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建華，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及數據科學學院計算社會科學講座教授。
研究興趣：開發計算社會科學方法並將之應用於解決傳播學基本問題。
「傳播學國際化」指學術論文在國際間的生產、流通及消費。在本研究中，我們主要聚焦於上述過程中的流通環節（即論文發表），同時也會部分涉及生產環節（如合作研究）。國際化過程涉及了從個體學者到學術機構及所屬國家等不同層面的利益持份者（Smelser, 1991），但在屬於探索性研究的本文中，我們將分析單元限定為國家層面，以求其簡便之利。
進一步而言，我們決定以《社會科學引文與索引》系統所收錄的傳播學期刊（簡稱「SSCI傳播學期刊」）中的論文為研究對象，以檢驗傳播學國際化的程度。我們承認，相對於其他期刊、會議、書籍等學術空間，SSCI是一個更精英化的研究成果渠道。同時，眾所周知SSCI傳播學期刊對於來自英文母語（Gardner，2018）或美國研究傳統（Wiedemann & Meyen，2016）的研究更為友善。因此，SSCI期刊並非傳播研究國際化的一個全面或代表性樣本。
然而，SSCI傳播學期刊無疑是本學科的研究議程、學術理念、研究方法、研究發現等方面最有影響力的來源。因此，我們可以把SSCI傳播學期刊視為一個便捷的起始點，從中開始了解傳播學國際化的格局及趨勢。日後的研究可以擴展到更廣泛的文獻中去，並與本研究結果做比較。
一 有關國際化的爭論
有關國際化的爭論
傳播研究國際化並非一個新話題。但在媒體全球化、社會網絡化和學術市場化（如學術成果的國際化直接影響到大學的排名，進而影響到學生的來源、資源的分配等）的今天，該話題變得日益重要。國際傳播學會（ICA）前任主席之一的Gardner（2018，p.2）曾將ICA的國際化定義為「更好地代表非西方、非北方和非精英的學者」。如此定義的國際化，本質是一個政治地緣和／或社會階級的概念。
美國獨霸問題
我們曾在一項探索性的研究（祝建華，2002）中發現，六份SSCI大眾傳播學期刊2從1990至2001的12年間發表的研究論文（即不包括書評、社論及其他補充性文章）中的89%為美國作者所寫。Lauf（2005）在分析了43份SSCI傳播學期刊從1998年到2002年間的論文之後，發現美國的獨霸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占了傳播學論文的大部分（70%）。他據此批評傳播學研究根本不是一個「國際」學術界，而是一個由少數英語國家（尤其是美國）所掌控的小圈子。他甚至還發現一個反常的現象：那些號稱走國際化道路的期刊（如擁有非美國的主編、非美國的編委、或非美國的主辦機構等等），國際化作者事實上並沒有發表更多的論文。同時，Lauf也發現了一些可喜的跡象，如新辦的期刊或公開聲明其國際化取向的期刊對來自非英美國家的作者更為開放。因此，他呼籲更多的期刊走國際化道路、更多地扶助非英語國家的作者。
近年來，SSCI傳播學類顯著增加收錄了一大批新期刊。然而，SSCI傳播學期刊的擴展究竟是增強還是削弱了美國的獨霸地位，尚且不得而知。可能存在三種局面：其一，擁有世界上最良好訓練及最豐富資源的美國學者成為傳播學期刊擴展機會的最大獲利者，從而進一步強化了美國獨霸的地位；其二，美國學者因其論文生產能力的提升落後於新期刊的擴充速度而導致美國獨霸地位的消弱；其三，美國學者的學術產能與SSCI傳播學期刊同步擴展，以致美國獨霸地位保持不變。這三者似乎均有可能，需要通過實證研究來找到答案。
從美國化到西方化
有些學者可能會說，即使美國不再獨霸，其留下的空缺早已被其他西方國家所填補。因此，我們需要比美國化更擔心西方化（Waisbord & Mellado，2014）。這就涉及到什麼是「西方化」的問題了。在傳播學文獻中，西方化這一概念常被提到，但罕有清晰定義。Lauf（2005）給定了一個明確但狹小的範圍：盎格魯—撒克遜（即英美兩國）。我們的前期研究（祝建華，2002）中發現美國及英聯盟的三個核心成員（即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因其母語優勢而統領了英文主導的SSCI傳播學期刊。在SSCI傳播學期刊快速增長的今天，很有必要用最新的實證數據來驗證或更新傳播學西方化的現狀。
「金磚五國」的崛起
金磚五國（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近來年來的發展，無疑是對現有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最大挑戰之一。那麼，這一變化是否也給傳播學研究國際化帶來了類似的變化呢？我們也許能看到很多相關的跡象。如中國（香港特區）和南非分別有了一份SSCI傳播學期刊；巴西、俄羅斯和印度也更積極向SSCI傳播學期刊以及國際會議投稿。這些發展甚至導致有些學者提出了一個「中印現象」（Chindia），認為是在傳播研究中「去美國化」的途徑之一（Thussu，2013）。上述日常觀察，是否已成規律，需要經由系統收集與分析的實證數據加以檢驗。
二 思想市場
綜上所述，文獻中有關傳播研究國際化的爭論，主要基於政治地緣或文化價值而進行的。在本研究中，我們旨在另闢蹊徑，通過引入以「市場」為中心的一系列概念，來豐富這個長年爭論的話題。我們從「思想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開始。McCombs和Shaw（1993）以及其他學者曾用這個概念將傳播學比喻為一個學者個體、研究團隊、學術機構、學術流派等等直接競爭推銷各自產品（即著作）的市場。我們也曾做過類似的嘗試（Peng & Zhu，2012）。本研究中，我們打算將這個比喻進一步發展成一個可以操作化的學術概念。具體而言，我們試圖通過分析傳播學研究的「市場結構」來幫助理解有關國際化的政治性爭議背後的科學知識問題。
市場結構（market structure）是個經濟學概念，指單個或一批公司對某生產或流通領域的控制程度。經濟學家們通常認為市場結構是一個集中度概念，其取值在壟斷（即單一公司控制市場的100%）與完全競爭（由所有公司平均分享市場份額）之間變化（Tabner，2007）。當然，這兩種極端情況在現實生活中都很罕見。更常見的是部分壟斷與部分競爭之間的混合體。其中之一是所謂的「多頭壟斷」（oligopoly），即由幾個（而非單一）公司控制市場的絕大部分（如80%或更多）份額。另一種結構為競爭性壟斷（competitive monopoly），即由更多一些公司分享類似程度的市場份額。
當我們把市場結構概念用來分析思想市場（如傳播學研究及論文發表）時，有必要對上述測量指標體系做些調整。具體而言，我們覺得需要把「競爭」看作與集中度相交的一個獨立概念。事實上，在經濟學的相關文獻中，有些學者是將多頭壟斷進一步分為「競爭性多頭」和「合作性多頭」兩種形式的。前者指多頭之間以競爭對抗為主而後者則以合作（如聯手定價）為主。學術國際化市場的結果也許相似，既有合作也有競爭。因此，我們可以用一個兩維空間（壟斷或分散、競爭或合作）來描述和理解傳播學研究的市場結構（表一）。
簡言之，我們將傳播學研究看作是一個思想市場，旨在強調所謂國際化的終極本質：國際化不僅僅是一個符合象徵問題（如霸權或強勢），而是對有關國家、機構、個人均有直接物質利益的問題。因此，國際化本質上必然是個競爭的過程。即，沒有任何國家、機構或個人會因為文化或意識觀念認同而輕易地放棄其在這個思想市場上所占的份額（如互相競爭的西方國家之間為了維持「西方化」而團結合謀）。當然，有時為了贏取競爭也會合作。所以，合作與競爭之間的界限不是一成不變，也許更像一個隨時而變的動態遊戲。
三 研究問題
基於表一中的兩維框架，本研究將圍繞以下研究問題而展開：
1.市場規模：傳播學國際化市場規模的增長是否足夠迅速以致於即使不是所有、也是大批國家能夠參與發表？
2.市場集中：美國是否繼續在傳播學國際化市場上維持著壟斷地位？如果不是，哪個或哪些國家崛起而與美國分享著多頭壟斷地位？傳播學國際化市場是否仍然為西方國家所主導？
3.市場競爭：傳播學國際化市場中國家間的競爭是變得日益激烈還是日益緩和？哪些國家之間相互合作、哪些之間相互競爭？
四 研究方法
數據收集
我們從Web of Science系統下屬的兩個資料庫中獲取數據。其一是 SSCI庫中傳播學期刊論文的發表記錄（以下簡稱「SSCI論文數據」）、其二是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中SSCI傳播學期刊的排名記錄（以下簡稱「JCR期刊數據」）。SSCI數據提供了本研究的主要信息，而JCR數據則使得我們能夠將傳播學與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作比較。
I. SSCI論文數據
它提供了SSCI傳播學期刊在1970–2019年間所有研究論文的文獻學信息（如發表年份、作者及其所屬機構、摘要、引用數等）。由於1970年代的論文數量少，而且記錄不全，我們只保留了1980年以後的數據。此外，為了與其他相關研究作比較，本研究剔除了書評、社論、評論以及其他補充性文件，僅涉及研究性論文。
II. JCR期刊論文
它提供了58個基於SSCI定義的社會科學「學科」內所有期刊的文獻學信息（如影響因子、學科內排名等）。從本質上說，SSCI與JCR是同源數據，但是JCR的時間跨度更短，目前只涵蓋1997–2018年。因此，我們在下文中使用了兩個不同的時間窗口；1980–2019年描述論文情況、1997–2018年描述期刊。
變量
I. 分析單元
如前所述，本研究的分析單元為國家或地區。因此，所有下文涉及的期刊層面、作者層面和論文層面的變量，都被匯總成國家層面的數據，如「所屬國家」「全國論文產量」「國際合作率」等。
II. 所屬國家
我們根據每篇論文中作者單位的地址來確定該論文的國別。因此，本文中的國家只是一個居住地理概念，與作者的國籍、種族或其他身份標識無關。如任一作者提供了多個單位地址，我們用下述的按比計算（prorated calculation）方法將論文歸屬國分配到所有相關國家（詳見附錄一）。
III. 按比計算的合作論文數
假定一個國家有10個作者，每人在某年單獨發表了一篇論文，那麼該國家該年度的論文總數為10，很容易計算。然而SSCI傳播學期刊的論文經常涉及多位合作者；而且這些合作者往往來自不同國家，使得如何計算跨國合作論文中每個國家的論文數，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其結果又直接影響到本研究對國際化程度的評估質量。如何計算合作者在相關文獻中主要有三種計算方法：最為常見的是只計第一作者（「首作」）；其次是所有作者人人有份、各計一次，也較常用（如Web of Science本身就是如此統計各國論文的分布情況）；第三是按論文作者的比例而計（prorated）。只計首作的方法簡單易做，但有偏差，在國際化合作論文的場景中往往由留學生的導師或跨國團隊的主持人擔任首作，從而過高估計他們國家的論文數。人人有份的方法也容易操作，但誇大了國際合作的實際論文數而存在更大的偏差。按比計算的方法技術上較為複雜，但對單獨作者和合作作者的論文一視同仁而合理地計算了每個作者及其國家的實際貢獻，所以是三種方法中偏差最小的（Uzun, 2004）。因此，我們在本研究中採用了這一按比計算的方法（詳見附錄一）。
IV. 市場份額
市場份額指當事國在SSCI傳播學期刊中發表論文的占比（%）（參見附錄一）。
V. 市場結構
如果少數論文大國的市場占比合計超過80%，該市場即被認為存在高度集中化結構。具體的集中化結構又可以按論文大國的個數（記為k值）而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VI. 國際合作
我們以兩個國家 i 和 j 之間的合作論文數（按比計算）來定義該兩國之間的合作度（記為ICij），並在此基礎上衍生了一系列的變量，以更準確地估計國際合作的實際情況，其中包括國際合作率（ICRij）、國際加權合作率（WICRij）、國際平均合作率（MICRij）等，詳見附錄一。
VII. 合作性或競爭性多頭結構（Cooperative or Competitive Oligopoly）
如果多頭壟斷國之內的任兩家 i 和 j 之間的WICRij大於所有合作國之間的MICR，我們就認為該兩國之間存在合作關係；反之，它們之間是競爭關係。以此推論，如果大多數（半數以上）的多頭壟斷國家之間為合作關係、那麼傳播學研究的國際市場是一個合作性的多頭壟斷結構；反之，則是一個競爭性的多頭壟斷結構。
五 研究結果
不斷擴展的市場規模
傳播學國際化市場最突出的一個特徵無疑是SSCI傳播學期刊的快速擴展。該市場規模可以用兩個指標來測量：一是SSCI傳播學期刊的份數、二是上述期刊中發表的論文數量。這兩個指標自然相關，但是它們在傳播學科中並非呈現線性關係。SSCI傳播學期刊從1997年的36份增加到2018年的88份，即這21年間的總增長率為144%（年均增長率為4.3%）。而同一時期的論文數量從1997年的972篇增加到2018年的4,003篇，即總增長率為324%（年均增長率為7.0%）。兩個原因導致了期刊增長率與論文增長率之間的差別：第一，有些期刊在上述年間增加了出版頻率（如從每年四次的季刊改為每年六次的雙月刊）；第二，新期刊發表的論文數量平均而言高於舊期刊。
資料來源：基於JCR1997–2018，增長率定義見附錄一
比較一下傳播學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之間的SSCI期刊和論文的增長率，有助於我們解讀上述結果。如圖一a所示，傳播學期刊的增長率（144%）高於社會科學其他50個學科的平均增長率（104%）。傳播學期刊的增長率也超過通常用作比較對象的「三大相鄰學科」，如社會學（55%）、政治學（132%）和社會心理學（60%）。
SSCI傳播學期刊發表的論文數量也多於社會科學其他科學的期刊。如圖一b所示，傳播學期刊的論文數增長率（324%）顯著高於社會科學其他50個學科的平均增長率（274%），其中包括社會學（138%）、政治學（92%）、社會心理學（81%）等三大相鄰學科。
總之，我們認為已有足夠的證據來認定傳播學是整個社會科學中增長最快的學科之一。在此大發展的環境之下，傳播學研究的國際化似乎是一個「人人皆贏」的遊戲，其中即使不是所有、也有絕大多數的國家都獲得了不斷擴大的參與機會。圖二正好證明了這個事實。
圖二顯示了參與SSCI傳播學期刊發表的國家數在最近的40年間逐年遞增。即從1980年代的每年平均10個國家，增加到1990年代的30個、2000年代的50個、2010年代的80個（其中以2017年為頂峰，共有94個國家）。在1980到2019年間，累計共有129個國家曾在SSCI傳播學期刊上發表過論文。如果把這些國家在第一個10年（1980年代）發表的論文數與最後一個10年（2010年代）的論文數做比較，那麼117個國家（即91%）是有增長的，八個國家沒有變化，四個國家略有下降（詳見附件一）。當然，129個國家只占全世界國家總數的一半左右，但是傳播學研究國際化在這些年間的走向及步伐確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還可以用Shannon-Weaver（1949）的熵指數（也常稱H-係數）來描述傳播學研究的國際多元化（參見附錄一）。對本研究而言，H-係數一方面統計了有多少國家參與發表，另一方面又考慮了這些國家之間的論文數量是否均勻分布。因此，H-係數與國家數量之間並不一定相關。然而，這兩者在本研究中的趨勢倒還是高度相似，即參與國數量在不斷增加、各國論文數量之間的分布也日益平均（見圖二）。總之，上述兩個指標（參與國的絕對數與多元化的H-統計量）相互印證了過去40年間傳播學研究中發生的國際多元化趨勢。
美國壟斷地位的終結
上述結果有可能高估或低估了常被前人發現和批評的美國壟斷格局（如Lauf，2005）。有鑒於此，我們用兩種方法來比較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在SSCI傳播學期刊上的占比（圖三）。這兩種比較基於同樣的數據，但揭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情形。因此，有必要將兩者同時展現在同一圖表中（圖三）。圖三a重複了前面提到的「人人皆贏」的故事，即美國和其他國家都從SSCI傳播學期刊急劇及持續的擴展中受益，然而美國據此而維持了其在學科中的龍頭老大地位。
然而，圖三b講了一個很不同的故事。圖三b將原始數據轉換成了100%的相對數，從而顯示了美國的壟斷地位已經消逝，即其占有的市場份額從1980年代的82%，先後下降到1990年代的71%、2000年代的60%、2010年代的45%，最低為2018年的43%。如前所述，我們基於經濟學的慣例（Tabner, 2007），以一國的市場占比超過80%為壟斷結構的標誌。據此可見1980年代的傳播學研究市場確為美國所壟斷，但這種結構自1990年代以來已經被打破。自那以來，美國雖然還是SSCI傳播學期刊上的最大發表國，但其主導地位卻在逐年減弱。
圖三比較的是美國與其他國家在SSCI傳播學論文整體市場上的占比，而圖四則將整體市場劃分成「上層」（即Q1和Q2期刊）與「底層」（Q3和Q4期刊）（參見附錄一），以比較美國與其他國家所發表的論文在質量上的區別。如圖四所示，美國作者的上下層之比（圖中的實線）一直高於1.0，即美國的上層期刊論文數總是多於同期底層期刊論文數。相反，其他國家的作者的上下層之比（圖中的虛線）一直低於1.0，即他們的上層期刊論文均少於同期底層期刊論文數。這些發現提醒我們，美國強勢問題的多面複雜性──儘管其在整體市場上的占比逐年下降，它在高端市場上還是非常強大。
多頭壟斷格局的興起
美國壟斷終結之後的SSCI傳播學論文是何種市場結構？是否被西方諸國的壟斷所代替（Waisbord & Mellado, 2014）？我們的數據顯示，美國獨家壟斷確實被多國壟斷所取代。然而，多頭壟斷的強度也在不斷變化。如圖五所示，SSCI傳播學論文市場從1991年（即美國失去80%的壟斷份額之時）到2006年之間是一個強度多頭壟斷（即由五個國家分享80%的市場份額），轉為2007–2012年間的中度多頭壟斷（改由10個國家合占市場的80%），最後變成2013–2019年間的弱度多頭壟斷（分攤到由15個國家合占80%）。由此可見，SSCI傳播學論文市場至今仍為少數國家所壟斷，然而壟斷集團成員數量的持續擴大清楚地揭示了這個學科集中程度的不斷減弱和多元程度的不斷增強。
哪些國家構成了多頭壟斷集團？如表三所示，最近30年間的多頭壟斷「精英俱樂部」先後有過20個成員先後出現在「Top15國」的名單中。強多頭時代的五個成員一直是美國、英國、澳大利亞、荷蘭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表三第一列）。但其後不再是西方獨占了。中度多頭時代的10個成員，除了上述五國之外，還加上了西方的德國和西班牙以及亞洲的以色列、香港和韓國（表三第二列）。同樣，弱多頭時代的15國中，除了上述10國外，還包括了北歐的瑞典、比利時、丹麥、芬蘭和亞洲的中國。
簡言之，我們可以把五國合成的強多頭壟斷看成是由西方化接替了美國化的市場結構，但是10國中度多頭壟斷和15國弱多頭壟斷均不再是西方獨占，而是西方為主、亞洲為輔的混合市場了。由此可見，如本研究所示，傳播學研究西方化之假設，曾經發生過，但現已不復存在。
多國壟斷內部的競爭
在對傳播學研究的美國化或西方化的種種擔憂背後，存在著一個未曾公開討論過的假定，即占據壟斷地位的西方國家之間合作無間，從而導致了整個學科的同聲共氣。這些擔憂事實上是可以被實證檢驗的。如前所述，我們構建了一組國際合作（IC）指標（附錄一），可以用來測量多頭壟斷國之間的合作—競爭程度。鑒於多頭壟斷集團的成員數量不斷擴大，我們這裡僅用最近10年間占據市場份額最大的15個國家／地區之間的合作率數據來檢驗上述假定。
基於國際合作率數據，我們在多頭壟斷結構中發現了三個內部緊密合作的群體（即網絡分析中的communities或「社團」）。就SSCI傳播學論文而言，每個社團的各個國家之間相互合作發表論文的機率過於其與在Top15國中的其他社團國家的合作機率。如圖六所示，這三個社團之間似乎以地域、歷史或學術淵源為區分邊界。其中一個社團由美國與亞洲四國／地區（以色列、韓國、中國和香港）所組成，我們稱之為「泛太平洋社團」（當然，以色列並非為太平洋國家），他們之間的合作大體上是以美國導師及其亞裔留學生為基礎（如美國導師與中韓學生之間的合作）。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西班牙構成了一個「大英國協社團」（當然西班牙並非大英國協成員）。最後，荷蘭、德國、瑞典、比利時、丹麥和芬蘭組成了一個高度同質的「北歐社團」。
多頭壟斷集團內部存在著三個相對獨立社團的這一事實，說明了多頭壟斷內部並非鐵板一塊，而僅是一種鬆散的結構。當然，圖六僅為初步證據。圖七顯示的是各國的合作夥伴分布情況，從而進一步展顯了多頭壟斷集團內外的具體合作關係。圖七a顯示的是三個社團各自國際合作率的原始值。其中，泛太平洋社團共計有31%的論文是與其他社團國家合作的（與大英國協社團或北歐社團的合作率分別為18%或12%）。而大英國協社團與其他社團國家的合作率總計為47%、北歐社團與其他社團國家的合作率總計為43%。也就是說，三個社團之間的合作率都不到總數的一半。
如前所述，國際合作率的原始值高估了論文大國（即Top15國）的國際合作程度、低估了論文小國的國際合作程度。也就是說，圖七a所顯示的存有偏差。因此，我們應該根據各國的論文總數而對其國際合作率進行加權（附錄一）。圖七b就是圖七a的加權結果。如圖七b所顯示，多頭壟斷集團中的三個社團之間的合作程度更低（只在19–23%之間）。我們據此而推斷，多頭壟斷社團之間的關係以競爭為主、合作為輔。事實上，所有三個社團之間的合作率，都低於各自與非壟斷國之間的合作率。
以上分析以社團而非國家為單元。為了防止整合過程中可能造成的假象，我們一一檢查了Top15國家／地區各自的國際合作率。無論以合作率的原始值還是加權值為例，除了一個例外，所有國家與Top15國家之間的合作率均低於與非壟斷國之間的合作率。尤其是美國與英國之間，儘管長久存在於歷史、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連接，兩國之間的合作率並不高。由此我們更有依據地說，雖然SSCI傳播學論文市場仍為少數國家（N= 15個）所主導，該多頭壟斷的市場並非是一個同聲共氣的結構，而是競爭多於合作的結構。
金磚五國崛起了嗎？
如圖八所示，金磚五國在SSCI傳播學論文市場上開始引人關注，其市場占比從1980年代的0.6%逐漸上升的1990年代的0.9%、2000年代的1.2%和2010年代的3.1%。五國之中，中國最為活躍，不僅市場占比最高（2010年代為1.6%），而且增長率最快。南非緊隨其後，其增長率雖然略低，但也很快速（2010年代的市場占比為0.9%）。印度、巴西和俄羅斯三國則明顯地落後一截。
以質量而言，金磚五國的上層期刊論文數一直遠遠少於其底層期刊論文數。其上下層之比平均為0.55（即發表每一篇上層論文就相應地發表三篇底層論文）。該比例在五國之中最低的是南非（0.36，即每一篇上層論文相對應三篇底層論文）、最高的是印度和巴西（分別為0.99和0.96，即上下層論文數量幾乎相等）。金磚五國上下層之比的均值（0.55）不僅遠遠低於Top15國（1.03），也明顯低於其他110個國家（0.88）。
最後，金磚五國並非一個緊密合作的社團。五國之間的平均合作率（均值為0.008、中位數為0.018），低於同期其他所有國家之間的平均合作率（均值為0.012、中位數為0.072）。當然，金磚五國之間也有個別密切合作的對子。如巴西與俄羅斯的合作率高於全球均值的三倍，而中國與印度的合作率也在全球均值之上。總之，金磚五國至今還是一個鬆散的標籤，而非一個有效的傳播學研究聯盟。儘管五國近年來已經成功進駐SSCI傳播學市場，其還有待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而崛起成為一個主角。
六
結論
我們在本研究中，為傳播學國際化引入了思想市場的概念、設計和定製了一系列相關的測量指標，並收集了SSCI傳播學期刊1980–2019年間45,000多篇研究型論文，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對比數據。經分析後的數據顯示了傳播學研究國際化的一系列趨勢和形態，其中既有意料之中的發現，也有預計之外的驚喜。首先，傳播學研究的論文市場，在過去40年間都經歷了持續不斷的擴張。無論是期刊數還是論文數，傳播學的發展規模都明顯大於50多個社會科學學科的平均水平，也超過社會學、政治學和社會心理學等三大相鄰學科。幾乎所有參與發表SSCI傳播學論文的國家／地區都從這個市場的擴展中獲利。因此，傳播學研究國際化在數量上可謂是一場人人皆贏的遊戲。
在過去的40年間，傳播學研究不但市場規模持續擴大，而且市場結構不斷變化。1980年代，美國獨占市場的80%以上而獨霸壟斷地位。在隨後的30年間，美國的獨霸地位為多國壟斷所取代。1990年代由美英澳加荷的五個西方國家分享80%以上的市場份額而組成了一個強多頭壟斷。在2000年代，五國強多頭改為10國中度多頭，其中既有西方國家也有亞洲國家／地區。到了當下的2010年代，多頭壟斷又進一步弱化為15國分享的格局。雖然這個多頭壟斷市場仍由西方國家為主、亞洲國家／地區為輔，傳播學研究國際化的市場不斷開放和多元化則已是不爭之趨勢。
基於多頭壟斷國（即Top15國）之間、以及壟斷國與非壟斷國之間的合作率數據，我們發現傳播學論文市場以競爭為主、合作為輔，國際合作網也具有相高的開放性。總之，傳播學論文市場持續不斷地國際化、去集中化、以及西方與非西方國家之間的合作程度日益加強。
七
討論
基於現有文獻中匱乏研究傳播學市場結構的先例，我們有意將本研究定位為一項具有下述特徵的探索性研究：第一、方法導向（以創建相關可操作性指標）而非理論導向；第二、描述性而非解釋性（如通過時間序列分析來檢驗哪些因素導致美國壟斷地位的衰落及競爭性多頭壟斷的興起）；第三、國家層面而非學者個體層面的分析。
為了便於回應傳播學研究國際化辯論中的一些普遍疑惑，我們作出了上述決定。比如，作者本人曾在2019年國際傳播學會（ICA）年會期間受邀參與了一場政治傳播國際化的專題論壇。由於該題目的流行度，那場論壇吸引了很多聽眾。在場的七位討論者中有四位是若干SSCI傳播學核心期刊（如Journal of Communicat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前任或現任主編。這現象似乎驗證了本文開始時提到的一個觀點：SSCI傳播學期刊論文是本學科國際化過程中的最核心問題。然而，那場論壇的討論者之間以及與聽眾的互動之間充分展現出大家嚴重高估了這個學科的美國化或西方化，從而形成了一系列的不准或不實觀念。為此，我們有意將本研究的首要任務定義為收集和分析SSCI傳播學期刊上各國占比的準確、完整和最新的描述性數據。
有鑒於國家層面的數據最為易分析和理解，我們將國家作為本研究的分析單元。當然，正如其他整體單元分析一樣，我們的國家層面分析也有可能包含著常見的「生態謬誤」（Robinson, 1950）。如，本研究中統計的國家之間的合作率實際上是由學者個體之間完成的。所以，我們有必要從個體層面上去考察國際合作率，比如導師與留學生之間的合作、提供經費的作者與提供數據的作者之間的合作、訪問作者與接待機構作者之間的合作等等。各種不同類型的合作也許包含了不同的知識創造機制以及不同的權力關係組合。因此，個體作者層面及機構層面的分析不僅可以驗證我們在國家層面得到的發現，也能夠為傳播學研究國際化的生產與消費帶來新的洞察。
最後，本研究尚未考慮SSCI傳播學論文的文字內容。今後的研究應該納入傳播學學科內外的文本分析，以進一步揭示各國的合作和競爭、壟斷與多元之動態關係。
【由於篇幅所限，此版本未包含注釋、參考文獻與附錄。】
本文轉自「浸會傳理學術交流」微信公眾號，原文刊載於《傳播與社會學刊》第50期。
本文引用格式：祝建華（2019）。〈從獨家壟斷到競爭性多頭主導的傳播學國際化市場結構〉。《傳播與社會學刊》，第50期，頁187–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