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哲學在線、哲學園
黑格爾與分析哲學
布蘭頓
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教授
保羅·雷丁的專著《分析哲學與黑格爾思想的復歸》富有思想內容並激發人思，意味著一種被黑格爾稱之為「它的被思想俘獲的時間」的哲學品格範式。與此同時，該專著在學術上令人眼前一亮，使人受益匪淺，富有哲學洞見和啟迪意義。雷丁的策略是採取雙向打通：一方面，他妙趣橫生地論述了分析傳統哪些元素使得黑格爾轉向的時機已經成熟；另一方面，他展示了特別易被分析傳統使用的黑格爾見解的某些特徵。依我之見，與其說可從該書中學到分析哲學，不如說從中學到的是黑格爾哲學。但是，這絲毫不妨礙雷丁亮出自己的立場和得出一些更為一般的結論。
雷丁公正地對待伯特蘭·羅素所編造的原初神話，指出分析運動的源泉在於英國唯心主義對黑格爾所作出的原則性的退避。正像羅素描述的，黑格爾僅僅清晰地闡明什麼始終是傳統的主謂詞項邏輯所固有的東西：一個貫穿本體論的整體論。雷丁徵引羅素1914年發表的著作《我們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中的一段：
眼下傳統邏輯學堅持，每個命題都將謂詞歸於主詞，由此它很容易得出，只能存在著一個主詞，絕對，因為假如存在著兩個主詞，那有兩個主詞的命題也就不應該將謂詞歸於主詞了。①
它似乎與傳統詞項邏輯稍有不合，因為它不是純正原子論的。畢竟，它有非常麻煩的表述，這意味著關係。無論如何，因為傳統邏輯學家習慣於，比如說將雙重性看做一種性質，所以(從存在作為唯一主詞意義上說)他們不應該迴避非單獨性。公正地說，羅素當年全力宣傳新的邏輯模式時，他極有可能因婦女受壓迫、中國饑荒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指摘主謂邏輯。如果這種假設可以成立，羅素就列出了舊邏輯與新量化邏輯之間的選擇，按照舊邏輯他將黑格爾(或至少是黑格爾的追隨者，尤其是布拉德雷)看做已經得出了它的邏輯的形上學結論，新的量化邏輯在本體論的一元論與多元論之間做出了選擇：正像他念念不忘論述的，在把宇宙看做一碗果凍與把宇宙看做一桶子彈之間的選擇。②
按照這種理解，語義學的、邏輯學的和形上學的原子主義是分析哲學的一種本質的、奠基性的原理，而且確實是這樣一條原理。現在我認為，正如雷丁指出的，黑格爾確實是一位語義學的、邏輯學的和形上學的整體論者。如果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那麼，非常像羅素所強調的，要恢復黑格爾與分析哲學的對話也許需要拋棄分析哲學的跳動的心臟：一階量化謂詞邏輯。但是我認為黑格爾之所以被推向整體論並不是因為他和康德所繼承的邏輯是詞項邏輯。甚至還不如說，這事實上使他難以發現用融貫的方法來表述他的整體論。羅素的原子論堅持從對象出發，堅持首先逐步建立命題，之後建立命題間的推論關係，這種做法實即採用同階的邏輯解釋和語義解釋，在傳統邏輯的發展過程中被奉為圭臬，這裡的發展是指傳統邏輯從概念(單獨概念和一般概念)的基本原理，到判斷(按照判斷所涉及的分類或謂詞種類分類的判斷)的原理，再到三段論(按照三段論的合格判斷所涉及的分類種類分類的三段論)的原理的發展。在這方面，羅素顯得極為循規蹈矩。
但是，早期的分析傳統恰恰沒有提到這一點是源自羅素的。雷丁提醒我們，通向黑格爾的整體論之路的第一步已經由康德邁出，康德與語義解釋和邏輯解釋的傳統法則決裂，堅持判斷是初始的東西。他在理解特殊表象和一般表象、直覺和概念時，僅僅是根據它們在判斷中所起的作用來理解(我認為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判斷是責任的最小單位，所以判斷第一性應該被理解成是康德已經為心靈哲學和語義學所提供的規範轉向的直接結果——而這是我在另一個場合描述的內容③)。弗雷格以他的「語境原理」形式接受了康德的這一思想：只有在句子的語境中名稱才具有所指。早期和後期維根斯坦將句子看做起著這種著名的作用，先是將句子看做意義的最小單位，後來將句子看做語言的最小單位，可被用於語言遊戲活動。由於其他諸如卡爾納普和C·I·劉易斯這樣的重量級人物，曾經對羅素起過激勵作用的經驗主義-原子主義的思潮，與嚴肅的新康德主義共存共榮且深受其影響，甚至在像卡爾納普和劉易斯這些人那裡也沒有形成將命題內容看做主要屬於語義解釋一類的東西。雷丁自信，分析哲學中康德-弗雷格-維根斯坦流派開闢了一塊場地，在該場地上最終可能重建與黑格爾的友好關係。
我認為對此他所言極是。但是我也認為，繼續描述雷丁所著眼的分析運動的早期歷史之外的東西，有助於使這種描述更為完美。原因在於，康德將判斷提升到邏輯-語義這一引人注目的地位，此舉只是擺脫原子論的傳統解釋次序而走向黑格爾的徹底整體論的第一步。藉判斷而非概念，黑格爾不是勉強踏上傳統解釋次序的征途；他使它脫胎換骨，不但根據判斷來理解對象和概念，而且根據它們在推論中的作用來理解判斷。並且，正像在康德之後的分析哲學傳統中起著核心作用的某些哲學家一樣，其他哲學家進一步走向黑格爾所開闢的整體論道路。實際上，所有這些思想路線都已經被用美國古典實用主義傳統描繪：不僅經驗主義-原子主義的這條路線(詹姆斯的徹底一元論思想)，而且康德(皮爾士)這條路線，甚至黑格爾(杜威和皮爾士)這條路線。奎因，既繼承了這個傳統(通過他的老師C·I·劉易斯，後者本身是詹姆斯和黑格爾派哲學家喬塞亞·羅伊斯的學生)，也繼承了邏輯-分析傳統。奎因在《經驗主義的兩個教條》一文中，將意義的最小單位不僅看做命題，而且看做他稱之為的「整體理論」：人們所相信的一切事物，以及使事物相互聯繫起來和使其他可以相信的東西聯繫起來的推論聯繫。戴維森深化和發展了這一思想，並探究了它給分析傳統最為關注的許多話題帶來的影響。對於這個時期即將在哲學上嶄露頭角的哲學家來說，這條思想路線的影響可能是極其廣泛的，以致有些人如傑里·福多可能藉某種證成把他對語義原子論的再斷言看做是逆時代潮流而動。
通過這種聯繫，回憶某些思考推動奎因贊同這場整體論運動，這是非常有趣的。他的口號是「本質脫離物而依附詞時成為意義」。這句名言表示本體論問題變成語義學關鍵問題標誌著語言轉向。奎因之所以拒絕本質是因為他拒絕將本質當做可用真勢模態詞彙來表述的最終不可理解的東西(用另一個雅致的短語說，他不接受模態邏輯，因為它至多也就是「引起理解的幻象」而已)。他這樣做基於兩條理由。首先是他和經驗主義藕斷絲連，甚至在他拒絕了「經驗主義的兩個教條」之後。就模態本身而言，他認為「休謨的條件乃是人的條件」。其次是新邏輯，在奎因使之完美的後弗雷格的、前克里普克的、羅素的發展階段，儘管奎因使之變得完美，但不具有從語義學上論述模態的表達謀略。由於這些原因，奎因不得不拒絕區分內在聯繫與外在聯繫：它們對於事物的同一性是根本的和它們對於事物只是偶然的(在布拉德雷的例子中：梯子橫檔與扶手的聯繫是梯子的內在聯繫，而它與它所靠的牆的聯繫是外在聯繫)。因為奎因所拒斥的經驗主義教條之一是它的語義原子主義，所以，實質上，他不可能通過把所有這些聯繫視為外在的，從而仿效羅素(和《邏輯哲學論》)對他對這種區分的拒絕作出回應。結果是他面對一種徹底的語義整體論畏縮不前，因此全部推論關係被看做是由句子的意義以及(所以)還有句子含有的項和謂詞構成的——正像實質上所有存在都是內在聯繫一樣。從反事實的-支持意義上說，他在保持與羅素式的邏輯相一致的過程中，試圖規避懷特海稱之為的「失去對比的推理謬誤」，沒有從外延上將推論關係理解成模態上的強勢，但是即便如此，語義整體論仍然大行其道。
照我看，這一發展說明一種動力在作用於我們自己的時代，而羅素和摩爾已經提醒我們提防這種動力。因為他們為新分析運動精心建立的鬥爭信念沒有僅憑對黑格爾的拒斥來界定它的信條。他們將自己所反對的唯心主義的衰微理解為始自康德。他們懷疑的是，人們不可能洞開分析哲學受人敬仰的天國之門而讓康德悄然而入，旋即關上它而將黑格爾拒之門外。奎因的例子與雷丁所反覆提到的某些當代發展，二者均表明他們可能證明是正確的。依我之見，在這種聯繫方面，重溫康德只是新近才重新制定分析的準則，這是發人深省的。總的說來，羅素和摩爾對黑格爾的諸多指責一直成為學界的不二之說，直到上世紀60年代後期它們才被斯特勞森和貝內特對康德理論哲學的研究和使用，以及羅爾斯對康德實踐哲學的研究(尤其是他1970年發表的《正義論》)所動搖。自那時以降，我們見證了若干代學者關於康德的一流的分析研究。時至今日，星移斗轉，我們看到了雷丁稱之為分析哲學圈內「黑格爾思想的復歸」所引起的最初轟動。按照我的猜測，黑格爾對於康德的解讀恰恰是太有趣了，一旦康德孤身走向舞台中心(折斷經驗主義的翅膀)，就會成為解讀者的棄兒。威爾弗里德·塞拉斯就曾明言，他希望他的著作的影響將會使分析哲學開始從它的休謨階段走向它的康德階段。並且羅蒂將我的研究和約翰·麥克道威爾的研究的特點，刻畫成是潛在地有助於使分析哲學開始從它的早期康德階段必然走向黑格爾階段。這乃是雷丁所刻畫和促進的發展(就對待黑格爾而言，有些馬克思主義者總不免有落井下石之嫌)。維根斯坦是在這種轉折點上的一位有趣的人物。因為，如果我們考慮抬高康德的命題內容和黑格爾富有意向性特徵的規範性社會理論的地位，那麼，我們就可將《邏輯哲學論》時期的維根斯坦看做一位新康德主義者，而又不像康德那樣和經驗主義藕斷絲連，並且就可將《哲學研究》時期的維根斯坦看做一位新黑格爾主義者，而又不像黑格爾那樣復興理性主義。
還有一個論題雷丁未作探討，它是康德主義的、反-經驗主義的、最終反-原子主義的論題，貫穿於近來的分析哲學中。在我看來，它也終將鼓舞人們重新評價黑格爾思想。這就是模態應該被理解為在語義學、邏輯學和形上學中所起的壓台戲的作用。康德對經驗主義畏懼的動力之一，就是他認識到了經驗描述的構架——承諾、實踐、能力以及程序，它們構成在如下視域內的必需的實踐背景，即在此視域人們只可能從事描述經驗上事物是如何存在的認知理論活動——本質上不涉及詞的表述要素，這種要素是不可描述的，起不到描述在基礎水平上事物是如何存在的作用。這些包括使之變為清晰的法律陳述以及使用與用於描述的概念相關的真勢模態概念。正如塞拉斯指出的：
正是僅僅因為按照我們所描述的對象的表達，甚至僅僅因為諸如描述摩爾對象可辨特點的詞這樣的基本表達，確定這些對象的蘊涵地位，所以，它們完全是在描述而不僅僅是在貼標籤。④
那清晰地闡述「理性空間」的蘊含在模態上是強勢的和反事實的-支持的。對康德的觀點的評價，使得美國新康德主義者C·I·劉易斯將新邏輯的方法用來闡發模態邏輯(實際上，他基本上同時將新邏輯的方法用來闡發《數學原理》)。塞拉斯得出了奎因沒有得出的結論，即那被奎因看做意義的最小「單位」的「整體理論」是包含著法律的理論。他在一篇題為「作為涉及法律的概念與沒有概念是難以想像的」⑤的很少有人問津的論文中總結了這一教訓。
整體論強調的是，必然性與排除的真勢模態關係具有語義基因的特點，這就使我們甚至比奎因還更加親近黑格爾。因為處在黑格爾革新中心的是概念的非-心理學觀念，按此觀念要成為客觀世界(世界獨立於它與思想的任何活動或過程的關係)的模態實在論者就是成為客觀世界的概念實在論者。按照這種思考概念的方式，將客觀世界看做的確存在著自然法則，將客觀世界看做純銅客觀上必然在1084°C融化而質料在不依賴某種力時不可能被加速度，就是將客觀世界看做已經處在概念形態，因此就是將客觀世界本身看做是可以把握的。因為黑格爾將什麼是概念理解成凡是與他稱之為的涉及「規定的否定」和「中介」的東西——藉此他意指質料的不相容和質料的結果。主張存在著世界所是的某種確定的方式，就是主張世界可通過事態——某些擁有性質且處於聯繫中的對象——而被系統地闡述，事態或對象以模態強勢的方式既相互包含也相互排斥。把握思想的這些概念結構就是在使人們進一步闡發和檢查自己的承諾這一實踐和某些客觀的聯繫相一致：欣然接受人們所承認的承諾的推論結果和拒斥與推論結果不一致的承諾。
同類思考使我們確信，我們不可能根據某些對象(某些被看做一類事物的性質或聯繫)中之一種來做到逐漸增加對事實和事態(狀況、主張、判斷)的理解，而倒是必須試圖按照某種屬性來理解對象、性質和關係，此屬性將被對象歸於事實和事態，並且也應將被展示以使我們確信，除非按照模態強勢的、反事實的-支持的(「似法律的」)質料結果聯繫和不相容關係(這些關係是對象相互涉及的，並系統地闡述對象的命題內容)，否則事實和事態就不可能被人理解。採取這個步驟就是開闢一條從康德通向黑格爾的道路。因為這就表示從將判斷或理解看做第一性的語義學和本體論解釋的次序，發展到欣然接受將推論或理性看做第一性的元觀念。由於黑格爾適應了康德術語，這就意味著從知性架構發展到了理性架構。⑥
模態革命發生在20世紀後半期的分析哲學中，等於堅決地否定了對模態的敵意，此敵意源於對邏輯經驗主義的兩個智力靈感觀點作了不恰當的融合。我認為模態革命迄今為止經歷了三個階段：克里普克把對可能世界語義學的開創性闡發應用於C·I·劉易斯的模態邏輯的全部領域；使用這個工具為許多非-邏輯表達提供了意向語義學；以及結果導致克里普克在《命名與必然性》一文中對合適命名的論述。其中這最後一個階段，在被深化且擴展應用於其他種類的表達例如自然類項、指示詞語和指示詞之後，已經和被與形上學模態分開的質料-因果模態和概念模態聯繫在一起，並已經和按照形上學模態而非質料-因果模態進行語義學研究聯繫在一起。這也就是說，在最後這個階段中，放棄了將模態和概念表達聯繫在一起的做法，奎因和塞拉斯二人認為此舉是理所當然的(奎因認為沒有概念表達和模態，理性照樣起作用，而塞拉斯則認為概念表達和模態缺一不可)。但是這种放棄完全取決於關於概念的心理學觀念：在第一個例子中，這種觀念是根據我們對概念的把握來理解概念的，而不是像康德所教導的，按照概念對我們的規範性的約束來把握概念。我們仍然必須實現克里普克-卡普蘭-斯托爾納克-劉易斯(戴維)的模態方法與康德-黑格爾-塞拉斯的模態方法的和解與綜合——但是或許有朝一日我們將能如願以償。⑦
在《分析哲學與黑格爾思想的復歸》這本專著中，雷丁的目的之一在於強調不但康德對黑格爾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亞里士多德對黑格爾的影響也是十分重要的。在這方面，他可能宣告了麥克道威爾方法的誕生。他在關於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和麥克道威爾論實踐智慧與「評價性的理性動力學」這兩章中做得近乎完美。關於這方面的探討恕不贅述，在這裡(而且不僅僅在這裡)我始終著眼於理論語義學的、邏輯學的和形上學的問題，而把從實踐哲學產生的問題放在一邊。雷丁對黑格爾始終在琢磨亞里士多德非常感興趣，這主要展示了一條貫穿於雷丁這本書中的紅線，最終關注黑格爾在詞項邏輯的亞里士多德傳統領域所作研究的重要意義，而不關注那被雷丁(多少帶有點誤導性地)稱之為「命題邏輯」的現代語境。到目前為止，在我的評論中我所用心的是，當人們從黑格爾的整體論與羅素的原子主義和唯名論之間的張力觀點看待分析哲學和黑格爾時，關於黑格爾和分析哲學的視角到底會產生何種結果(原子論脫離世界而依附詞時變出唯名論)。但是，按照雷丁的看法，我從自己對黑格爾的解讀中汲取的某些教訓遭到了扭曲，原因是將這些教訓置於20世紀邏輯範疇的架構，而非置於黑格爾使之適應他的特別表述目的的傳統詞項邏輯範疇。
雷丁無疑正確地使我們仍然保持對含蓄的解釋學假定的警惕，這種假定可能源於忘記了19世紀前30年黑格爾研究的截然不同的邏輯背景。如同我已經指出的，他當然也正確地意識到這種差別對於某些術語是極為重要的，藉助這些術語羅素(尤其)在黑格爾思想(甚至或許特別是19世紀後期表現為布拉德雷式的黑格爾思想)與新生的分析哲學運動之間劃出了明確的界線(他勸我們保護這條界線)。因為，「分析哲學」這一術語有多種含義，從狹義上說它的富有特徵的核心承諾乃是那引起20世紀初這場運動的「新邏輯」，是如何開創以概念、問題和對傳統哲學的關注的釋述為中心的新方法。這項計劃及其主導思想是與20世紀上半期的弗雷格、羅素、卡爾納普，《邏輯哲學論》時期的維根斯坦、拉姆齊、艾耶爾、C·I·劉易斯，以及20世紀下半期的諸如奎因、塞拉斯、戴維森、亨普爾、普特南、達米特、吉奇和戴維·劉易斯這樣的哲學家們聯繫在一起的。依我之見，這種狹義的特徵甚至可能是摩爾不具有的，可能後期維根斯坦也不具有。皮爾士當然包括在內，而不應該包括詹姆斯和杜威。按照這種嚴格的劃界標準的合法用法，通常應該將海德格爾、胡塞爾和梅洛-龐蒂排除在具有這種特徵的哲學家之外，就更不要提羅蒂了。但是，這種嚴格的劃界標準當然形成了不同的用法，它也不適用於諸如羅爾斯、納格爾、瑟爾、斯特勞德和福多這樣的哲學家——可是斯特勞森、卡普蘭、伯奇、斯特爾納克和弗里德曼除外。我在有關考察中使用了這一划界標準(在《在說與做之間》這本書中明顯地使用了這個標準，而在《使之清晰》這本書中含蓄地使用了這個標準)，但是麥克道威爾(在他的論著《心靈與世界》中使用的劃界標準)與我使用的劃界標準大相逕庭。因此它是一個非常狹義的標準。
但是，雷丁正確地將黑格爾的詞項邏輯與我們的邏輯之間的差異，看做產生使黑格爾思想融入分析對話這項核心計劃的實質性張力了嗎？我以為他沒有做到這一點。一個主要的檢驗案例涉及否定與矛盾，他將其專著《分析哲學與黑格爾思想的復歸》中倒數第二章整章都用在了這個檢驗案例上。黑格爾邏輯學、語義學和形上學的主導概念是規定的否定。⑧它是個模態概念。我們得根據兩種不同的差異間的差異來理解它(在《精神現象學》的《知覺》這章中黑格爾告訴我們)：純粹的或不相干的[gleichgültige]差異與排他性的[ausschlieβende]差異。第一種意義上，方與紅是不同的性質；而在第二種意義上，方的和圓的是不同的模態問題：它們是不相容的。一個圓和相同面積的平面圖形展示出圓和方，這是一個不可能的(真勢模態問題)。我們說圓是一個(而不是「這」)對方的規定的否定。規定的否定就是不但區別於純粹的(相容的)差異，而且區別於黑格爾稱之為「形式的」或「抽象的」否定：非-方。如雷丁注意到的，規定的否定等於亞里士多德的相反，而形式的否定等於亞里士多德的矛盾。按照這個觀點，雷丁說：
黑格爾的意義就被遮蔽了，如果人們拒絕根據邏輯的基本命題所基於的方法來對待他的邏輯主張，無視黑格爾所歸於亞里士多德的詞項邏輯方面的不可還原的角色的話。⑨
關鍵問題似乎是：
術語否定產生了被否定項的相反，但是否定而非證實主詞的謂詞產生一個與證實相矛盾的句子。⑩
這是確鑿無疑的，但是它不能得出詞項邏輯在表達規定的否定而非形式的否定方面具有某種天生的有利條件。畢竟，我們也能使用古典的形式否定來形成謂詞的矛盾，正像我們上文用非-方這樣做的那樣。從形式的不一致到質料的不相容是非常重要的運動。站在推論的立場上，這種運動就是塞拉斯稱之為「質料的」推論：那些被推論所基本涉及的非-邏輯概念內容所支持的推論。它們是諸如這樣的推論，即「天要下雨，故街道將會變濕」，或「匹茲堡位於費城西面，故費城位於匹斯堡東面」。質料上的不相容和結果要麼可被認為是謂項(性質)，要麼可被認為是句子(事態)。邏輯範疇聚焦的差異是與區分質料的不相容和形式的不一致成正交的。所以，在我看來，如果我們仿效黑格爾不把他的主張置於詞項邏輯架構中，那麼，對於黑格爾的哲學事業來說，規定的否定這一核心概念就使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黑格爾的意義將被「遮蔽」。
公正地說，雷丁似乎也承認上述某些觀點：
雖然布蘭頓對黑格爾作推論主義的解讀傾向於從中搞出一個統一的弗雷格式邏輯方法，但是他的立場似乎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東西，而且不可能允許這裡已經訴諸考慮從推論主義計劃中吸收的東西。(11)
但是在這裡有點被他理解反了。這一段繼續寫道：
然而，似乎是從嚴格的黑格爾立場看，布蘭頓的自然主義的元立場應該被視為在「知性」層面上起作用而非在「理性」層面上起作用。
我看不出這種特徵性描述證明是有道理的。依我之見，支撐它的不外乎兩個主張。第一個主張，弗雷格的邏輯方法實則康德的邏輯方法，使邏輯-語義範疇凌駕於判斷層面之上。這乃是富有(在康德和黑格爾用法上的)知性特徵的方法。第二個主張，黑格爾關於理性的元概念架構被通過質料的不相容和結果作了系統的闡述。但是弗雷格的邏輯關注的是形式上的邏輯的不一致和結果。我或多或少認同這種主張。然而，從這種主張中得不出如下結論：因為我使用弗雷格的工具，所以我無法俘獲黑格爾理性架構的獨特的東西。根據第一點，我從推論開始——我應該論證，弗雷格也是從推論開始的，至少在他1879年發表的學術著作《概念文字》中是這樣做的。因為在那裡他引入了他的論題：觀察的概念內容[begrifflicher Inhalt]。
存在著兩種方法，由於它們而兩個判斷的內容可以是不同的；是不是可以出現如下的情況：所有推論在被與某些其他推論合併時都能被從第一個判斷得出，這樣的推論在第二個推論與其他相同的判斷合併時也總能被從第二個推論得出。「希臘人在布拉底打敗波斯人」和「波斯人被希臘人在布拉底打敗」這兩個命題前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縱使可以辨別出意思是稍有不同的，但是意思上的一致還是非常明顯的。現在我稱內容的這個部分在這兩個概念的內容中是相同的。只有這一點才對我們的符號語言[概念文字]有著重要的意義……在我的形式化的語言[BGS]中……我考慮的只是判斷部分影響著可能的推論。一個正確的[「richtig』」通常被誤導性地譯作「合法的」]推論所需要的是被充分地表達；所不需要的是……不。(12)
概念的內容決定於推論扮演的角色。此外，因為在弗雷格看來，引入特殊邏輯詞彙這個問題意味著梳理推論的在先性質，在先性質系統闡述非-邏輯表達的概念內容，所以，十分清楚，他心目中的推論是用來系統闡述這些內容的，這樣的推論是質料推論。無論如何，這就是弗雷格對我準備使用某些元概念工具闡釋黑格爾時所基於的東西的理解。這並沒有將弗雷格或我置於基礎知性或理性分界線的錯誤的(非黑格爾的)一邊。
還不止於此，存在著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依照這個維度，在我看來，弗雷格的邏輯對黑格爾被迫看做自己起點的詞項邏輯作出了決定性的提升，準確地說這涉及富有理性特點的語義解釋的整體論自上而下的次序。因為弗雷格的功用和論證分析恰恰是去命題的工具，所以，人們需要貫徹從推論經過判斷到詞項和概念的解釋謀略，並實現傳統詞項邏輯謀略的轉向。這是一種強調置換的常數方法，已經被波爾查諾所闡發。根據我在專著《使之清晰》第六章中詳細闡述的觀點，如果說，人們用一個句子去替換另一個作為推論的前提或結論的句子，此舉絕沒有把一個質料上的好推論變成一個質料上的壞推論的話，那麼，人們恰恰把兩個句子看做表述特定的內容。而且人們將兩個謂詞(比如說)看做表達相同的概念，假使人們用一個謂詞代替另一個謂詞而絕沒有改變含有謂詞的句子的內容的話。結果出現了兩個謂詞間的範疇構架的中間物，但是這個中間物在結構上較之果凍或子彈要複雜得多。如果說我們對闡發和思考通過從經驗主義的原子論-唯名論首先轉到判斷-基於的知性，之後轉換到推論-基於的理性所帶來的結果發生興趣的話，弗雷格的邏輯就提供我們這樣做的最佳的表達工具，而在這一點上傳統邏輯則無濟於事。並且它無疑能夠表達句子的否定，也可表達謂詞-否定。實際上，再說一次，當務之急恰恰乃是釐清它們之間的差異和聯繫。(13)
評估黑格爾關於規定的否定概念的任何釋述，其關鍵的試金石是人們是否能夠弄懂他關於矛盾的溫情的意義。在《分析哲學與黑格爾思想的復歸》中，雷丁辟專章論述了這個話題，耐心地提出很多理由證明不能將黑格爾理解為懷有一種已經被當代二重真勢論作了詳細闡述的立場。這項工作功德無量，縱使是單調乏味的，我猜想雷丁作為一名澳大利亞學人自感有責任義無反顧地做下去。不過，我當然非常樂意沉下心來參與這個問題的討論。我想用我的以下四點主張來概括它：
1、形式邏輯的非矛盾律本身不許同時承諾p和它的否定～p是正確的，但是它只能俘獲重要現象的抽象影子而已。
2、質料的矛盾——通過質料上的不相容的承諾發現自身，這種承諾是相互的規定的否定——是不可避免的。
3、這種矛盾表明某個事物是虛假的：人們已經犯了錯(或實際上失敗了)。
4、然而，質料的矛盾及其所表明的錯誤是(而不是通向)真理的道路。
形式的否定是一種規定的否定的抽象，它的確事關重大。(14)從某種意義上說，質料的不相容(「矛盾」的一種意義)對於客觀世界是基礎性的，這種意義意味著成為確定的性質或事態就是(在模態的排除意義上)與對象所具有的其他性質相比照，或與可能獲得的事態相比照——也即涉及與相同本體論範疇的其他項目的規定的否定。「規定即否定」。從某種意義上說，質料的不相容對於我們的認知和實踐活動是基礎性的，此種意義意味著：不存在或大體上不可能存在一套確定的概念，所以糾正它們的應用——採用它們使用的規範——絕不會導致根據那些質料概念規範承諾是不相容的。
為什麼不是這樣呢？在我看來，黑格爾關於感性直接性的概念無窮性所在乎的東西是一種嶄新的思想——此思想和他的新整體論理性背景是相吻合的，而不是和知性或原子論相吻合的。這個傳統(包括康德在內)理解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感官的直接傳遞超出了藉判斷我們概念上所能俘獲的這種意義的無窮性問題。不管我們可以做出多少真實的知覺判斷，都總是始終存在著更多的真理依然沒有得到表述。要想完全俘獲我們用概念上系統闡述的判斷所感覺到的東西，這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任務(從費希特的意義上說)，所以這項任務迄今大體上尚未完成。它訴諸的是黑格爾所稱之為的「壞無限」。富有理性特徵的好無限則另當別論且更為深刻。這個傳統從未懷疑過確定的概念這種看法是不可理解的，而確定的概念倒是完全適合用來表述簡單的真實判斷。其實黑格爾就是這樣做的。感性直接性的概念無窮性恰恰表明自身不可能穩穩噹噹地俘獲人們是如何使用任何系列確定的概念的。如果我們長期準確地應用這套確定的概念，它們就終將表明：按照隱含在那些特有的概念中的規範之光，它們不適合引領我們欣然接受質料上不相容的承諾。黑格爾的核心觀點不僅是認識論的，而且是一種深度的語義學的易謬主義。就確定的經驗的和實踐的概念而言，我們是生於罪且註定死於罪(我認為黑格爾的這方面思想迄今沒有被作多少評論，這是因為人們未能領會兩套書：一套是關於他對確定的經驗和實踐的概念的看法，另一套是他關於邏輯的、思辨的、哲學的元概念的看法，元概念的獨特表達工作就是使當我們應用基礎-層面概念時所繼續的東西變得清晰。黑格爾的確認為穩妥的和適當的後一套書是能夠存在的)。(15)
所以，自相矛盾——贊同質料上不相容的承諾——是無法規避的。但是這仍然是一種罪孽；發現我們自己處在某種錯誤的狀態之中。因為，當我們確實發現自己做出質料上不相容的承諾時，從規範上說我們有責任消除某種情境：信守我們的承諾，包括那系統闡述概念內容的推論承諾，以消除或調和矛盾。這就是規定的否定的相同關係系統地闡述概念規定的內容，同時成為我們從概念上系統闡述承諾的變化的動力之緣由——既在判斷層面也在推論層面，所以在概念本身層面。規定的(和確定的)否定使理性變得有活力。它構成概念變化的源泉。就純形式邏輯矛盾律表述而言，不管多麼不適當，當遇到質料的不相容時，它首要的規範性責任在於調和質料的不相容，這種做法是正確的——就其本身而言。
但是，我們不應該從如下的事實得出我們身處絕望之途：我們命中注定去發現我們所使用的每套確定的概念是不適當的和不正確的。相反，錯誤的經歷是啟蒙的方式。這意味著，在我們所主觀地贊同的推論和不相容方面，我們如何改善我們的理解，如何精鍊較好的概念和承諾，如何逐漸更加密切地追蹤從什麼和排除什麼真正且客觀地得出的東西。這就是真理-過程，真理的道路(「真理的生命運動」(16))。但是，我們必須放棄真理作為目的地的思想，作為我們承諾的某種時間-薄片所能夠具有的一種狀態或性質的思想。「真理不是一種鑄成了的硬幣，可以現成地拿過來就用。」(17)「真理是它在其自身中的運動。」(18)那種靜態的、穩定的概念屬於知性的觀點而不屬於理性的觀點。在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特性描述(承認某種比定義更少的東西)方面，黑格爾說：
真理就是所有參加者都為之酩酊大醉的一席豪飲，而因為每個參加豪飲者離開酒席就立即陷於瓦解，所以整個的這場豪飲也就同樣是一種透明的和簡單的靜止。在上述運動的審判官面前，個別的精神形態誠然像確定的思想一樣並不會持續存在。(19)
每一個承諾都很容易看出是和另一個承諾相牴觸的，所以遭到拒絕意味著像「真理包含著否定的東西」(20)這一過程。這不是真理的融貫論——儘管在這個背景下存在著意義的融貫論。因為，像它們的對手一樣，古典的真理融貫論或符合論都認為真理是一種可以達到的狀態或性質(真理是「僵硬的和死的命題」(21))。而它是某種更加根本的和更加有趣的東西。要緊的是過程而不是過程的產物。
雷丁的《分析哲學與黑格爾思想的復歸》這本專著頗具吸引力，向這種真理過程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藉認同、精化和調和它們間的(既是真正的又是純粹謠傳的)不同的質料的不相容，該專著在分析哲學與黑格爾思想之間的繼續對話方面開闢了一個新的階段——一個我們現在所清楚看到的、曾被羅素在一個世紀前賦予它的摩尼教的旋轉而徹底地一筆勾銷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