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導演肯·洛奇（Ken Loach，1936～）已經快84歲了，2016年導演的《我是布萊克》（I, Daniel Blake）得到坎城影展的最佳影片獎之後，一向謙沖且靦腆的他，也顯得樂不可支。英國《衛報》曾問他，對於半世紀來他的電影能夠持續影響英國甚至其他許多國家，有何感想？他說：「能夠拍電影，演給大家看，是無上的榮幸。」
那麼，真的可以退休了嗎？肯·洛奇表示不準備退休，80歲是個「好年紀」，只要身體狀況許可，他會繼續拍下去，「每天醒來時，我當然感覺身上這把骨頭像85歲，可是一杯好咖啡下肚，我又感覺像79歲了。人說老當益壯不是嗎？現在我沒怎麼想年齡的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囉！」
這是肯·洛奇的電影第二度拿下坎城影展最佳影片獎，上次是他70歲的《風吹麥浪》（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2006）。他的電影大致分為兩類：為經濟的弱勢者講話，以及為政治的弱勢者講話。《我是布萊克》屬前者，《風吹麥浪》屬後者。不過他並沒有所謂「代表作」，除少數片子，幾乎每一部都鏗鏘有聲，為某個特定階層或群體發聲，而且，即使發行後30、40、50年後再看，仍會覺得頗有新意。套句肯·洛奇的話：「弱勢階級與弱勢族群永遠存在」，永遠折磨我們的良心，假如缺乏好的政經制度去對應、改造它的話，一代又一代，我們永遠得承受自我譴責。
觀看肯·洛奇的電影，雖然片中常出現諧趣，卻總有一種沉重的靜默，知道這些人間的不幸，都是真正發生過的事情，即使不在我們眼前活生生的出現，也確實存在於社會的某個家庭、學校、機關或行號，或是在地球的所有黯澹角落。它們不像那些精心擘畫的劇情片，讓你血脈賁張、欲罷不能，然而所激起的悲憤，足以蓄積你的反抗不公、不義的能量。
《凱西回家》
肯·洛奇從拍紀錄片起家，和那位笑說只夠格替他煮咖啡的波蘭名導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樣，接觸電影之前都在為電視工作，也同樣發現，紀錄片受限於人時地必須有實景，人物的性格很難完整呈現，因而逐步投入電影創作。
然而並不是拍電影就能說出你要說的話，「片中角色必須與他所處身的歷史時刻合轍同軌，假使角色很突出，反而使觀眾忽視了形塑他們的歷史時刻與社會境況，那就算是失敗了。寫實主義的電影，這兩者之間無疑的總是彼此拉扯、互有張力。」肯·洛奇說。
肯·洛奇在開始電影創作之前，《凱西回家》是他導演生涯重要的演化階段。他找來一對年輕男女做主角，描述女主角凱西怎麼離開她父母家，來到城市工作，認識了男主角瑞格，兩人相戀結婚，瑞格當上了貨車司機，立刻很氣魄的租下一間有閣樓的房子。可是無憂無慮的日子不太長，長子出生後，瑞格發生車禍、無法找到新工作，立刻繳不出房租，必須回到瑞格母親家擠一擠。凱西受不了婆婆對她的指指點點，終於帶著小孩們（這時老二、老三陸續出生），找到個願意租給他們房子的房東，勉強住了下來。雖不是很好的房子，房租很快又到期了，瑞格的打工收入不夠，還好房東願意通融幾個月。不料房東突然死了，接管屋子的遠房親戚通知他們，不繳房租就得走人，於是一家五口被趕了出來。
觀眾看到小夫妻的問題了，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只是他們太大意了，避孕沒做好，又捨不得將愛情的結晶墮胎，不但食指浩繁，又四處被房東們拒絕，人家不愛租給有幼兒的喧鬧家庭，他們只好在福利機構的指引下，搬進一個沼澤區的難民營，住在破舊的露營車隊里。營區四周是機械的廢棄物，沒有下水道，必須跑老遠去上廁所，主婦洗衣、燒飯都困難，孩子倒是在廢物堆里玩得興高采烈。正當他們才適應，鎮民代表們決議要割除這個鎮外之瘤，以便利土地開發，於是暗中雇了人來縱火，有幾個孩子在火災中喪生，倖存者只好身無長物的離開。
凱西夫婦找到一個人家廢棄的、走風漏雨的房子，頹敗之極，夫妻不得不再到處詢問公共資源，終於有個中途之家願意收留他們，這裡收價極低，一家人一個小房間，但先生們只能周末來視訪家人，不准住下，且收容以3個月為限，屆期必須另謀去處。凱西精疲力竭，哀嘆與丈夫的關係似乎越來越疏遠，3個月後，又在社會機構輔導下，住進與十幾戶家庭共用一間大房的收容所，而來到這裡之前，凱西終於決定向婆婆低頭，把長子寄放在婆婆家裡。
大雜院已是終站，在凱西哭喊下，其餘兩個孩子被兒童養護機構強行接走，她一個人又回到路上，必須從頭開始，此時距離她當初上路到城裡工作，僅僅7、 8年。
我們看到，即使是號稱福利大國的英國，如果個人的社會關係網絡太單薄，加上運氣不好，很可能在非常短的時間內，陷入人生的谷底。肯·洛奇在情節推演中，不時穿插訪問社福人員的片段談話，說是英國有數千上萬個這樣的家庭，「都是正經的家庭，不曾作犯科，家長卻就是沒有能力養家，連個像樣的地方都住不起。」
這種劇情片兼紀錄片，是肯·洛奇從紀錄片進入寫實電影的過度。電影是黑白的，更加深愁苦的印象。他想強調，那些已經不幸的人，常常因為社會救濟體制的施予不當，讓當事人覺得受到懲罰及羞辱。在《凱西回家》中，我們看到凱西的挫折與憤怒，她是個好女人，可是現在連過過平凡日子，也成為遙不可及的幻夢。
《可憐的母牛》、《底層生活》
肯·洛奇電影創作的起始作品《可憐的母牛》（Poor Cow，1967），女主角就是《凱西回家》中的卡爾·懷特（Carl White），這時她已是英國家喻戶曉的人物，觀眾有點搞不清《凱西回家》到底是不是紀錄片，當她走在街上，常會有人攔住她，給她錢，或問她需不需要協助。
1960年代是英國頗為自傲的年代，經濟景氣好，年輕人提早就業，也形成了他們繁榮的次文化，尤其披頭四紅透全球，甚至被流行音樂工業王國的美國視為「英倫入侵」 （British Invation）。當時英國電視只有三台，BBC的周三劇場常年觀眾達1,200萬人，看過了《凱西回家》，這群中產階級憤怒的打電話給社福部門，問他們在瞎搞什麼，英國不是自詡為福利國家的模範嗎，為什麼像凱西這對小夫妻，會連個地方都沒得住，最後還落到骨肉分離？
堆積如山的救濟物資湧向英國各地的中途之家，甚至連國會都質詢了，1977年英國終於修改安置法案，允許男人進入中途之家陪伴他們的妻小。日後，只要英國有類似的社會議題，就會有人寫文章責問道：「難道我們要降到當年《凱西回家》那種福利水平嗎？」
肯·洛奇的《可憐的母牛》，則是毫無斧痕的、自自然然的傑作。據參與工作的演員說，導演說他有寫劇本，但誰也沒看到劇本，只有劇情綱要，電影按照故事的時間順序拍，拍到今天，導演就說現在如何如何了，你將會怎麼樣，他將要怎麼樣……接著讓演員自己發揮，兩部攝影機同時拍，也沒什麼走位的限制，拍到一個情緒段落就休息一下。日後，肯·洛奇的電影多是這樣拍成的，大量業餘演員出現在他的電影里，有時表現得比專業演員還突出。
《可憐的母牛》主角是個愛慕虛榮的18歲女性，愛上一個小偷，跟著他離家出走，小孩也生了，小孩的爸卻鋃鐺入獄，她答應他要等他出獄，不久後卻跟上了老公的作案共犯，不過這個賊溫柔又浪漫，善帶小孩，她以為自己愛上了他，兩人賃屋同居。再不久，這位男友也因案入獄，她又信誓旦旦要等他，還認份的做過各種雜工，只差淪為妓女。可是沒多久小孩的爸出獄了，想重修舊好，她又忘記誓言，搬去跟他住，而這位先生素行不改，家暴等等慣行輪番重演。年輕媽媽至此才有點覺悟，原來自己只是片浮萍，漂到哪兒算到哪兒。
這類經常在報刊上讀到的社會新聞，當我們親眼目睹當事人的歡愉與焦慮時，的確會多想一下，例如為何女主角會不以偷竊為恥，吵著要丈夫下次給她偷一條好看一點的項鍊？而那位疼愛小孩及女人，溫文雅爾的賊，在獄中面臨長期拘禁的絕望，究竟是什麼樣的成長環境，讓他當上一個賊，將來有可能人生重來嗎？
讓觀眾能夠同理弱勢者的處境，是肯·洛奇的看家本領。例如《底層生活》（Riff-Raff，1991），一群專門替人拆房子的雜工，半詼諧的展開他們的日常生活。這種零工無需技術，只要力氣大、耐力足即可擔當，但仍有風險，工頭為節省成本，常未把鷹架蓋得夠紮實，當工人反應要求改善時，工頭只是敷衍，後來果真有工人在作業中死亡。
《底層生活》使我們見識到勞工階層互動的直截了當、情義相挺，他們對於勞動的體力負荷逆來順受。其中有一段討論，涉及柴契爾夫人的政策對於勞工福利是好是壞，工人們似乎不甚了解也不在乎。整體說來，對於大環境缺乏理解與掌握，是他們無法計劃或改變自身未來的主因。
《小孩與鷹》、《家庭生活》
肯·洛奇電影中最令人不寒而慄的，莫過於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暴力。行為的暴力、語言的暴力，以及被損害或被侮辱的當事人，最終以人格異常或反社會行為，做為因應周遭世界的方式。
即使不論該片對於教育體制的衝擊，《小孩與鷹》（Kes，1969）也是20世紀自然主義電影的一個高峰。故事發生在英國約克夏的礦區邦斯里，全英國勞動薪資最低的地方，15歲青少年卡斯柏是學校頭疼的學生，經常衣衫不整，上課與老師的問答雞同鴨講，學業成績低落。校方與同學不了解，他家庭貧困，母親整天工作，哥哥下礦了，他每天必須起早，走好幾英哩路送完報紙之後，才能夠到校上課。
《小孩與鷹》充斥著大人與小孩對話中的專橫，同儕之間的霸凌，以及學校老師職員對於弱勢地區學生的賤視與虐待，包括冷嘲熱諷、辱罵、體罰等；這個區域的威權主義猖獗，小孩們自幼無法說「不」。精神孤單的卡斯柏，終於決定養一隻紅隼，他摸黑爬上鄰居的大樹，從鳥巢偷了一隻雛鷹，從此以它為生活重心。
紅隼又稱茶隼（Falco tinnunculus），是一種小的老鷹，展開翅膀可達85公分。卡斯柏在二手書店偷了一本講老鷹的書，照書養它，每天去射小鳥、抓老鼠等等給他的小鷹吃。他的鷹名叫kes，因為一般人叫這種鷹Kestrel。上課時老師要同學說一段自身美好的經驗，卡斯柏有反應了，講起養鷹、馴鷹的經過，還用上許多大家不知道的專有名詞，例如「jesses」（系鷹的腳帶），老師要他到黑板拼寫給同學看，讓大家也學學。
這位老師，是全片最正向的一個大人，他還真的去了卡斯柏訓練小鷹的場地，和卡斯柏閒話家常。觀眾立刻了解，只要這樣的大人多一點，即使窮困落後如邦斯里，講著一嘴外人無法聽懂的約克夏英語，生活水平超低，仍可以是個安居樂業的地方。為什麼那麼難？為什麼人那麼無法體貼別人，尤其是關心照顧比他們弱勢的人？難道是人天性就這麼弱肉強食嗎？
透過《小孩與鷹》，英國民眾開始隱約察覺教育當局對低收入地區的普遍忽視。這是個公權力必須介入矯治大人對小孩教育方法的地區，不能讓仇惡產生仇惡，暴力續生暴力，任其一代代相襲下去。
肯·洛奇在《小孩與鷹》中大量起用當地民眾做為演員，包括主角。電影上映後，在英國以外的地區都打上英文字幕。這一切的用心良苦，就是因為他對社會改造仍寄予厚望。可是他的下一部片子《家庭生活》（Family Life，1971）則呈現家庭中的威權主義如何日積月累的毀了一個不知反抗的青少年，最後她自覺一無是處，為了不要回家，逃匿在精神病院中，終而無法找回生存的自信與尊嚴，成為一個真的精神病患。
《家庭生活》是部無比嚴肅的電影，直到今天，許多國家的教師成長營及父母成長營，仍拿此片做為教材。即使對於社會改造最無動於衷的人，看到《家庭生活》中種種活生生的、對小孩的、無理的所謂「教誨」，以及林林總總的大人的傲慢與偏見，一切所謂的「都是為你好」 ，如此把小孩搞得無所適從，挫敗、沮喪，都不免難過自責。這些「教誨」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因為我們都曾經是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