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所說的「變」是由南唐回溯詞史發展所得出的結論，但詞史往下發展，畢竟未因李煜一人之變就實現了全局性轉換，而是經過一番迴旋往復。「唐五代北宋之詞家倡優也。」（《人間詞話》）宋代開國後，長期安定，商品經濟和城市進一步發展，最高統治者提倡臣僚「多買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因此適合佐歡酒的詞，在較長時間內仍然離不開唐五代以來偎紅倚翠這個中心。晏殊、歐陽修的詞，類似馮延，適應上層社會娛賓遣興的需要；柳永所作，雖體制加長，出現大量慢詞，而風格情調則稍近「花間」，適應了都市下層聲色娛樂的需要。
作者們超越於兒女子情事的另一份心情意緒，在娼優的歌唱中僅能作潛在性的滲透。只有到蘇軾，才擺脫「綢繆宛轉之態」用以自寫胸襟，抒發對社會人生，乃至政治歷史的大感慨，具有雄豪的風采和深沉博大的氣象。蘇軾繼李煜之後，把「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作了更有力、更全面地推進與拓展。他的作品，自是令人耳目一新。但「大江東去」的吟唱和「人生如夢」的慨嘆，與李煜關於宇宙人生思考，雖情調不同，而同屬士大夫結合自身體驗，抒寫對人生長恨或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的感受，則是後先一致的。
詞史揭示，由伶工之詞變為士大夫之詞乃是一種歷史必然。對於歷史的演進，通常習慣於循直線進行思考和認識，把由「花間」詞到馮延已，再到晏殊、歐陽修、柳永，最後出現蘇軾，看成一條直線。李煜在其中只不過由於身份特殊，承擔了南唐覆亡這種歷史悲劇，使其在創作上出現了超前性。似乎是直線上飛出的一根線頭，主幹上岔出的另枝，「並不代表演進的一個階段」（《迦陵論詞叢稿》），把李煜這樣一位在五代成就最高的詞人，說成是離開詞史演進的偶然現象，未免對歷史發展的實際不夠尊重。
而如果確認詞史的演進是螺旋形的，則不妨把南唐詞看作一個自具完整性的發展過程。當馮延已和李璟在伶工之詞中注入身世感受，給人以多方面聯想和感發時進一步強化作者的主體性，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現身說法，乃是呼之欲出的。李煜正是在這種趨勢下，受環境遭遇影響，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而並非偶然超前。詞到李煜，是完成一輪螺旋形的推進。
其後，在北宋社會歷史條件下，從晏、歐到蘇軾，則是規模更大，更為豐富紮實的又一輪推進，二者既不是直線貫串，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在「花間」給詞體奠定了基礎之後，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兩次螺旋形發展。不把南唐詞看成由「花間」到宋詞的一段簡單過渡，而看成與北宋詞發展是兩個相繼推進的螺旋形，北宋詞的主要流程和趨向，在南唐已有了一個初步的預演，這樣看似乎更符合實際，也更能使李煜在詞史上的地位得到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