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璟璟
近日，江西南昌鐵路運輸法院公開審理了一起倒賣車票案件，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劉某通過搶票軟體、替實際購票者搶票，構成了刑法中的倒賣車票罪。而有法律工作者認為，劉某是依據客戶需求使用客戶的身份信息進行的購票行為，由於實名制限制，全程沒有占據也無法占據客戶的車票，不構成倒買倒賣。並提出質疑，同樣是有償搶票，為何網絡平台可以，個人就不行呢？（中國之聲）
「有償替人搶火車票被判刑」，本案激起了不少爭議。其最核心焦點的無疑在於，對「代搶火車票」行為的定性，其到底是「倒賣」還是屬於「受託代理」？眾所周知，傳統意義上所謂「倒賣車票」往往具備兩個典型特徵，其一就是「囤積占有」，其二則是「低買高賣」。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否賺取差價，理應作為判斷「倒賣」與否的標準之一。而劉某一案中，其所收取的「勞務費」「服務費」，是不是應該被認定是賺取差價，這實則也是需要慎之又慎考量的。
需要釐清的是，傳統的「倒賣車票」案中，普通乘客乃是受害者；而在劉某案中，相關乘客其實是從中獲益了的。他們儘管額外支付了一步服務費，但也因此「搶到了車票」、實現了出行需求。這種「客觀結果」上的互惠性，也應該得到公允評價。事先接受委託，拿著人家身份證號去「搶票」，利用自己的勞動賺點辛苦錢，將之判定為「倒賣車票」必須拿出更有說服力的論述才是。
從某種意義上說，劉某受託幫人有償搶購車票，與某些APP做加價搶票生意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只不過，前者是售賣的自己的「勞務」「時間」與「熟練的技巧」，後者售賣的是「具備優勢的技術工具」而已。對購票者來說，無論通過個人還是平台搶票，都有「中間商」收服務費。那麼，為何個人常遭司法對待，平台卻幾乎沒作犯罪處理呢？對此疑惑，有關部門必須拿出能夠自圓其說的回應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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