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縮編自著名史學家柏楊所著《中國人史綱》，為通讀中國史第35篇文章。
由朱元璋開創的明王朝，並不等於漢人惡運結束，反而是一個更漫長黑暗的開始。
大開殺戒
明政府統一華夏，漢人自然地升起一種願望，認為蒙古人統治的黑暗時代已經過去，漢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應該跟歷史上若干偉大的王朝一樣，至少在開創初期，呈現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榮氣氛。
這種願望並不奢侈，然而，漢人的命運太壞，他們所遇到的政治領袖，不是劉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朱元璋不久就發動有計劃地合法屠殺，完全採用七世紀武則天當政時期來俊臣的冤獄手段，但殘酷的程度，卻使來俊臣所作的，看起來好像兒戲。
最重要的兩次行動，一是胡惟庸冤獄，一是藍玉冤獄。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極有才幹。在本質上，自卑感過重的領袖跟有才幹的幹部不能並存。1380年，「有人」告發胡惟庸謀反，勾結東方大海中的日本，準備在宴會上殺掉朱元璋。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滅三族。
過了漫長的十年，到了1390年，朱元璋的獸性再度發作，宣稱，他又發現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陰謀和新同黨，於是展開全面逮捕，連朱元璋最尊敬的開國元老，77歲的宰相（太師）李善長，都包括在內，共處決二萬餘人。朱元璋還編撰一本書，名《奸黨錄》，附錄李善長的供詞，昭告全國。
三年後，1393年，朱元璋發動第二次屠殺。「有人」告發大將藍玉謀反，立即逮捕下獄。然後發表藍玉的供詞，藍玉在供詞中承認準備發動兵變。於是藍玉被磔死，滅族。根據口供牽引，被滅族的有一萬五千人，其中有一個公爵，十三個侯爵，二個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孫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編撰一本書，名《逆臣錄》，昭告全國。
朱元璋兩次大屠殺的對象都是他初起兵時親如手足的患難朋友。他們為朱元璋效命，當他們以為可以分享富貴時，卻遭遇朱元璋的毒手。
然而，這兩次大屠殺不過只是整批死亡。事實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殺，像皇太子的教師宋濂，朱元璋尊稱他是「聖人」，來往宮中，如同一家，卻因他孫兒牽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貶竄而死。
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劉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終於把他毒死，反而宣稱是胡惟庸毒死的，還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廣洋詢問是否知道。汪廣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說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江廣洋貶竄，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絞死。
平定雲南的大將傅友德，父子同時賜死。
平定廣東的大將朱亮祖，父子同時被鞭死。
大臣李仕魯在金鑾殿上表示堅決辭職，朱元璋認為看不起他這個皇帝，教武士摔死階下。
在所有共患難的老友之中，只有三個人得以保全生命，沒有被扣上謀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達，一是湯和。常遇春運氣最好，早早的就病死了。徐達事實上死於處決，他患一種疽瘡，最忌鵝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鵝肉給他，並命送鵝肉的宦官在旁監督著他吃掉，徐達一面吃一面流淚，當晚毒發逝世。所以，事實上只有湯和一個人活的最久而且善終。他逝世後，他的家族暗暗慶祝。
可以說，十四世紀的最後三十年，中國成為恐怖世界。官員們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回來，合家才有笑容。
首都應天（江蘇南京）如此，全國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縣設有「錄皮亭」，官員一旦被指控貪污，即被剝皮，懸皮於亭中，以示警戒。根據統計，中央政府副部長以下和南直隸（江蘇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員，因貪污罪名死於監獄或被判決作苦工的，每年都有數萬人。而嚴厲的追繳贓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國中等以上人家，幾全部破產。
嚴懲貪污使人歌頌，但問題在於訴訟法，即被指控貪污的官員，是不是真的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連滅三族的謀反罪名，都坦承不諱，更何況僅殺一身的貪污。
不過真正的恐怖並非死刑，而是追贓。死刑一死即了，追贓則遺禍無窮。死囚的財產不足以賠償贓款時，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於是某家即被摧毀。如果仍不能夠足額，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轉存到另一家若干。輾轉牽引，干里外素不相識之人，都會成為窩主，家破人亡。
特務機構
朱元璋無止境的屠殺，史學家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孫年幼，後來皇太子又很早死去。為了保持政權，不得不如此。
但僅此現象不一定非產生無止境的屠殺不可，十世紀宋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釋兵權」的方法作為應對。公元前二世紀西漢王朝開國皇帝劉邦的情形相同，但劉邦只對少數的將領懲處。七世紀當皇帝的武則天的處境更為嚴重，也只個別打擊。
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於他的性格，一種絕對自私和愚昧的蛇蠍性格——他的後裔也具有這種性格，表現在行為上的是短見、冷血，喜歡看別人流血、看別人痛苦、看別人跪下來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絕寬恕。
這是人類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種品質，具有這種品質的普通人，對他的朋友和他的社會，都能造出最大災害。身為皇帝而具有這種品質，更使這種災害擴大，無法加以控制。歷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爾都還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則完全沒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來的小動作。
對草莽英雄或革命群眾而言，一旦判斷錯誤，或被命運之神作弄，選擇或擁護朱元璋這類人物作為領袖，那是一種真正的不幸。
然而，僅只屠殺，帶給國人的痛苦，仍是暫時的。朱元璋對國人最嚴重的傷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國文化和物質文明，一直到十四世紀，都比歐洲進步，但朱元璋使這種進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紀歐洲人侵入中國時，中國已墮落成一個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後三百年，植根於此。
三百年的落後，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無與倫比的罪惡。
朱元璋跟劉邦，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劉邦畢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終保持英雄們所有的豁達大度的氣質，不脫平民社會的本色。朱元璋卻深以他的平民身份為恥，深以他當過乞丐和當過和尚為恥。在他充滿自卑的情意結中，異常羨慕官員和士大夫所保持的優越地位，因而產生強烈壓制別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朱元璋開創了使人聞而顫慄的「詔獄」與「廷杖」。
我們先用下頁表，說明明政府中刑事訴訟機構的地位和互相關係：
刑部負責法律的制定和頒布，管轄全國各地司法機構，有權提審它認為不恰當的案件。都察院負責對不法事件糾察檢舉，並派遣官員（御史）分赴各地，擔任「巡撫」官職，接受人民對官吏的控訴，它也可以審理，也可以判決。大理寺類似國家最高法院，負責對前二機構的審判，作最後裁定。它們被認為「三法司」，是政府正規的司法系統。
三法司當然地是在皇帝絕對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認為它們仍有理性成分，於是另行設立他直接指揮的「錦衣衛」（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錦衣衛內設「鎮撫司」，即軍法處。錦衣衛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後，即交鎮撫司判刑處決。如臂使指，快捷了當，沒有任何顧忌。胡惟庸、藍玉等五萬人的兩大冤獄，就是錦衣衛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後裔認為錦衣衛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滅，於是，十五世紀時，再創立「東廠」，又創立「西廠」。十六世紀時，更創立「內廠」，由皇帝最親信的宦官主持。
本已布滿全國的特務，遂互相交錯，密如蛛網，這是中國前所未有的現象。街頭巷尾的一舉一動，夫妻爭吵和市井打鬥，早上發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
宦官主持詔獄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隨時向皇帝直接提出報告，皇帝可以隨時向宦官發布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無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還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廠」、「衛」逮捕，沒有一個人能夠倖免。
對人性具有同等摧毀功能的，還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廣眾之下，用木棍對罪犯拷掠（打問）。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贓的工具，也是刑罰的一種。一個人如果被處罰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極端痛苦羞辱的死刑。
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沒有人能維持人性的尊嚴。對高級官員（部長副部長以上）執行廷杖時，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監刑，其他政府官員則陪坐兩旁，左邊站小宦官三十人，右邊站錦衣衛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獄吏百餘人，都穿短褲，手執木棍。
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讀皇帝的詔書（判決書）後，「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獄吏撲上來，捽伏倒地，用麻布把他從肩膀以下綁住，使他不能轉動。再把他雙足用繩索綁住，由壯士四方牽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時，受刑人痛苦難忍，大聲哀號，頭面撞地，塵土塞滿口中，鬍鬚全被磨脫。這是一副慘不忍睹的摧殘人性的圖畫。
強壯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過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斃命。不死時，也要割去敗肉數十碗，醫治半年以上。錦衣衛行刑獄吏，都受過特別訓練。如果得到滿意的賄賂，他們打下的木棍，看起來很重，甚至血肉橫飛，但受傷較輕，痛苦也較輕。如果家庭貧苦，無錢行賄，他們下杖時看起來很輕，皮膚也不破，但痛徹心腑，只三四十杖，靜脈血管就會寸寸切斷，全部肌肉組織潰散，不久即死，無藥可救。
宰相制度消失
明政府建立之初，仿效韓宋帝國，中央政府設立下表所列的三個機構，作為中樞。由中書省首長，擔任宰相，作為皇帝的助理。中書省內設立六部，負責全國行政。
十四世紀八十年代，朱元璋誣陷宰相胡惟庸謀反後，即下令撤銷中書省編制和宰相職位，擺升六部為一級中樞機構，各部首長（尚書）直接向皇帝負責，皇帝不再設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發號施令，已經夠專制的政府，此後進入更絕對的專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個秘書機構，稱為「內閣」，所委派的秘書，稱為「大學士」。大學士冠有某殿某閣字樣，以資分別（殿閣都是宮廷中的建築物）。大學士的職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長（尚書·正二品）要低三級，等於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員。
中國有史以來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從此消失。皇帝遂在沒有助手幫手的情形下，單獨處理帝國事務。朱元璋對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認為是他最高智慧的結晶，可以永遠保持明政權於不墜。所以他下令說：「後世子孫永不許恢復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請求，即以叛逆論罪，凌遲處死。」
然而，問題就發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來自民間，政權又由他創立，對繁瑣的政務，還可以勉強應付。但他的後裔卻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惡少，生長在深宮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對著千萬種變化莫測的帝國事務，必然手足失措。
朱元璋在位時，平均每日要親自批閱150件奏章，裁決400種案件。從前有宰相可以幫助皇帝，如今沒有人能為他分擔，他也不准別人分擔。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內閣，命那些大學士在每一個奏章或案件上，簽注意見，寫出對該事的分析和應如何反應的建議，甚至皇帝頒發命令的草稿，都一併擬好呈上。當時術語稱為「票擬」和「條旨」。皇帝即根據這些簽注，加以批示。於是，不久之後，大權遂漸漸滑入大學士之手。大學士成為沒有宰相名義的宰相，內閣也成為沒有中書省名義的中書省。
內閣大學士有數人之多，並不是每一位大學士都可簽注意見，必須資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華蓋殿大學士，華蓋殿後來改為中極殿），此人即世人所稱的「首相」——首席宰相。但大學士畢竟不同於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單獨推行政令，大學士便無此權。他只能依靠「票擬」一一簽注意見，來竊弄皇帝的權力，只有黑市地位，沒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學士跟皇帝之間，還有一段距離。對皇帝如何裁決，是不是依照他簽注的意見裁決，甚至會不會作相反的裁決，大學士都不知道，他們也很少有向皇帝當面陳述解釋的機會。
事實上，到了後來，皇帝深居宮中，不出來露面，大學士遂數月數年，或數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這種脆弱的「票擬」，維持權力。而此票擬，卻要仰仗宦官轉達，並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補充說明。皇帝所頒發的命令，也由宦官傳遞，有時用批示，有時用口頭，宦官的權力遂日形膨脹。而皇帝和大學士之間，往往互不認識。皇帝對大學士的印象，全來自宦官的報告。於是，政府大權又從大學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們可用下表顯示明政府在十五世紀中葉後所呈現的組織形態。必須對此形態了解，才能對明王朝了解。
宦官，在蒙古帝國時，改稱「太監」。太監本是宦官中的一種官職，後來演變為凡宦官都稱太監。明政府的宦官組織，共有40個機構（十二監、四司、八局、十六雜房）。司禮太監僅只是40個機構中十二監之一的「司禮監」的首長，但卻是一個最高職位，可稱之為宦官之王。原因很簡單，他負責伺候皇帝，並擔任皇帝和內閣間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權力魔杖。大學士簽注的意見，必須司禮太監先看過，才能到達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時，司禮大監有機會隨時參加意見。
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司禮太監的關鍵。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15歲即位，正是貪玩的年齡，司禮太監劉瑾，每乘他專心遊戲時，請他批閱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說：「你不會代我批嗎，我用你幹什麼？」
劉瑾正是要小傢伙說這句話，然後他的批示即獲得法律根據。於是司禮太監成為皇帝助手，大學士反而降為司禮太監的秘書，司禮太監命他如何簽注意見，他只有照辦。到了以後，連大學士都由宦官推薦，絕對專制的弊端，全部出現。
英國於一百年前，即建立國會，約束君主權力。中國卻恰恰相反，君權更加肥壯，這是明王朝加給國人的不幸。
文字獄與八股文
中國悠久而光輝的文化發展，像一條壯觀偉大的河流。紀元前二世紀西漢政府罷黜百家，獨尊儒家時，開始由燦爛而平靜。十二、十三世紀宋王朝理學道學興起時，開始沉澱。十四世紀末期，這河流終於淤塞成為一個醬缸，構成一個最龐大最可哀的時代。
明王朝使中國文化淤塞成為一個醬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獄，一是八股文。
文字獄屬於詔獄的一種，它的特徵是：罪狀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起，證據也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成。一個單字或一個句子，一旦被認為誹謗元首或諷刺政府，即構成刑責。文字的意義不在客觀的解釋，而在當權人物主觀解釋。文字獄的本身就是當權人物作賊心虛的一種反應，越是心虛，越是神魂不寧，聽到別人說「亮了」，他就肯定是諷刺自己的禿頭，因而惱羞成怒。於是知識分子除了被「誣以謀反」外，又多出一種純屬於文字的災難。——因而我們想到倉頜造字時，神鬼曾經夜哭，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緣故。
舉例子說明：浙江（杭州）府學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則垂憲」，處斬；北平（北京）府學教授趙伯彥，奏章上有「儀則天下」，處斬；桂林（廣西桂林）府學教授蔣質，奏章上有「建中作則」，處斬。
這些句子裡的「則」，本是「法則」和「標準」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釋，當時江南方言，「則」與「賊」同音，朱元璋認為顯然是諷刺他作過反賊的往事。
尉氏（河南尉氏）縣學教授許元，在奏章上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這兩句話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卻解釋說：「法坤與『發髡』同音，發髡是剃光了頭，諷刺我當過和尚。藻飾與『早失』同音，顯然要我早失太平。」於是許元被處斬。
當然，文字獄不限於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對印度高僧釋來復最為禮敬。釋來復告辭回國，行前寫了一首謝恩詩，詩中有兩句：「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意思很明顯，他生在異國（殊域），自慚不生在中國，覺得自己還沒有資格歌頌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釋不同，他說：「殊，明明指我『歹朱』。無德，明明指我沒有品德。」於是釋來復從座上客變為階下囚，處斬。
文字獄是圍堵，八股文則是釣鉤。
科舉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進士一科，並分為三個階段完成。縣級考試（縣試）錄取，稱為秀才，即初級知識分子。然後才有資格參加省級考試（鄉試），錄取後稱為舉人，即中級知識分子。然後才有資格參加由教育部（禮部）主持的中央級考試（會試），錄取後再參加由皇帝主持（實際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試（殿試），錄取後稱為進士，即高級知識分子。
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樣，有一項不成文法，非進士出身，不能擔任宰相（大學士）或部長級高級官員。
科舉對知識分子的重要性，至為瞭然。它是知識分子唯一的出路，漢、唐王朝時還有學校一途，明王朝則學校不過是培養參加考試的人才。漢、唐王朝還有立功邊疆一途，明王朝則沒有任何其他機會。
朱元璋更規定考試範圍，以《五經》、《四書》為限。《五經》、《四書》，又以理學道學領袖人物朱熹的註解為標準課本。十四世紀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別頒布一種試卷格式，規定應考的知識分子遵守。十五世紀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進一步加以約束，規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種文章的體裁，指文章的八個部分，文體有固定格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這種形式是嚴格的，不能改變，改變便不是八股了。
但八股主要的特徵卻在精神方面，即內容方面。依照規定，題目一律出自四書五經中的原文。而作八股文，不能發揮自己的意見，也不是自己在說話（八股文中沒有「我」字），而是要用孔子、孟子等聖人的口氣說話，即儒家聖人系統在說話，看起來四平八穩，面面俱到，實際上卻什麼都沒有觸及。
這種文體，跟代數學上的方程式一樣，用不著獨立思考——事實上是嚴厲的禁止獨立思考，只要能把聖人系統的言語恰當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試官欣賞錄取，便可由秀才、而舉人、而進士，而成為國家的領導人。至於怎麼才能恰當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後直到十九世紀末期，500年間，中國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奧秘，和最大學問。
知識分子所從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從《五經》、《四書》中選出全部可作為考試的題目，請老於此道的八股專家，撰寫數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誦。考試時，把適當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賭博時押賭注一樣，押中時就成為進士，被任命為官員；押不中時，則落第而歸，下次考試再來。
知識分子不再用接觸其他任何書籍，甚至連《五經》《四書》都不用接觸。年輕人偶爾翻閱《五經》《四書》，或偶爾翻閱歷史古籍，如司馬遷的《史記》之類，不但自己會懊悔浪費寶貴的光陰，即家長和教師，也必大大的震驚。如果有人竟然對文學藝術，如科學工程有興趣，那更駭人聽聞，會被他的親友所不齒，認為是讀閒書，浪費光陰。
自此，知識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醬缸之中，沒有自己的思想，更沒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類還有別的知識和別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於是一種只有中國才有的「官場」社會形成。
明王朝統治階層由這類知識分子組成，他們對人的評價，完全以官為標準。——猶如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評價，完全以錢為標準一樣。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恥辱，還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學，宣稱皇帝即是父親（君父），所以「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僅只廷杖，算不了什麼。
於是霎時間恥辱化為榮耀，本來應該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異的理論基礎的緣故，反而大悅，以挨廷杖為忠臣而自豪。人性尊嚴被嚴重歪曲，這正是醬缸文化的特徵之一。
歐洲歷史正開快車，十四世紀已進入文藝復興時代，掙脫黑暗時代的枷鎖，呈現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國人卻被糟蹋到這種地步，真是一個巨大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