於是李昪成為徐溫的義兒，更名徐知誥，在南唐建立之後，才改為原姓李名昪。
針對五代盛行豢養義兒之風的社會現象，歐陽修說道：「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邪！」（《新五代史•義兒傳序》）
從目前所掌握的唐末五代豢養義兒的情況來看，通過模擬血緣關係締結而成的養父子關係，實質上只不過是一種特殊的利益關係。
而這種特殊的利益關係結合體之所以能風靡一時，原因在於義父與義兒媾和的義養關係有助於雙方各自利益的實現。在義養關係的掩蓋下，義父與義兒各取所需，義父憑藉義兒的效忠和賣命，以鞏固和壯大自身實力；義兒們則以此種方式維繫與義父的親密關係，以求取額外賞賜與優先升遷。
義養關係既然是一種特殊的利益關係，那就無法避免有利益衝突的可能。假如義兒違背了義父意願產生了利益衝突時，或者義兒對義父來說已經沒有利用價值時，義養關係隨即中斷，依憑偽造的血緣紐帶而結成的同盟亦隨之瓦解，所謂父子親情也不會再延續，義兒輕則被免職，重則朝不保夕。如朱溫養子朱友恭（原名李彥威）奉義父之名弒君後（誅殺唐昭宗），朱溫便羅織「放縱士卒、劫掠商肆」的罪名，下令處死朱友恭，朱友恭臨刑前大呼：「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在《舊五代史》所記載的56名義兒中，死於非命者有25人，占總數的48%。可見，義養關係的本質不過是義父壓榨義兒的利用價值，使其成為他們實現政治圖謀的工具而已。
義兒要使自己與義父的義養關係長期穩固，就必須保證自己的利用價值不貶值，所以義兒往往有其過人之處。由於五代戰爭頻繁的客觀形勢，決定了藩鎮養子，大多是驍勇剛猛、擅長騎射、戰功顯赫的武夫悍卒，此點在河東集團所豢養的義兒中表現尤為突出。如李嗣昭，「膽勇過人」，在戰場上捨生忘死，竟然「拔賊矢於腦中」，終至戰死沙場，馬革裹屍；李嗣本，「性剛烈，有節義，善戰多謀」；李嗣恩，「年十五，能騎射」；李存孝，「便騎射，驍勇冠絕，常將騎為先鋒，未嘗挫敗」；李存進，以66歲高齡帶兵出征，「血戰而歿」；李存賢，「忠謹周慎，晝夜戒嚴，不遑寢食，以至憂勞成疾」；李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群，臨陣鞠旅，意氣橫壯」等等。河東集團在長達近40年的梁晉爭霸中，雖然幾次遭遇危機，而不至於覆滅，乃至最後定鼎中原建立後唐王朝，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上述義兒的奮勇抗敵。
除軍事特長外，不少義兒還有其他的過人之處，並以此為義父經營的事業提供各種各樣的幫助。如朱溫的義兒博王朱友文，「征賦聚斂以供軍實」；朱溫的另一位義兒朱友讓，「嘗以厚賄奉梁祖」，憑著各種募集軍餉物資的手段，這個兩位義兒被朱溫倚為心腹。再比如李克用的義兒李存信，「能四夷語，通六番書」；李克用的另一位義兒李存璋，作為顧命大臣在輔佐晉王李存勖時，「抑強扶弱，誅其豪首，期月之間，紀綱大振，弭群盜，務耕稼，息幸門，當時稱其材幹」，這些義兒的特長發揮，對河東集團的內政與外交的開展都助益良多。還如後周太祖郭威的義兒柴榮，「悉心經度，貲用獲濟」，為郭威贍養軍士提供了經濟保障。故而，具備這些特長的義兒，也是養父在壯大自身實力時不可或缺的人物。
五代之中的後唐、後晉、後漢三朝，皆是由沙陀軍人建立起的政權，故有「沙陀三朝」之稱。沙陀「其先本號朱邪，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是北方遊牧民族的一支，至唐末五代時仍然保留氏族部落的血族親兵制。沙陀族雖長時間接受漢文化的薰陶，但在其入主中原之後，體現血族親兵制的義兒之風依舊被保留，待到後唐王朝建立時，義兒之風趨於極盛並蔓延至整個社會。在《舊五代史》與《新五代史》立傳的56名義兒中，後唐獨占22人之多，占比為39%。為後唐太祖武皇帝李克用所豢養的義兒最多，「太祖養子多矣，其紀者九人，其一是明宗（李嗣源），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這批義兒的年齡與李克用的年齡相差不過1~11歲，大多數在4~6歲之間，但都比李克用的親子李存勖年長20多歲。在晉梁爭霸近40年中，鑒於親子年幼，李克用不得不藉助沙陀血族親兵制流傳的義兒之風，拉攏強悍勇毅之徒，以義養關係來鞏固人心，充實力量，從而實現擴充其軍事集團的意圖。李克用所豢養的義兒，也的確在後唐王朝開創與鞏固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新五代史》記載：「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為子，而與英豪戰爭，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為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
但是，源於爭權逐利的本質，義兒之間畢竟存在競爭關係，他們各自與義父的關係也有親疏遠近的不同，故而彼此不睦、相互不和的現象註定無可避免。
如李存孝與李存信的例子，就是個典型。受到李存信的誣告與構陷，李存孝一氣之下投靠後梁，結果兵敗被李克用俘獲，李克用雖然下令車裂，但心中以為諸將會為李存孝求情，這樣自己可以順坡下驢就地免李存孝一死。不料無人出頭，最後李存孝身首異處，「太祖惜其才，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為之不視者十餘日」。還有一例如李克用去世後，親子李存勖即位，「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更有甚者，李克用的兩位義兒李存顥與李存實，聯合起來勸說李克用的親弟、李存勖的叔父李克寧謀反，另有李克寧妻子孟氏的攛掇，最終李克寧決定謀反，但很快李克寧及其同黨便事泄兵敗身首異處，這是因為李克用其他的義兒均選擇擁戴李存勖。李存勖在此次事件中，巧妙地利用了李存顥、李存實與李克用其他義兒之間的不睦，迅速剷除了異己力量，使河東集團轉危為安。
但除了義兒之間彼此不睦的現象無可避免之外，義兒與親子的矛盾也同樣不可避免。義兒與親子甚至為了爭奪繼承權大打出手或者父子殘殺的現象都屢有發生。如朱溫之親子朱友珪，因不滿朱溫要傳位給其義兄博王朱友文，於是發動政變，弒父篡位，並在稱帝後，就地誅殺朱友文；後唐莊宗李存勖即位後，從此與李克用的義兒們的矛盾逐漸明朗化，以致於最後李克用的義子李嗣源兵變成功，取代了李存勖，即位後唐皇帝，史稱後唐明宗。
雖然後唐莊宗李存勖的敗亡，主要源於自身的治國無能，還有其所倚重的核心利益集團的昏聵、腐朽，但李克用義兒的軍事力量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個稻草，這無疑是李克用豢養義兒的弊端，最終親子遭受屠戮，嫡系血脈無存。無獨有偶，後唐明宗李嗣源的親子後唐閔帝李從厚，最終也為自己的義子李從珂所滅，李從珂與自己的義父如出一轍依靠兵變即位，史稱後唐末帝。歐陽修因此感嘆道：「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
再加上後唐以後，由於皇帝在位時間短促，基本上不再具備將收養的幼兒或者少年培養成人所需的時間周期，以及為了避免義兒與親子衝突所造成的不利影響，於是人們紛紛選擇了減少豢養義兒的數量（如後周太祖郭威只有一個義子柴榮），或者不在豢養義兒（後周末期至北宋初期鮮有義兒出身的人物立傳），這無疑是一種趨吉避凶的明智選擇。因此盛極一時的義兒之風至宋代時便再度漸趨式微，義兒之風也就成為了五代十國時期所特有的一個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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