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西七衛與西番諸衛,淺析明朝的經營西域策略

我和歷史有個約定 發佈 2020-01-10T09:26:31+00:00

引言西漢張騫出使西域,不但使西域與我國歷史的進程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且為漢武帝擊破匈奴提供戰略支持。

引言

西漢張騫出使西域,不但使西域與我國歷史的進程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且為漢武帝擊破匈奴提供戰略支持。歷代中原大一統王朝對待西域的策略大概都要考慮兩個方面,即自身狀況和對北方遊牧民族的攻防需求。我國歷史上,從秦漢迄於隋唐,多以關中平原為全國政治、軍事中心。天山南北被視為戰略緩衝之要地,玉門、陽關被視為守衛京畿之門戶。


所謂「若以國防言之,天山南北為中國之城垣,中亞細亞則為中國之外郭」。有效控制西域,不僅可保京畿安全,還可以對北方草原遊牧民族勢力形成有效戰略威懾。「然抗胡事業,豈止金刀已也,遠交近攻之策,旁抄後襲之略,得失成敗,關係尤鉅,其策略為何?即經營西域是也」。朱元璋是從遊牧民族手中恢復中國,所以他的首要戰略目標就是追擊北遁的故元遺兵。

這些是漢唐所不曾面臨的,加之明初政治經濟重心均遠離西北,「遙遠」西域的戰略地位勢必不同於漢唐。在這種特殊的歷史環境之下,明朝經營西域的策略如何形成,怎樣發展,作何評價,確實值得深入討論。本文擬從關西七衛與西番諸衛比較角度分析明初的西域經營策略。

明初的嚴峻形勢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順帝攜朝臣百官北遁大漠,明軍攻占大都,但明軍此時的形勢並不容樂觀。山西尚有中書左丞相擴廓帖木兒(王保保),陝西一帶則有李思琪;再以西至甘隴則有張良弼、脫列伯、孔興等各擁兵萬餘眾;東北地區遼陽行省的也先不花、洪保保、劉益、高家奴等分兵把守嚴陣以待;盤踞金山的納哈出集團,更是肆無忌憚地騷擾剛剛歸附的遼東地區。

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駐守雲南;另外雲南段氏、麓川思氏等據險以守,並且還時而為北元提供援助,企圖割據云南。所謂「引弓之士,不下百萬眾也,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里也,資裝鎧仗,尚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可見,北元的軍事實力依舊不可小覷。加之元朝在黃河以北區域社會基礎尚存,元廷並不願善罷甘休,時刻準備恢復舊疆,重返中原。


隨著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對北方草原的大規模用兵,北元的實力也的確受到巨大削弱,分為兀良哈、韃靼、瓦剌三部,但卻一直沒被徹底消滅,蒙古各部族勢力仍然遍布明朝的整個北方,以至於「終明之世,邊防甚重」。如果以公元1635年林丹汗之子額哲向後金皇太極投降,獻出傳國玉璽「制誥之寶」作為北元最後終結標誌,那麼北元幾乎與明朝相始終。

孤懸關外的關西七衛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陝西行都司徒置甘州,基本上實現了對河西走廊的有效管轄和軍事控制。然而,由於我國西北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和複雜的民族分布情況,自古以來,河西走廊的發展和安全都不能僅憑藉自身的守備部署,其兩端也必須得到相應的重視。首先需要考慮的就是其西北端——嘉峪關外的西域,一直被視為河西走廊的戰略屏障。

其次就是其東南端——西番地區,這裡被認為是隔絕羌、胡的要衝。嘉峪關以西地域廣闊,情況非常複雜。元朝對西域沒有實現有效掌控,這在客觀上給明廷制定其西域經營策略時,留下了巨大障礙和干擾。明朝先後設立的關西七衛,即指安定、阿端、曲先、赤斤蒙古、沙州、罕東、哈密七衛。後來沙州衛內遷,在其故地又設罕東左衛,嚴格講前後共設有八個衛。

設立時間從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延綿至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由於對這些衛所的羈縻過於寬鬆,而且在其面臨危機之時又缺乏行之有效的後續措施,關西七衛不斷受侵襲、殘破,直至先後內徙嘉峪關。這些是導致嘉靖年間採取閉關絕貢、放棄西域的重要原因。


河西要衝的西番諸衛

大小金山以南,陝西行都司東南、青海湖東南的河湟地區,為西番諸族駐紮居住,由於位於河西走廊的東南關口,故與哈密戰略地位類似。《明史·西域二·西番諸衛》稱「時為陝西患者,有三大寇:一河套,一松山,一青海」,所謂「陝西三大寇」就分布於西番河湟周圍;「其散處河、湟、洮、岷間者,為中國患尤劇」。因而此處戰略位置非常重要,可「北拒蒙古,南捍諸番,稗不得相合」。

於是「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太祖定陝西,即遣官齎詔招諭,其酋長皆觀望。復遣員外郎許允德招之,乃多聽命。明年五月,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銀牌印宣敕來上,會鄧愈克河州,遂詣軍前降」。此外,明廷也與此地開始了羅綺、綾絹、茶葉、馬匹、毛皮等多宗貿易。但是,如何保證對西番地區有效控制和長期穩定,並隔斷與蒙古的聯繫,這是明廷懸而未決的難題。

最終,明廷廣建衛所以鎮戍西番。從洪武四年(公元1379年)到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明朝先後設立西寧、河州、洮州和岷州四衛,並輔之以有效措施,使西番等地處在明朝統一的軍事控制及行政管轄之下。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平定遼東後,強化對河西走廊的控制,開通西域成為明朝西北邊疆經營的主要內容。

山丹、甘州、肅州等衛相繼建立,暫時掌控住了河西走廊的局勢。同時還一度取得對西域哈密的軍事勝利,大有掌控河西,連通西域,隔斷蒙藏之勢,可是自古攻城容易守城難,西北邊防壓力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減弱。


明廷在關西七衛與西番諸衛經營成效迥異

將明廷對嘉峪關以西地區和西番諸地的經營策略進行比較,就非常清晰地看到:戰略地位相似,而措施迥異,效果當然也相去甚遠。表面上看,兩地都設衛所,招撫當地部族頭領,委任大小官職,但其實具體細節措施有著較大差異。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因內部矛盾,一部分韃靼部蒙古人逃至青海湖地區,劫掠當地土著番民,盤踞於此形成所謂「海寇」。

「海寇」嚴重威脅到明朝西北邊疆安全,但明廷內部卻對此剿撫不定。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為掃除盤踞青海湖周邊地區的蒙古海寇,楊一清主張征討清剿,而兵部尚書金獻民卻獻策招撫,「議遣官招撫,許為籓臣,如先朝設安定、曲先諸衛故事」。看來明初於安定、曲先施行羈縻之法,其目的也僅僅是安撫而已,並無在必要時實施相應管控的打算。

明廷對關西七衛寄予厚望卻弱於戰略部署

明朝對待關西七衛問題上銳意進取態度的缺失,這從關西七衛的代表哈密衛的情況就可一窺究竟。關西七衛中的哈密衛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被視為「西域要道」,因此明廷對西域的經營策略在哈密衛能得到最為集中的體現。明廷對於哈密衛的期望,主要有以下幾方面:「欲其迎護朝使,統領諸番,為西陲屏蔽」,「斷北虜南通之臂」。

即負責接待來自朝廷以及西域各國前來朝貢的使節,統領關西諸衛,代明廷維護西域其他衛所的團結安定,還要阻斷西域北面蒙古瓦剌部與西域的聯繫。「令為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聞」。即要求西域各國遣使求貢、互市通商都得通過哈密翻譯文書,發給通關文牒,儼然將哈密衛當作西域和內地交往的中轉站。


弭西戎東窺之心」,諸國之向背虛實皆賴其傳報,也就是要使其擔負刺探、搜集西域各國情報,起到監督偵查作用。哈密衛位於如此關鍵的戰略位置,明廷又給予那麼高期望,可在具體措施上又是怎麼安排的呢?

· 不派流官

雖然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設哈密衛,給印章,以其頭目馬哈麻火者等為指揮、千百戶、鎮撫,辜思誠哈只馬哈麻為經歷。周安為忠順王長史,劉行為紀善,以輔脫脫」。此次明廷所派周安、劉行二人確為輔佐忠順王,協助處理哈密衛事務,但自此以後卻再無下文。

沒有委派官吏,全憑西域諸族官長決策大小事務,實難以保證推行朝廷之決策政令,難以保證域內輿情通達於上。這樣的羈縻衛所具有非常強的不確定性,對於靠此維繫的邊疆防衛而言,自然伴隨著巨大的風險。

· 不駐甲兵

關西七衛的軍士來源,並不由朝廷差遣中原衛所軍士前往補充,而是將原部落頭目就地封官授職,管理各自原有軍士而已。雖說有約定明廷可根據需要調撥,統一指揮。但由於這些軍隊的訓練、作戰指揮基本都由本族頭目自行負責,且不仰明廷之糧餉。這樣的軍隊對於明朝邊陲軍事保障而言,可靠程度可想而知。

天順四年(公元1460年)「癿加思蘭乘隙襲破其城(哈密衛),大肆殺掠,王母率親屬部落走苦峪,猶數遣使朝貢,且告難。朝廷不能援,但敕其國人速議當繼者而已。其國以殘破故,來者日眾」。看來,沒有強大軍事力量作為經營西域的後盾,維護關西七衛是不可能實現的。


· 不興屯墾

在軍隊駐紮地根據當地自然條件,適度推行屯田以輔助軍兵糧餉,是古代常見的做法。朱元璋更是視軍屯為軍隊糧餉的根本措施,曾以「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為傲」。但在關西七衛尚未發現有史料能予以佐證。

另外,本地區氣候原本乾旱,若要推行屯墾,保證糧餉供給,須遷徙精於農作的農民或者屯守漢地的衛所軍兵,依賴有限的水源進行屯墾耕種。並且元朝時期這些地區又在蒙古諸部控制之下,根本不重視農業發展,現如今又不駐守中原漢族軍兵屯田守邊,這就無法對有效控制關西七衛提供必要的糧餉支撐。

· 不課賦稅

七衛地區課稅不入朝廷,而交各自首領。遇到災荒還可正大光明地向明廷申請賑濟。七衛在經濟上獨立,直接導致大小首領有較強的獨立性,不會輕易受制於明廷之政令。

· 不預糾紛

按常理,明廷冊封衛所,自然就有責任調和各衛內部或與周邊區域的摩擦和矛盾。但事實上,明廷在處理七衛之間糾紛和與周邊地區摩擦時態度消極。正德四年(1509年),罕東左衛只克部遭遇番族劫掠鄰境,守將請兵清剿。兵部卻答覆說:「西戎強悍,漢、唐以來不能制。我朝建哈密、赤斤、罕東諸衛,授官賜敕,犬牙相制。


不惟斷匈奴右臂,亦以壯西土籓籬。今番人相攻,於我何預,而遽欲兵之。宜敕都督只克,曉諭諸族,悔過息兵。」雖然使其「犬牙相制」,不得坐大而威脅明朝西北關隘的策略是可取的,但不維護各衛之間的平衡和相對穩定,既有失明廷威信,又有害西域的穩定。

明廷賜予哈密衛金印,派官輔佐,儼然猶如親王。這非但不能體現明廷對西域戰略地位的重視,反倒更加反映出其經營西域策略的不成熟。因為僅憑一枚金印無法換來任由明廷差遣的軍隊,也不能換來任由明廷調撥的糧餉。對於哈密衛的實際效果,清朝史學家谷應泰表示:哈密衛「取不亡矢遺鏃,守不留兵屯戍……僅鑄哈密衛印,更賜罕慎,棄地損威,端先見矣」。

顯然,在谷應泰看來,明朝西域策略是空中樓閣,棄守西域是註定之事。事實上,哈密衛要能夠長期扮演關隘重鎮的角色,至少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一是要有能震懾各方勢力的明廷強力支持;二是具備相對強大的軍事實力;三是其首領具備協調諸部關係的能力。可實際上「其王(忠順王)率庸懦,又其地種落雜居……其頭目不相統屬,王莫能節制,眾心離散,國勢漸衰」。

特別是哈密衛與北面的瓦剌,西面的土魯番,東面的沙州、罕東、赤斤諸番「悉與構恕」,哈密衛僅憑一己之力難以立足於西域。更能直接說明明廷經營關西七衛策略不當的就是所謂哈密衛的「三立三絕」,即哈密因不堪瓦剌和土魯番的侵擾,竟然前後三次城池被侵占,最後竟棄城投降土魯番。


哈密衛的覆沒,是明目張胆地對明廷權威的踐踏,但明廷卻始終沒有保全之法。明廷對哈密的實際經營方式與哈密衛所處戰略位置名不副實,其要為今後兩百多年間明蒙之爭中明廷毫無戰略威懾優勢負責,要為河西走廊直接暴露於蒙古鐵騎負責。哈密衛被侵奪,其他關西諸衛也紛紛內徙,這是明初西域經營策略失敗的直接體現。

明廷對西番諸衛的潛心經營

明朝對西番諸衛的管理是比較系統的。《明史·西域二·西番諸衛》稱「遣西寧等四衛土官與漢官參治,令之世守。且多置茶課司,番人得以馬易茶。而部族之長,亦許其歲時朝貢,自通名號於天子。彼勢既分,又動於利,不敢為惡。即小有蠢動,邊將以偏師制之,靡不應時底定」。可見明廷的思路是清晰的,即在軍事、行政、經濟等方面都有行之有效的具體措施。

· 軍事、行政上,採取流官、土官制度與衛所制度相結合的措施

洪武初設西寧、河州、洮州和岷州四衛,另有再增設千戶所,如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設歸德守御千戶所,屬河州衛。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又置川卜千戶所屬河州衛。土官制度根據具體衛所情況,或「土流參治」,或全部任用土官。如河州、洮州衛由於事務繁重,則以任用土官協助明廷所派流官。

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叛亂,征西將軍沐英等成功平叛。後朱元璋要求:「洮州,西番門戶,築城戍守,扼其咽喉。遂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等六人守之。」外甥李文忠曾以邊地駐軍、餉艱民勞為由,進言撤回駐軍。但朱元璋卻反覆強調對邊關要地的軍事把控,將其作為固守疆圉的先決條件,這無疑是正確的。


· 民族宗教方面採取因俗而治策略

西番之民民族眾多,且多雜居,多篤信藏傳佛教,佛教僧眾在社會管理層面的作用不可小覷。所以元朝採取實行僧俗並用、軍民通攝的管理體制,確立政教合一的制度。而明朝則依靠「多封眾建,以教固政」達到對此地的有效治理,即「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為善」。

這與政治上的「分而治之」是協調一致的。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在給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等人的招降詔書中表示:「凡在幅員之內,咸推一視之仁」。向西番諸地表明將尊崇各派藏傳佛教,不偏倚任何一派一系的態度,這對西番諸地誠心歸附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 經濟方面由明廷壟斷茶馬貿易

自古,緊密的經濟聯繫是維繫邊疆穩定的紐帶。由於西番地區的飲食結構原因,茶葉是其生活食品構成中不可或缺的,「不得茶則困以病」,但由於氣候原因卻不能自給,只能依賴與內地貿易獲取。

本地區歷來以牧業為主,所產馬匹也是中原所稀缺,這樣中原與西番諸地的茶馬貿易一直不曾斷絕。所以嚴格控制茶馬貿易是維繫西番諸衛穩定的重要保障,「帝綢繆邊防,用茶易馬,固番人心」。


明廷對西番諸地的經營是比較成功的

時甘州西南盡皆番族,受邊臣羈絡,惟北面防寇」,正是西番地區的穩定,為明廷解決了防寇掣肘的難題。其成功經驗就在於將整個西番區域整體考量,諸如其政治軍事、民族宗教、經濟等方面得到有機協調。

如果說軍事政治力量的介入為之後的有效管轄打下基礎,那麼合乎時宜的宗教政策就是番民誠心歸附的關鍵,而始終把控內地與西番諸地的經濟聯繫則猶如一條牢固的紐帶,使其得以長期維繫。可見,明朝之所以能對西番地區實現較為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不是偶然。

相比較同樣因俗而治的西域,明朝之所以對西番地區實現了長期的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是將整個西番區域整體考量,其政治軍事、宗教、經濟是相互協調,並且都得到了切實的貫徹。明朝的關西七衛,於前不如漢、唐之都護府,於後不如清朝之伊犁將軍。與這些朝代相比,明朝編戶人丁不可謂不足,披甲軍兵不可謂不勇,守邊將帥不可謂不忠。

可為何被北元的戰事困擾始終,無法根治。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既有的西域經營策略框架沒有被突破。明朝是對關西七衛給予厚望的,但現實效果卻大相逕庭。根源在於其西域經營策略的消極退讓,正所謂「取法於上,僅得為中;取法於中,故為其下。」這不僅使有明一代在西域開疆拓土無法實現,並且連「固守疆圉,防其侵擾」也難以確保。


結語

明朝對邊陲要地的經略原則,「鎮邊疆者當率舊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從其舊」「因俗而治」,部分採取羈縻手段管理邊疆,在當時來看當為可行之法,適用於關外西域,也適用於西番要衝。但卻不能因循守舊,不結合實際情況加以變通。比較明朝時期的西域與西番之地,戰略位置相當,卻沒有受到同等的重視。採取消極保守的策略,使明廷在西域問題上越來越被動,以至到了嘉靖年間閉關絕貢,放棄西域的地步。

放棄西域,明朝不僅失去了進一步開發西域的時機,而且致使地方勢力坐大,這樣既是將西域防衛壓力轉移到了嘉峪關———河西走廊一線,又使得蒙古諸部沒有西域明軍的戰略威懾,使其能肆無忌憚的飲馬河套,劫掠州縣。明朝西域經營策略的失誤,沒有真正重視西域的經營,猶如洪武三十一年解縉被貶河州所著詩《登鎮邊樓》云:「隴樹晴雲萬里秋,思親獨上鎮邊樓;幾年不見南來雁,真箇河州天盡頭」。

參考文獻

​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商務印書館,2009年

張廷玉,《明史·西域傳》,中華書局,1985年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92年

馬文升,《興復哈密國王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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