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藝復興到當代藝術,藝術家如何描繪罪惡?

芭莎藝術 發佈 2020-01-10T03:45:47+00:00

米開朗基羅《Falland Expulsion from Garden of Eden》,天頂壁畫亨德里克·凡·巴倫和老揚·勃魯蓋爾《Pan pursuing Syrinx》,銅板油畫,25×19.4cm,約1615年幾個世紀以來,無數藝術家將自己對於罪惡的個人見解通過繪畫展示出

老揚·勃魯蓋爾和保羅·魯本斯(Jan Brueghel the Elder and Pieter Paul Rubens)《Paradise with the Fall of Man》

2020年4月15日,英國國家美術館(The National Gallery)將推出主題展覽《原罪》。其通過並置跨越千百年的藝術作品——從文藝復興到現代藝術,探討不同時期藝術家對此永恆主題的理解與思考。

與違反世俗法律的罪行「crime」不同,「sin」是一種宗教語境下的罪惡。它被普遍定義為一種令人遺憾的過錯,大到關乎生死存亡,小到聯繫著每一個人的生活規範。在基督教中,違反神聖律法即被判有罪。

老揚·勃魯蓋爾《The Garden of Eden》,銅板油畫,23.7×36.8cm,1613年

就本次展覽而言,策展人Joost Joustra在某種意義上想特意將之打造為一場「交互式」展覽。通過觀看這些遊走在神學思想和世俗觀念中的作品,觀眾會不自覺地進行自我反省,進而逐漸生成屬於自己的罪惡觀。

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Fall and Expulsion from Garden of Eden》,天頂壁畫

亨德里克·凡·巴倫和老揚·勃魯蓋爾(Hendrick van Balen the Elder and Follower of Jan Brueghel the Elder)《Pan pursuing Syrinx》,銅板油畫,25×19.4cm,約1615年

幾個世紀以來,無數藝術家將自己對於罪惡的個人見解通過繪畫展示出來。而隨著時間發展,闡述罪惡的藝術語言也在不斷更新。今天,時尚芭莎藝術便以涉及本次展覽的部分藝術家為例,梳理千百年來「藝術的罪惡」。

阿格諾羅·布龍奇諾《The Madonna and Child with Saints》,木板油畫,101.6×81.3cm,約15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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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貴族也有罪?

迭戈·委拉斯開茲(Diego Velázquez)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巨匠,作為西班牙黃金時期的重要藝術家,他不僅是菲利普四世(Felipe IV)宮廷中描繪王室肖像的首席畫師,還經常創作具有歷史及文化意義的作品。

迭戈·委拉斯開茲《The Toilet of Venus》,布面油畫,122.5×177cm,1647-1651年

由於委拉斯開茲自幼受到天主教文化薰陶——在塞維亞的聖彼得教堂受洗、敬畏上帝並接受良好的宗教哲學教育,以至於宗教主題繪畫是他職業生涯中非常矚目的成就。本次展覽便將展出其創作於1619年的作品《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迭戈·委拉斯開茲《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布面油畫,135×101.6cm,1619年

這幅畫完全從天主教的最初教義出發,畫面中的聖母瑪利亞光輝聖潔,完全是未染原罪的慈善模樣。然而,委拉斯開茲其實還為這幅作品搭配了一位「伴侶」——《Saint John the Evangelist on the Island of Patmos》。

迭戈·委拉斯開茲《Saint John the Evangelist on the Island of Patmos》,布面油畫,135.5×102.2cm,1619年

兩幅作品不僅在主題上相互呼應,就連構圖與色彩都相得益彰。畫面中的二人置身中央,面部被強烈的聖光照亮;形成對比色的服裝充分展現了畫家明暗對比的繪畫技巧。值得一提的是,畫面中的聖約翰抬頭望向天堂,而聖母瑪利亞則將目光投至凡塵。二人的目光一經交換,天堂與人間就此相連。

阿格諾羅·布龍奇諾《Holy Family with St Anne and St John》,木板油畫,124.56×99.5cm

與委拉斯開茲筆下聖潔無罪的聖母形象不同,義大利宮廷畫家阿格諾羅·布龍奇諾(Agnolo Bronzino)則將原罪中難以言傳的禁忌之愛,由畫面展現出來。

《An Allegory with Venus and Cupid》是布龍奇諾最為複雜、神秘的作品之一。在其富麗堂皇、珠光寶氣的慣性筆觸下,身為母子的維納斯與丘比特以極為露骨的形象在畫面中親昵著——逾界的肢體接觸、因覬覦彼此寶物而伸出的偷盜之手、身旁寓意痛苦、欺騙、遮掩的鬼神形象都令人在驚訝之餘深感不適。

阿格諾羅·布龍奇諾《An Allegory with Venus and Cupid》,木板油畫,146.1×116.2cm,約1545年

這幅「信息量」巨大的作品實則為當時佛羅倫斯的統治者科西莫一世(Cosimo I de' Medici)專門為迎合法國國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的情色口味而贈予他的禮物。

大·盧卡斯·克拉納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Venus and Cupid》,木板油畫,38.1×23.5cm, 1529年

但從整體看來,這幅作品還是折射出了當時的義大利畫家在風格主義(Mannerism)道路上越走越遠的現狀。與此同時,它也是一則義大利藝術在16世紀末走向傾頹的寓言。

此外,英國著名畫家、歐洲連環漫畫先驅威廉·賀加斯(William Hogarth)的作品也在本次展覽中被「罪惡」解讀。其中,「通姦」與「謀殺」兩則罪行便是其《Marriage A-la-Mode》系列作品所著重描繪的主題。

威廉·賀加斯《Marriage A-la-Mode: 4, The Toilette》,布面油畫,70.5×90.8cm,1743年

在此系列的第二幅繪畫中,賀加斯將貴族婚姻的陰暗面不加修飾地呈現於畫布之上:中午剛過,新娘疲憊的面容中露出一絲得意的微笑,這暗示著她整晚都沉浸於某種遊戲而不能自拔。除此之外,其手中的鏡子、後牆上僅露出一隻大腳的油畫、不遠處兩個交疊而放的小提琴盒,都隱晦地講述著她昨晚的「罪行」。

彼威廉·賀加斯《Marriage A-la-Mode: 2, The Tête à Tête》,布面油畫,69.9×90.8cm,1743年

新郎的表現卻也有過之而無不及。畫面中的他滿臉倦容,正癱躺在座椅上享受著片刻寧靜。而這時,身旁的小狗卻將他藏於口袋的女士布帽揪了出來。放蕩的夜生活一方面使他脖頸上的黑斑——梅毒清晰可見;另一方面,腳邊折斷的劍似乎也暗示著他虧空的身體狀況。

威廉·賀加斯《Marriage A-la-Mode: 1, The Marriage Settlement》,布面油畫,69.9×90.8cm,1743年

幾個世紀以來,英國貴族內部骯髒的性剝削一直為人津津樂道。而這些故事的根源恰恰在於一場場政治婚姻——揮霍無度的貴族需要金錢支撐生活,富裕的倫敦商人不惜斥巨資購買貴族身份。二者在金錢與地位的利誘下一拍即合,而隨之產生的則是這一幕幕違背道德的畫面。

威廉·賀加斯《Marriage A-la-Mode: 6, The Lady's Death》,布面油畫,69.9×90.8cm,1743年

《Marriage A-la-Mode》是賀加斯第一組諷刺上流社會及政治狀況的說教作品,它開啟了藝術家用繪畫諷刺政治的先河。在這之後,他的許多作品都沿用了此種創作方法,以至於被後人命名為「賀加斯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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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惡的多媒介表達

安迪·沃霍爾《Heaven and Hell Are Just One Breath Away!(Negative)》,布面絲網印刷,50.8×40.6cm,1985-1986年

而在當代藝術版塊,本次展覽匯集了包括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翠西·艾敏(Tracey Emin)和讓·穆克(Ron Mueck)在內的多位藝術家名作。

其中,沃霍爾創作於上世紀80年代的系列作品「廣告與插圖」(Ads and Illustrations)尤為矚目。當時,美國的社會環境可謂「腹背受敵」。整個國家一方面沉浸在冷戰的深淵之中;另一方面,在1981年美國公布了首例愛滋病後,整個國家乃至全世界又陷入了新一輪的精神恐慌。

安迪·沃霍爾《Repent and Sin No More!(Positive)》,布面絲網印刷,50.8×40.6cm,1985-1986年

安迪·沃霍爾《Repent and Sin No More!(Negative)》,布面絲網印刷,50.8×40.6cm,1985-1986年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作為眾所周知的天主教徒,沃霍爾以戰爭、死亡和宗教為主題創作了此系列繪畫。它們無論在創作方式還是顏色選擇方面,都完全不同於藝術家此前高度程式化的名人形象作品。

安迪·沃霍爾《BE A SOMEBODY WITH A BODY》,布面絲網印刷、丙烯,20.3×25.4cm,1985年

其中,《Repent and Sin No More!》據推測改編自《聖經》約翰福音中第八章第十一節的經文「Go and Sin No More」,表示耶穌寬恕婦人的通姦之罪。而《Heaven and Hell Are Just One Breath Away!》據傳則與愛滋病的爆發相關。

翠西·艾敏《Never Again!》,霓虹燈裝置

翠西·艾敏《Sorry, Flowers die》,霓虹燈裝置

翠西·艾敏對大家來說也是非常熟知的藝術家了。其有關情緒、信仰、經歷、性、死亡的自傳式創作,直白地展現了她對於生命的個人思考。

但對於那些妄圖從中窺視藝術家隱私的觀眾來說,這些作品又絕非他們茶餘飯後的八卦談資。艾敏曾說道:「我的作品與回憶相關。」

翠西·艾敏《You Made Me Feel Like This》,霓虹燈裝置,71.4×166.7cm,2018年

而當觀眾對她的作品及個人發表極端道德評價時,艾敏又說:「我非常好奇這些人『崇高』的道德感與完整人格從何而來,我的作品和我一樣平平無奇,通過它們與觀眾對話才是我真正的目的。」

翠西·艾敏《I Keep Believing In You》,霓虹燈裝置,71.4×166.7cm,2018年

翠西·艾敏《It was just a kiss》,霓虹燈裝置,57.7×97.3cm,2010年

而出現在本次展覽中的霓虹燈裝置《It was just a kiss》則被策展人Joost Joustra解讀為艾敏的「一種懺悔」。如此看來,這些作品確實或多或少地帶有一絲致歉的意味:「Never Again」(絕不再犯)、「Sorry, Flowers die」(抱歉,花謝了)、「I Keep Believing In You」(我一直深信於你)。

讓·穆克《Couple under an Umbrella》,混合材料,300×400×350cm,2013年

讓·穆克《Spooning Couple》,混合材料,14×65.1×34.9cm,2005-2007年

而在本次展覽中,澳大利亞藝術家讓·穆克的作品似乎很難與主題相連接。不過有一點尤為值得思考:許多藝術家都會為自己和自己的人形雕塑建立關係——將之視作靈感繆斯、另一個自己,或是人體模特。

這樣一來,雕塑的過程似乎變成了一種可與上帝對標的「造人」行為。這時,經由藝術家創造出的「人」便與未食禁果的亞當、夏娃一樣,未經罪孽沾染,心地單純神聖。

讓·穆克《Untitled》,混合材料,205×117×209cm,2000年

而在穆克看來,他會將自己的巨型超寫實雕塑定義為一種「綜合的存在」。他一方面深知這些「人體模特」只是由玻璃纖維組成的假象;而在心底,他卻依舊期待著觀眾可以與它們「對話」,進而從中獲得人際溝通般的溫暖。

讓·穆克《Crouching Boy In Mirror》,混合材料,43.2×45.7×28cm,1999-2002年

罪惡是超越時代的廣博主題,與此同時,它也是非常個人化的概念。千百年前,人們的罪惡由神裁決;而到現在,人類終於有機會通過展覽自我定義罪行、自我反思罪過。

即將展出

展覽:「《原罪》主題展:從文藝復興到當代藝術」

時間:2020年4月15日-7月5日

地點:英國國家美術館

[編輯、文/趙子琛]

[本文由《時尚芭莎》藝術部原創,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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