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談到「風流」一詞，我們首先映入腦海的便是魏晉時期那些率真自然，超凡脫俗的名流高士、如打鐵的嵇康，嗜酒的劉伶等等一大批帶有魏晉色彩的文人。雖然魏晉時期階級矛盾尖銳，司馬氏上台後又實行高壓統治，國家政治腐敗，社會文化思想壓抑，但這些種種都毫不阻礙東漢末年的魏晉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風流」的代名詞。

「魏晉風骨」更是成了中國歷代文人追求的精神象徵。公元220東漢末年社會動盪戰亂頻繁，儒家體系價值觀日益瓦解，老莊興盛，在腐朽與黑暗的社會現實當中很多文人士子既尋求不到價值的體現，又不甘心與當時的朝廷同流合污，於是便只好寄情於「談玄論道」當中，想藉此來擺脫內心的抑鬱苦悶。由此便產生了一大批中國歷史上的魏晉名士。

「疑今者查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而談到魏晉便不得不提魏晉文人的那種「虛無厭世、超脫禮法」的思想情操，魏晉文人的這種精神風尚對後面歷朝歷代的士子在精神層面上的影響都非常之深遠。

斯人雖以逝，但是我們仍舊能夠通過史書典籍來回眸千古，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從南朝劉義慶的那本《世說新語》當中追根溯源，毫髮畢現。在《世說新語》當中體現出來的便是魏晉士人的思維方式以及其整個社會的生活狀況，而想要糾察魏晉士人在心靈境界之上的精神思想也必須去由這本書去探索。

一、魏晉士人避世思想產生的原因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出自《世說新語》棲逸篇，這段話的意思是山濤將不再擔任曹郎，想推薦嵇康替代，嵇康就寫信跟他絕交。乍一看似乎在寫山濤與嵇康二者之間的朋友關係，但其實從中國古代的儒家文化傳統來看卻是很不合情理的，因為在中國歷代文人的身上一直有著一種兼濟天下的思想與情懷。

這種感情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更是延綿後世幾千年，而東漢士人也是一直秉持著這種理念，從漢末太學生的清議以及當時士大夫不畏強權抨擊宦官的行徑，就很能體現這一點。但是到了魏晉時期為何許多當時名望甚高的士人都不願意為朝廷效力了呢？

甚至於到了司馬氏上台之後許多名士面對朝廷的徵召更是直接唱起了反調，這在某種層面上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那麼在此就必須得談一談魏晉盛行的那種虛無避世的名士思想產生的原因了。

原因有二，其一、社會階級矛盾尖銳，政治鬥爭複雜。綜上那種狀況在曹操當政時期較之還好，因為在曹魏時期曹氏一族選拔人才不拘一格，曹操甚至於親下徵召令選拔，不要求德行無虧只要有才幹。

這在東漢的人才任用體系當中算是開創了新舉，因為東漢的建立者光武帝劉秀靠的便是當時各州的豪強地主取得了天下，所以在東漢一朝對當時的世家大族特權非常之多，在朝任職的高官也多是豪門出身，而當時的寒門士子想要進入政治體系當中難度非常之大，但是當時的曹操卻大肆任用寒門，這無疑為寒門士子提供了一條晉升之階。

但是這同時又造成了一種社會矛盾，士族看不起庶族，而庶族又不屑與豪門為伍，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導致二者的階級矛盾尖銳。從曹氏一族「挾天子而令諸侯」來說，他們在社會上的聲名又不算很好，曹氏為了鞏固統治基礎，一方面要任用寒門另一方面又要拉攏士族，從而導致士庶之間對立嚴重。

在某一個層面來講無論是寒門還是世家大族都只是當時統治者的政治工具而已，處在兩大利益集團中的他們也是惶惶終日、朝不保夕。

其二、社會環境殘酷、統治者的高壓恐怖統治。所以在魏晉時期很多名士都不願意寄生朝廷，卷進當時的政治漩渦當中，就拿當時的名士邊讓來說，就因為捲入到了曹操與士族的衝突當中而被殺害。典籍記載「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

在這樣嚴峻的社會生存環境之下，很多儒生名士只好借避世之行以求自保。而這種情況到了公元266年司馬炎逼迫魏元帝曹奐禪讓後更加是無以復加，司馬氏執政期間基本奉行恐怖統治，凡是與朝廷政見不合或者是抨擊議論朝局者動不動就「夷三族」，在這樣殘酷的社會政治環境當中，魏晉諸多名士只有借一些不拘禮教的佯狂之舉來保全自身。

在《世說新語》棲逸篇中便有記載「籍本有濟世之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數以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酣醉獲免」處高名必務實禍。

阮籍也是深諳其中的道理所以屢次借醉酒避世自保，他深刻的明白與司馬氏合作一定會將自己捲入到複雜的朝廷政局當中，一旦朝局有變自己恐怕也是無法善終。而魏晉士人的避世思想大多也是由此而來。

二、魏晉士人追求另類「逍遙」思想是如何產生的？

1、不任名教對現實進行一種的反抗

在漢末魏晉之際戰亂兵禍加劇，少數民族內遷，寒門與士族之間的政治博弈，這些都導致從漢武時期確立下來的儒家名教理念產生動搖，現實的殘酷導致很多士人看不到自身的前途，老莊佛學之流便趁機興起，再加上執政者的統治政策殘酷深以「儒以文亂法」為由而大肆進行殺戮士人。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很多名士便借逃避禮教的怪誕之舉來反抗當時的社會狀況，在《世說新語》傷逝一篇中記載「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逕往哭之，盡哀而還。」阮籍著一舉動在當時社會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許多人都以為阮籍與兵家女有什麼關係，不然為何「盡哀大哭」。

但現在從魏晉士人的思想層面上去深刻發掘便能理解阮籍為何如此放聲而哭，第一點阮籍哭的是賢，哭賢而早逝，但在這裡指的卻不是兵家女，而是那些抑鬱不得志卻身不由己捲入政治漩渦中被殺的名士，所以才有「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這樣的描述。

第二點阮籍哭的是他自己，哭自己理想信念無法實現。雖然魏晉盛行老莊的「虛無避世」理念，但是魏晉士人從根本上仍舊是信奉儒家的那一套「修齊治平」，但是魏晉的現實卻不允許他們有所作為，所以阮籍哭的是他自己，如此一來在苦悶的社會現實當中阮籍只好「逕往哭之，盡哀而還。」用超脫禮教看似逍遙任性的所作所為來作為對這個社會無聲的反抗。

2、不受名教禮法約束，遠離朝廷禍端

在魏晉時期社會名望聲譽超然的士人一直是朝廷籠絡的對象，但同時也是朝廷打壓的對象，對於當時朝廷的實際掌控者而言一直期望把這群「自視甚高」文人的影響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一旦影響超出了控制就只能加以屠戮緘滅其口。王允殺蔡邕，曹操殺孔融，司馬昭殺嵇康，大多都是因為這些士人不受他們的控制攻訐朝廷擾亂時局。

所以在史書中才有了「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這樣血淋淋的記載，在這樣的狀況之下魏晉很多士人不願與朝廷合作但是畏懼於朝廷的屠戮，不得以之下只好「自污其名」，不尊禮法。

《世說新語》任誕篇中記載「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巾軍)衣，諸君何為入我(巾軍)中？」而劉伶這樣做的目的無非就是想以此來拒絕司馬氏的徵召，既保全自己的清名又免受司馬氏一族的迫害。

3、三教合流下魏晉士人思想觀念轉變的開端

魏晉時期的社會變革、思想變革及生產力的變革雖然不及春秋戰國大變革時期的廣泛深刻，但是社會動盪狀況與政權更迭的速度也是非常之頻繁。在三國至隋的三百六十餘年間，就有三十餘個大小王朝交替興，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響，交相滲透，使這一時期儒學的發展和歷史地位等問題也趨於複雜，總之儒學地位受到嚴重衝擊。

在這樣的社會變革狀況下，魏晉時期的思想便顯得開放起來，不再是以儒教為尊，而是出現了三教並存的思想文化局面，而儒家所推崇的「名教、禮法」便慢慢解構。所以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等人雖然行為荒誕不經但是仍然受到當時社會的推崇。

失去了儒家董仲舒的「綱常」禁錮所以才有了嵇康在鄰居當壚沽酒的美婦人身邊喝得爛醉如泥後，就依在美婦邊酣然大睡，旁人不疑，美婦老公也不介意這樣的「遠邁不群」和藐視世俗的行徑，而這是其的精神特質的體現，更是三教合流下魏晉士人思想觀念轉變的開端。

三、魏晉士人對自我內在的完善與探求

1、魏晉士人對於現實追求的轉變

由於現實殘酷、政治腐敗，魏晉士人於是將「外在的探索」轉向為「內在的尋求」，在苦悶孤獨與自己的抑鬱不得志中完善自己獨立的人格，既然在現實的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追求，那麼就將尋求轉向內心注重內在精神的構建。

自從漢末談玄清議開始，魏晉士人對老莊哲學便有了重新發現，老莊談玄啟迪了魏晉士人的思索，也使他們完成了自我超脫的價值觀念，對個體的生存價值作出新的詮釋。《世說新語》棲逸中記載「許掾好游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這反應出的更是一種超脫濟物的情懷，不是對現實物慾的追求而是尋求心靈上的慰藉。

2、老莊思想對魏晉士人的影響

他們注重精神世界的寧靜無華，無視功名利祿，內心曠達，形跡放浪。對老莊思想的探討讓魏晉士人擺脫現實的黑暗、腐朽、抑鬱，使得魏晉士人崇尚自然，回歸自我，天人合一。魏晉玄學的形成改變著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時尚、價值觀念。

真正反映「魏晉風流」的精神特質的，是不為外物所累，率性而為的言行風範。這種率性任誕而風骨傲然之氣，成為當時魏晉士人一種人格表現，精神體現，思想體現，也因此也展現出了魏晉士人在心靈上不流於世俗的追求。

四、結語

魏晉之風，酣暢淋漓，不但是中國人文自我意識的開始，精神思想解放的開始。在今天看來，魏晉風流、魏晉風骨更是成了中國古代「逍遙物外」的象徵，「鄴下放歌」、「竹林酣暢」、「曲水流觴」、「東籬採菊」之類的風流故事，這種回歸自然、超然洒脫的生活方式，總是令人「身不能至，心嚮往之」。

以魏晉風度為開端的儒道互補的士大夫精神，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基礎，成為中國知識人的精神搖籃，影響相當深遠。這段歷史也隨著那些不朽詩篇和悽美故事留在我們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