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開篇寫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實變法亦是如此！成功的變法都是相似的，不成功的變法卻各有各的原因。韓非作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早已為變法指明了道路，只可惜後世的變法卻仍然一次次的失敗，看來並沒有幾個人真正讀懂了《韓非子》。
繼商鞅變法之後，中國古代最大規模的社會變革當屬王安石變法，但可惜的是王安石變法最終還是失敗了，它的失敗等於敲響了北宋滅亡的喪鐘。許多人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引起激烈的黨爭，最終導致北宋的滅亡。這種說法確有一定的道理，但北宋當時已經到了不變法無以為繼的地步。
北宋初期，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官員的權力，實行一職多官，導致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冗員)。為穩定社會秩序，抵禦北方民族的南侵，又奉行「養兵」之策。同時，為了防止武將專權，在軍隊中實行「更戍法」，使得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軍隊戰力低下，這反過來又要招募更多的軍隊以彌補軍隊戰力的不足(冗兵)。「冗員，冗兵」兵造成的財政開支激增，以及為買和平支付給遼和西夏的歲幣等形成的「冗費」，三者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如同三座大山壓在北宋的身上，朝廷和百姓都不堪重負。
財政的虧空迫使政府不斷加稅，負擔過重則百姓生活困苦，農民沒有生路，就會紛紛揭竿而起，契丹與党項又連年侵擾，內有農民起義，外有強敵入寇，北宋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為了扭轉朝廷內外危機四伏的嚴峻形勢，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以范仲淹為首的有識之士就進行過改革，史稱慶曆新政。
當時宋與西夏的戰爭連連敗績，喪師失地。契丹亦趁機聚兵幽燕，聲言南下。國內土地兼并嚴重，農民大量逃亡，階級矛盾尖銳，農民起義不斷爆發。 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在一起，震動了宋廷。宋仁宗堪稱宋朝風評最好的皇帝，有人甚至把他與唐太宗相比較，但他統治下的國家卻一派亡國之象，也不知他那一點堪比唐太宗。如果說北宋的內憂外患不是由宋仁宗一人所造成，那麼慶曆新政的失敗他難辭其咎！冷酷是帝王的美德，一個好人往往做不了一個好皇帝。
慶曆三年，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同時執政，主持改革。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很顯然，慶曆新政的改革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新政先以整肅吏治為突破口，改革的步驟也很有分寸，范仲淹等人不愧為一代名臣，連後來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司馬光這時也是支持新政改革的，可惜慶曆新政最終還是失敗了。
許多人把慶曆新政的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守舊官僚的激烈反對，但試問哪次變法沒有人反對。又有些人把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歸結為新政只著重於吏治，不敢太多觸動社會的根本問題，試問先整肅吏治都遭到這麼大的反對，一下子全面改革豈非天下大亂。變法以勢治為根，法治為軸，術治為察。先爭取權勢，整肅官場，再推行法治，本就是正道。其實，慶曆新政失敗的真正原因在於宋仁宗的不堅定。變法之難，要在君王，君主不堅定支持，變法鮮有不失敗的。比起秦孝公舉國托於衛鞅，宋仁宗卻以為范仲淹等人是朋黨，把改革派貶出京城，新政怎能不敗？
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都被懷疑為朋黨，宋仁宗仁是夠仁了，但他不英明呀！自古以來，能夠成功的變革大多是由英明的君主推動的，像齊桓公為了稱霸天下，重用管仲。像秦孝公為了強國雪恥，重用衛鞅。而失敗的變革大多是由臣下推動的，因為變法大臣的權勢在於君主的信任，像宋仁宗一旦懷疑范仲淹等人為朋黨，慶曆新政的失敗就已成必然。慶曆改革失敗後，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北宋越發積貧積弱，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一場更大規模、更為深刻的改革運動已在醞釀之中。慶曆新政對後面的王安石變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是在慶曆新政的基礎上的擴大和深化。
可能是為了避免像慶曆新政一樣招致大規模的反對，王安石變法首先從經濟、軍事制度的改革做起，從而繞過了澄清吏治這類最敏感的社會問題，其實這是不對的。俗話說得好，好經往往會被壞和尚給念歪了。王安石不先整肅吏治，新法就會在貪官污吏推行過程中變了樣，本是普惠大眾的好法也變成了盤剝百姓的惡法，進而招致司馬光，蘇軾等一大批原本支持改革的有識之士的反對，大地主官僚貴族等保守勢力更是趁勢激烈阻撓，宋神宗在滿朝反對聲浪中對王安石變法產生動搖，同時他也擔心王安石在變法過程中加強的相權會威脅到皇權，於是罷免了王安石，北宋最後的機會就此斷送。
自古以來，變革勢必會招致保守勢力的反對甚至流血動亂，沒有堅定的信念是不可能成功的。宋朝的大多數皇帝如同溫室中的花朵，缺乏了「雖千萬人，吾住矣！」的氣慨！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皆是在皇帝的動搖與懷疑中走向失敗。可見，改革必成於君臣同道，變法多敗於上下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