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拍我的故事#我叫周韜，今年36歲，是上海仁濟醫院肝臟外科的一名主治醫生，同時也是中國最年輕的兒童肝移植主治醫生。我和我的肝移植組每年要做400多例兒童肝移植手術，數量居國內第一。我曾經一個人到外地義診，被當做傳銷人員被酒店趕出去，也曾經為家庭貧困的膽道閉鎖的孩子刷信用卡墊醫療費。我的願望就是有一個足夠養活家的副業，這樣我就不用為了養家而工作，完全享受從醫的快樂。
清晨六點，我都會被生物鐘叫醒。之後半個小時，焦慮感推著思想逃離，落地的窗簾終是擋不住一天的到來，身體在現實里行走。妻子開車送我，我坐在後排，點亮手機螢幕，幾百條未讀信息撲面而來，從家到單位的路，我不必抬頭看，便知道破碎的路口、凌亂的腳步，就像手機螢幕上長短不一的語音和文字，等人解答。
我邁進辦公室，穿起白衣，所有喧囂全都落了地，該做的事在腦海里按序排列，手術、查房、與患兒家屬交流，一整天的時間，似乎都不足夠。我常用星座來講述工作中與生活中自己的不同，外向與內向在他身上對立而統一，而心裡的焦慮與篤定，也一起發生，十幾年工作經歷，讓我成為了年輕又成熟的外科醫生。圖為我的小病人和他們的媽媽。
2005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學業進入了最後的實習階段，被分配到了上海仁濟醫院，在輾轉幾個科室之後，最終留在了當時的移植中心，後來，我在這裡開啟了自己的研究生學習。也是在2005年的時候，上海仁濟醫院的肝移植手術開始享譽國內，一年之後，仁濟醫院做了國內首例兒童肝移植手術，自此以後，我的從醫生涯發生了改變。作為科里的年輕醫生，我被派到一牆之隔的上海兒童醫學中心，開始了四年的兒科相關知識技能的學習。
從仁濟醫院到兒童醫學中心，再到被召回仁濟醫院，我一路上遇到了很好的老師。從這些權威專家身上，我不斷吸取經驗、學習技能，再結合自己的想法，形成自己的理念。我常感謝自己在手術室里每一步「緩慢」而紮實的成長，在兒童肝移植這種純靠手工完成整個過程的手術中，紮實意味著自我的信心，也意味著手下的這條小生命是否能安然無恙。圖為我和患者媽媽在交流。
說到兒童肝移植手術，這是一場「關於顏色的戰爭」。由於患有先天性膽道閉鎖，幾個月大的孩子通體泛黃，全身浮腫，在他們出生之初，肝臟就開始了衰老。葛西手術往往是第一選擇，但葛西手術30%的有效率意味著，絕大多數孩子還是會成為終末期肝病患兒，肝移植手術成為他們的最終選擇。手術成功後，孩子濃黃的膚色會逐漸恢復正常，生命的威脅暫時解除。圖為我的病人肝移植前後。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上海仁濟醫院肝臟外科在2015年的時候開始設立兒童肝移植病區，2017年的時候，兒童病區有了一整層42張床位的規模。在此期間，我成為了上海仁濟醫院肝臟外科兒童肝移植小組組長，也成為了國內兒童肝移植手術最年輕的主刀醫生。
迄今為止，經我親手手術治療的患兒數量已經有六百多例。兒童肝移植最大的特點是在移植術後要有完善的隨訪機制，了解患兒的術後恢復對術前評估和術中操作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隨訪的工作大多通過微信群來完成，幾年下來，微信群越來越龐大，再加上科室里不斷增加的新患兒，每天的問與答成為我最大的壓力。我現在的生活很單調，每天都是：「膽道閉鎖」、「手術」和「病患」。圖為我的病人。
坐在辦公室里，我知道推開眼前的那扇玻璃門進到病區里，就會有成百上千的問題拋到我耳里，即使門未打開，手機微信里的幾百條未讀信息也不可逃避。這些問題滿含著患兒家長的期待與不安，像「負能量」一樣傾倒給我，我只覺得，自己無比焦慮。
上手術台前，我會把手機關機，但我希望能有另一個自己，讓微信24小時在線，隨手能夠處理與患者家屬之間的溝通，撫平他們心中的忐忑。面對工作，我算是個完美主義者，在手術時較真：「我寧願在手術台上多花半個小時，這樣孩子的恢復可能就會快一天。」我也在處理日常工作時不安：「我不能放鬆，我面對的是一條生命，他們遠在老家的時候我們便認識了。」
朋友、同事和領導都勸我，做醫生應該更理性一些，但我說，醫生也是人，尤其是自己的兒子出生之後，他有時候看到狀況不好的孩子會忍不住想哭。對自我的嚴謹，也表現在對患兒家屬的嚴厲，我希望能夠用自己更專業的能力去幫助患兒，也希望每個人能夠有更強大的內心去支撐整個治療以及後期恢復的過程。
每年的六一兒童節，醫院都會組織活動，接受過手術後已經逐漸恢復生活的孩子們會跟著父母一起來。來自天南地北的患兒家屬，手裡拿著自家的土特產往周韜手裡塞，同事都說我是「土特產大王」，我並不會拒絕這些好意，時間久了，聯繫多了，他和這些家庭之間的關係早超越了醫生和患者，他們像朋友一樣問候，這是我一年中最幸福的時刻。我和治癒的孩子的合影。
儘管近幾年我國兒童肝移植數量和技術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在一些經濟不發達地區，膽道閉鎖還是新生兒絕症一般的存在，所以，我希望能夠通過一些努力去改變這樣的現狀，希望有更多患兒家庭能夠深入了解兒童肝移植。初期嘗試都沒取得多少效果，但是偶然一次機會，讓我想到了義診的形式。剛開始本想聯繫一些地方醫院，但溝通未果，於是，我開始了一個人的義診。圖為我們小組在鄭州某醫院義診。
有一次，我去某地義診，之前治療過的一個家長聯繫了當地許多類似患兒家庭，當天上午，浩浩蕩蕩幾十個家長和患兒圍滿了酒店房間，還沒來得及將所有患者看完，被驚動的酒店方找了過來，雖然解釋半天，但酒店方還是懷疑我是在搞傳銷，要求我立馬退房走人。情急之下，我找了一個公園，將剩餘的患者一一看完。我的行為最終打動了當地醫院，後來，我在當地醫院搞了一場真正的義診，引得周邊許多患者來參加。
「不要因為一句話，就讓孩子失去生命，我希望能夠讓更多人了解『小黃人』，了解肝移植。」終日忙碌，對家照顧甚少，因為兒科醫生的身份，我對自己的孩子要求反而很低，妻子常評價我很「佛系」。在身邊人看來，我的「佛系」更體現在對病患家庭的關照上。幾年時間，科室里總會接到一些家庭經濟狀況不好的家庭，十幾萬的手術費實在出不起，母親望著幾個月大的孩子神傷，我望著這樣一家人，心生悸動。
於是，我聯繫基金會，發動身邊的愛心人士，用各種方式去幫他們。有一些家庭，左籌右借還是差一些錢，我會簽下自己的名字，為這個家庭擔保向醫院欠款，先保證手術的完成。幾年下來，我也不記得自己簽過多少張擔保書。我說過：「我的衝動就只是為了救命。」我相信人本善，雖然我的善曾蒙受過欺騙，許多身邊人也常調侃我是不是很有錢，但我對這些並不在乎，我覺得作為一名醫生，挽救生命大於一切。圖為我和我的病人。
我從成人醫生轉為兒科醫生後，改變最大的，是讓我變成了一個外向的人。從前訥於言說的我，開始願意通過溝通交流去解決遇到的所有難題，因為兒科又被稱為「啞科」，與患者家屬之間的、與團隊醫護人員之間的溝通，都尤為重要。撥開日常的瑣碎、內心的焦慮，我看到的，是兒童肝移植在我面前展現出的魅力，我相信，每一場手術，每一個孩子的重生，我都是為自己而做。
在我的工位上，有三樣特別的東西：與兒子的合影、裝著牙具和洗面奶的白搪瓷缸、一瓶胃藥，代表著家庭、工作與我自己。從醫學生到醫生，我在這裡學習，也在這裡成長。有時工作很忙，我一周都不能回家，我的生活單調又充實。但無論清晨在哪裡醒來，第一眼看到的是妻兒還是同事，我都能感受到一份家的踏實。圖為我們一家去旅遊的搞笑照。攝影：白剛、景雷，文字整理：趙凱，關注公眾號：西楚朗雨，更多精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