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王朝統治者對對外人員和貨物往來總體持寬容和支持態度，除了傳統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之外，海上貿易也呈現蓬勃發展態勢，其中以兩宋時期最為突出。由於軍事實力有限，再加上燕雲十六州掌握在北方遊牧民族手中，宋朝在外交方面採取「守內虛外」的收縮型政策，但是，長期受「三冗」所累，財政負擔沉重的宋朝對海外貿易仍然十分重視，主要是由於宋王朝每年可以從海外貿易中獲取數百萬貫計的賦稅。為此，宋朝在平定南漢政權後，陸續在廣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地建立了市舶司，相當後世的海關，負責徵收稅賦。「靖康之變」以後，遷都臨安的南宋王朝偏居江南半壁江山，喪失了大量的財政來源，不得不加大對財政對海外貿易稅收的依賴。為了儘可能地獲得穩定高額的關稅，南宋朝廷運用經濟槓桿，推出了「饒稅制度」，對商船的限期回港作為徵稅標準，此舉改善了南宋政府財政狀況、提升了遠洋造船技術，但也帶來間接的負面影響。
一、南宋朝廷高度重視海外貿易的原因
公元1127年，金軍攻破汴京，擄走宋徽宗宋欽宗二帝及文武宗室大臣後宮嬪妃三千餘人，掠盡汴京百年積累下來的財富，並派兵追擊宋高宗趙構。宋高宗幾經周折，在臨安稱帝建立南宋政權。南宋建立初期，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困境，亟待找到長期穩定的賦稅來源，以有效支撐政權生存。
南宋建立初期面臨的財政困境主要包括：
一是陸上絲綢之路被人為阻斷。在「紹興和議」之後，南宋政權的北部邊境大致以淮河—大散關一線為界，原本已受西夏建國影響的陸上絲綢之路貿易線徹底淪喪於少數民族之手，北宋政府原本可以從陸上邊境貿易獲取的大量財富與賦稅難以為繼。
二是宋朝丟掉了北方大片領土，財政稅收受到嚴重影響。「靖康之變」以後，南宋政權丟失了中原、河北、關中及西北大片領土，粗略估計達80萬多平方公里，這些地區經濟開發程度較高，是宋朝重要的糧食產區和賦稅來源，這就使得南宋政權的財政稅收受到嚴重影響。
三是北方金朝軍事壓力沉重，抵禦金朝侵略需要維繫的軍備負擔沉重。南宋建立初期，金朝多次南下入侵南宋，為了抵禦金人南下，宋高宗不得不倚重以「中興四將」為首的軍事力量，由此供養了數十萬軍隊，龐大的軍隊需要大量軍費支撐，從刀槍軍械，到軍士們的糧餉，耗費可謂大矣，再加上南宋初期，金軍時常南下入侵，宋軍應戰耗費的軍費更是天文數字。
四是「三冗」問題依舊困擾南宋。眾所周知，「冗官、冗兵、冗費」是困擾北宋政權的重要財政負擔，南宋承襲宋制，設置路、府、州、縣四級行政管理體系，供養了大量官員，再加上官員俸祿水平相對較高，由此帶來了沉重的官員供養負擔。
為了有效維繫南宋政權，以支撐國家官僚體系的正常運作、供養龐大的常備軍抵禦外敵和維繫百姓民生建設。既然節流無望，南宋政權不得不開闢新的穩定賦稅來源，宋高宗把目光投向了廣袤的海外貿易市場。這也是後世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所說的那樣:南宋政權偏安東南一隅，財源日漸短缺，朝廷財政經費捉襟見肘，不得不實行海外貿易以供宋廷運轉。宋高宗為穩定統治秩序，制定獎勵民眾開展海外貿易的方針，「諸市舶綱首能招降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補官有差。」，此舉取得了一定效果。
二、「饒稅」制度推出的社會背景
宋人將從海路進行的互市稱為「市舶」，市舶司是宋朝對外貿易的管理機關，《宋史》記載，「提舉市舶司，掌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宋會要》也記載：「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諸國物資，航舶而至者」。對海外進出口貨物實行抽解、禁榷、博買，這是市舶司的三大主要經濟職能。有宋一代，這三大職能不斷演變，對於宋朝的財政收入和海外貿易的發展都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宋代市舶制度創立於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年）。開寶四年,宋朝平滅南漢政權,占領廣州，此後不久便於廣州設立了宋代第一個市舶機構——廣州市舶司，「(開寶四年六月)壬申,初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潘美、尹崇珂併兼使,通判謝處玭兼判官。」（《長編》）以後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宋廷又陸續於杭州、明州、泉州等地設立市舶司。
「咸平二年九月庚子,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聽蕃官從便。」（《文獻通考》）
宋高宗趙構曾說過：「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貫）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不斷擴大的海外貿易，可以讓政府獲得豐厚的賦稅收入，這是宋朝統治者喜聞樂見的。
由於宋政府對海外貿易採取了務實思路，對朝貢貿易加以抑制，更注重互利互惠的海外貿易，甚至為了促進海外貿易，增加朝廷賦稅，採取經濟槓桿和稅收政策，吸引商船來到各海港交易，刺激海外貿易規模擴大，宋廷從往來的商船貨物交易獲利頗豐。據《宋史》記載，公元1162年，僅福建、廣東兩地市舶司(南宋管理海外貿易的官方機構，類似海關)，年均營收貿易稅高達200萬貫，占據宋廷總財政收入的20%。在實行「饒稅」制度之前，宋朝政府鼓勵海商招徠蕃商來華貿易，「蕃商有願隨船來宋國者，聽從便」，對海外貿易有重大貢獻的外國商人，還可授予官職。由此早就了各地港口城市的繁榮，其中以泉州港為最。據史料記載，南宋淳佑年間，泉州港口主客戶達25.57萬戶，形成了「蒼官影里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
從商船出港返航實際情況看，在實行「饒稅」制度之前，宋朝市舶司官員發現官方難以有效控制商船的往來周期，主要包括遭遇海難或船舶損毀和受到海盜劫持等因素，進而造成朝廷關稅徵收的不穩定，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朝廷每年賦稅徵收總額，對政權正常運轉產生不利於影響。
為了獲取更多船次的關稅，充實朝廷稅賦，宋廷希望商船儘可能縮短航行周期，考慮到在以風為主要動力的古代航海時代，遠洋商船在冬季依靠西北季風出航，夏季依靠東南季風返航，往來各國交易有一定的時間周期。為了更有效地調動商船來往運輸的積極性，宋廷根據來往於各國之間正常的航行周期，規定了官方的商船往返時間，用稅收槓桿調控掌控商船航行的周期，保障官方稅收的相對穩定周期。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用稅收政策手段調動商船提高航行周期的「饒稅」制度應運而生。
三、「饒稅」制度實行的具體內容與成效
為了加快遠洋船舶周轉率,增加海運收入,宋孝宗隆興二年（公元1164年），宋廷在泉州、福州、廣州、明州等港口市舶司，推行了所謂的「饒稅」制度,明確了以航船的限期回港作為徵稅標準，在獲得當地市舶司頒發的公憑（類似於出海船舶登記簿和出海許可證）之日起，五個月內運輸貨物回港的，給予「優饒抽稅」，即獲得稅收減免優惠，一年內回港的，不給予稅收優惠；超過一年的，則由市舶司給予相應的高額徵稅處罰。
「商賈由海道興販諸蕃及海南州縣，近立限回舶。緣其間或有盜賊風波逃亡事故,不能如期,難以立定期限。今欲乞召物力戶充保,自給公憑日為始,若在五月內回舶,與優饒抽稅,如滿一年內,不在饒稅之限,滿一年已上，許從本司根究責罰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二十七）
從實際情況看，「饒稅」制度的效果還是立竿見影的。以進出口吞吐量最大的泉州港為例，宋高宗紹興元年至七年（公元1128年-1134年），泉州市舶司的稅收收入為98萬緡。到了宋孝宗隆興二年（公元1164年），「饒稅」制度實行後，泉州市舶司的單年收入為98萬緡。
四、「饒稅」制度給海外貿易帶來的影響
「饒稅」制度的出台，有效地調動了各國商船加快貨物周轉的積極性，為此，宋朝商船有動力改進新的造船技術和航行技術。一是建造海船數量極其龐大。南宋東南沿海各大海港均有隸屬的造船工廠。南宋初年，僅江淮四路地區每年造出的船隻就達2700餘艘。據《三朝北盟會編》記載：「海舟以福建為上,廣東西次之,昌明州又次之。」福建漳州、泉州、福州及興化軍等地：「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
二是宋朝擁有遙遙領先於世界的造船技術。一方面，宋朝海船船體較大，可以承載更多的貨物。《夢梁錄》記述：宋代海船多乘五六百人以上。「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柂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豕釀酒其中」，船艙之內可以養豬；還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機杼市井」。 通過2007年打撈出水的宋朝「南海一號」遺蹟,我們能夠一窺宋朝造船水平之高超。考古發掘顯示,沉船船體殘長22.95米,寬9.85米,船內艙室最深2.7米,設14道艙壁分隔成15艙,是目前所見艙數最多者。另一方面，宋朝海船船體堅固，航行速度較快。宋代官員徐兢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錄:宋海船「上下平衡，下側如刃，貴其能破浪而行也」。為了抵禦遠洋航行中遇到的風浪或觸礁等事故，宋朝海船普遍採用了水密艙設計，用木材將船底空間分隔為不同的船艙，即使個別船艙出現破損進水，不至於影響整個船體的安全，大大提升了海船的抗風浪性和生存性。
三是指南針和羅盤大量應用於航海運輸，縮短了航行的周期。在航海羅盤用於航海之前，海上航行只能依據日月星辰來定位，一旦遇到陰晦天氣就束手無策。而在航海羅盤用於航海之後，在宋代時,海員們就已經懂得利用季風航海。有經驗的海員還能「仰觀天象,以卜明晦」,通過日月星辰,判斷天氣變化,甚至有些人可以通過觀測北極星的高度,來判斷航線所在的地理緯度。隨著航海羅盤在海上航行的不斷應用，人們對它的依賴也與日俱增，而且有專人看管。《萍洲可談》記載「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則觀指南針。」南宋吳自牧在他所寫的《夢粱錄》中說道：「風雨冥晦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掌之，毫釐不敢差誤，蓋一舟人命所系也。」沈括《夢溪筆談》記述了燈芯法、指甲法、碗唇法、絲線法四种放置指南針的辦法。《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等多部宋代文獻記載了中國航海家使用指南針進行航海活動的情況。由此也能看出航海羅盤在航海中的地位和作用。伴隨著航海技術的普及，「針路」（ 指的是古代人們在羅盤指引下將不同地點的航行方向連結而成的一種航線）大量增加，南宋後期，與宋朝保持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從唐代的30多個增加到60多個。
「饒稅」制度無疑擴大了海外貿易的規模，增加了宋廷的財政收入，但海外貿易的擴大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助長了宋朝統治階級的奢華腐化之風。宋朝進口的海外貨物，大都以珠玉、象牙、犀角、玳瑁、香藥等奢侈品為主，上供皇室貴族享用，「海貨上供者山積，宣和後悉歸應奉」。奢飾品的大量進口，加深了貴族官僚地主階級的奢靡之風。
二是加速了宋代銅錢的外流，加劇了宋代的「錢荒」現象。終宋一代，「錢荒」的記載不絕於史，宋人張方平說：「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造成錢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銅錢的外流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如宋人劉摯所說：「而民間乏匱時，或謂之錢荒，此何謂也？其故大者，在於泄於四夷而已」。這裡也有包括因為海外貿易使得銅錢外流，甚至在對銅錢缺乏的東南亞國家出口時，銅錢就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在著名的「南海一號」的貨物中就有多達17000多枚銅錢。此外，有些國家對銅錢有特別的愛好，時常購買大量宋朝銅錢。如南宋宋理宗時期，台州突然出現錢荒，「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原來是日本商船把市面上流通的銅錢全部收購。日本人「所酷好者銅錢而止」，低價出售貨物，大量回收銅錢，「以高達深廣之船。一船可載數萬貫文而去」。
結語
在古代生產力低下的時期，中國大陸型的地緣特徵決定了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中國人形成了以土地為本的生存發展理念，這就使得王朝統治者以「崇本抑末」為國策，獎撫農桑，限控商業和「引賈四方，舉居舟居，莫可蹤跡」的海外貿易活動，畢竟這些海外貿易活動會嚴重衝擊封建經濟的穩定。宋朝特別是南宋時期，由於重視商業活動帶來的經濟利益，宋代市舶制度作為一種海上對外貿易的管理體系，不僅影響著宋朝的財政收入，也在宋代經濟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對於海上對外貿易的發展和繁榮也起到了促進作用。為了更多更快地獲得關稅稅收有效維繫南宋政權，以支撐國家官僚體系的正常運作、供養龐大的常備軍抵禦外敵和維繫百姓民生建設。在宋孝宗即位初期，宋廷利用經濟槓桿，以航船的限期回港作為徵稅標準，推出了「饒稅」制度，此舉不但大幅度提升了朝廷的市舶司關稅稅收，還有效地調動了商船提升航海造船新技術的積極性，但是，「饒稅」制度擴大海外貿易規模的同時，也間接地帶來了負面影響。「饒稅」制度的設計理念也被元朝所效仿，元朝時期盛極一時的「官本船」體制的設計理念類似於「饒稅」制度，區別僅在於前者是由官方提供資本由私人運營海上貿易，後者主要是私人資本運營。但隨著明朝鄭和下西洋之後，封建王朝統治者對海外貿易主要持否定態度，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饒稅」制度及其變型失去了用武之地。
參考資料：《宋史》、《宋會要輯稿》、《夢梁錄》、《三朝北盟會編》、《夢溪筆談》、《文獻通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