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史小秀才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朝歷史上非常出名的帝王，他是繼唐太宗李世民之後又一位頗有成就的皇帝，在「貞觀之治」之後，唐玄宗李隆基又創造了唐朝歷史上的另一個神話——開元盛世。開元年間，唐玄宗不僅致力於恢復戰亂之後的唐朝經濟，同時在用人問題上，李隆基根據當時政治的需要，完成從「文吏之爭」到「政事分途」的變革，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用人擇相策略的重大變革。
唐玄宗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為削弱相權，加強君主專制，「文吏之爭」的弊端逐漸顯現，外加上經濟急需得到恢復，已不符合統治者需要，「政事分途」悄然而生
唐玄宗自繼位以後，就把恢復唐太宗李世民時期的「貞觀之治」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效法唐太宗李世民，積極納諫和任用賢才。唐玄宗希望有更多的有才之人可以輔佐自己統治大唐的天下，恢復「貞觀之治」時的太平景象。
在許多史料中記載，唐玄宗對於用人擇相的標準有著清醒的認識。在天寶九年的一道詔書中寫到：
「文學政事，本是異科，求備一人，百中無一。況古來良宰，豈必文人。」
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唐玄宗對於用人擇相的標準大體上繼承了兩晉，南北朝以及隋唐時期的觀點。認為宰相的選拔途徑應該是出身正途的門閥，宰相自身不僅要擁有文學素養，同時還要具備解決具體政事的能力。在宰相選拔中，玄宗更重視他們的文學素養。
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時人形成了這樣的一種思想：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人，能夠更加體桖百姓，以「仁」的觀念為中心，處理大大小小的事務，更能從百姓的切身利益出發，為百姓考慮。
但是，在經歷了「安史之亂」以後，統治者一方面希望儘快恢復之前的那種經濟發展狀態，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夠為百姓安居樂業提供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倘若在宰相選拔中，只重視宰相的文學素養，而忽視宰相在軍事管理中的謀略，很容易造成一些「紙上談兵」現象的發生。
換句換說，也就是說宰相只知道一些書面知識，但是在實際的政事管理中，根本無法很好的輔佐皇帝，減輕皇帝的朝政負擔。這樣一來，就導致了「文吏之爭」現象的產生。一部分人認為宰相應起表率作用，樹立良好的文人形象，這樣才可上行下效，在整個社會中營造一種「尚文」的風氣。
另一部分人則認，自古以來，官吏這種職務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就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宰相的選舉應該在有能力的官吏中選舉，這些官吏曾有過治理政治事務的實際經驗，可以更有效、更迅速的處理朝政事務，為皇帝分憂解難，同時也能夠憑藉自身的實力，要朝中大臣心服口服，減少朝中一些人因不滿而產生的「拉幫結派」現象的產生。
但是到了唐玄宗統治的後期，由於某些宰相權力的過大，嚴重影響到了皇權，因此玄宗開始想盡一切辦法，希望可以削弱相權，穩固自己的皇權，保證自己的威望和地位，這也是後來玄宗用人擇相原則向「政事分途」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文吏之爭」到「政事分途」，唐玄宗將權力從原本的主相把控，調整為權責分明，形成唐王朝獨具特色的用人擇相策略
在唐朝的相權結構中，中書令和侍中可以算作正相，其他的官員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或者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進位宰相者，居於次要地位，次相是升為正相的預備職銜和必須經過階段。換句話說，宰相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層次。
上層的為正相，主要包括身為首相或者主相的中書令，以及身為副相或者輔相的待中。下層為次相或者普通宰相，大體上也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臨時過渡狀態，另一種是為專門解決重大政事而專門挑選出來的專業宰相和專職宰相。
這個時候，主要是主相把控階段，或者說是姚崇、宋璟時期。這兩人分別以中書令和侍中的政治身份把控朝廷局面，盧懷慎和蘇頲為副相，形成一主一從的宰相格局。在這一時期，社會政局比較穩定，各項政治事務都能夠順利進行，只是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兩種讓人注意的情況。
一方面宰相的主行政務的趨勢越來越強，這在很大程度上威脅到了皇權，同時也容易滋生一些腐敗現象。比如一些宰相可能會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牟取私利，有的甚至會故意謊報國家財政收入，長此以往，會導致國庫空虛。
另一方面就是薛納由將入相，然後又由相而戰。這其實也是當時「文吏之爭」的一個重要表現。唐玄宗初年的邊境形勢對於唐王朝的政權十分不利，邊境地區經常有少數民族來入侵，唐朝面臨著極大的壓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吏官不言姚崇主導軍事，但是在當時，玄宗之所以任用姚崇，實際是由於多方面的原因，有明確文字記載：「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
這是由於玄宗時期面臨的嚴峻的邊境問題，導致了「文吏之爭」現象的產生。開元四年，突厥默跢敗死，東突厥勢力退出了西域。唐王朝因此也面臨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如何處理這個東突厥的降兵，這個問題，和唐朝的三位宰相都有很大的關係，而這也是唐玄宗在用人擇相問題中原則轉變的重要表現。
張嘉貞，張說，王晙三任宰相，他們的主要任務都是幫助統治者處理東突厥問題。張嘉貞在入朝為官以後，被封為中書侍郎，實則就是名副其實主相。而張說則成為了新一任的天兵軍大使，但是很快就遭遇了一次降胡不利的考驗，在《資治通鑑》中有明確的文字記載：
「朔方大使王駿言其陰引降，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勺磨等宴於和親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
由於出師不利，張說受到了朝廷的批評，後來被貶。張說的被貶，很大程度上和政治事務有關，同時也和其與統治者之間不同的政治觀念和態度有很大的關係。在這樣的政治局面之下，普通宰相之間很容易形成財、兵分途的情況。在《舊唐書》中記載道：
「上令字臣及公卿已下精擇堪為戶部者，多有薦元紱者，將授以戶部尚書，時執政以其資淺，未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戶部侍郎。」
又云：「元級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政得失以奏屬之，上大悅明年，握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由此可見，在唐玄宗時期，用人擇相制度發展到後期，已經造成了很嚴重的影響，官員中風氣逐漸敗壞，廉潔之士往往受不到朝廷的重視。
唐玄宗完成「文吏之爭」到「政事分途」的轉變，加強了君主專制，促進唐王朝人才結構的多樣性，維護了統治，明確了官員的官職與任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員的積極性，為後世的用人制度起到借鑑作用
從最初的「文吏之爭」到後來的「政事分途」，唐玄宗開元年間用人擇相原則的演變，不僅順應了當時國家政治局面發展的需要，提高了官員的積極性，同時也為後來的朝代開闢了一條新的擇相道路。
與此同時，在政事分途的用人制度下，內相與外相之間也產生了很大的矛盾。這些朝政內部不和諧聲音的出現，大多和主相個人的能力有關，同時也和政事發展的複雜情況有關，由於統治者選相原則發生了轉變。
這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許多人的利益，各個官員之間為了自己的利益，常常會明爭暗鬥，因此造成了朝政局面的不穩定。凡是稍有能力的人，都希望能夠位居正相的位置，利用手中的職權，為自己牟取更多的利益。
「文吏之爭」不僅敲響了選舉宰相應重文重武同時兼備的警鐘，同時也為皇帝培養了不少可以依靠的輔佐之臣，減輕了皇帝的朝政負擔，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於皇權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使帝王不得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胡作非為，在這皇權至上的封建社會中，實則也屬於朝代進步的一種表現，造就了唐朝繁榮昌盛的局面。
「政事分途」則明確了宰相的官職和任務，在清楚的白紙黑字的法律規範下，宰相不得輕易越權，需盡心盡力輔佐皇帝管理朝政事務，提高了官員的積極性，為國泰民安、百姓安居出謀劃策，而不是一味沉浸於榮華富貴中，忘卻自己應守的本分和應盡的職責。
總得來說，唐玄宗開元年間的用人擇相原則的轉變，對於建立新的用人格局，促進唐王朝人才結構的多樣性，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為後來的朝代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拔人才的思路和方法。
參考文獻：
《新唐書》
《資治通鑑》
《舊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