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為何能如此的富庶?得益於南北朝的發展,及合理的經濟政策

澳古說歷史 發佈 2020-01-11T06:55:27+00:00

談到隋朝,除科舉制、京杭大運河外,我想最讓人津津樂道的無疑就是隋朝在那短短的37年間所創造出的驚人的財富。隋之國富歷來為史家所稱道,更是被諸多史書大書特書,元初史學家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這樣說道:「按古今稱國之富者,莫如隋」,在他的眼裡,在元之前,最富有的王朝莫過於隋朝。

談到隋朝,除科舉制、京杭大運河外,我想最讓人津津樂道的無疑就是隋朝在那短短的37年間所創造出的驚人的財富。隋之國富歷來為史家所稱道,更是被諸多史書大書特書,元初史學家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這樣說道:「按古今稱國之富者,莫如隋」,在他的眼裡,在元之前,最富有的王朝莫過於隋朝。而《貞觀政要》亦記載:「(隋代)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隋朝37年間所積累下的財富,直到唐朝建立後的五、六十年間都未被用光。



當然,很多人雖都聽過隋朝的富有,但對隋朝到底是有多富,又為何能如此富有?對於這些問題,都是不能給出一個詳細的答案,「隋朝富我知道,但至於它如何的富,怎樣的富,為什麼這麼富,這我還真是不知道」,這恐怕是多數人的回答吧。

那麼,隋代的國富到底表現在哪裡呢?

一、戶口大幅度增長。從北魏中期到隋煬帝初期,約經歷了一百年的時間,這期間戶口數約增加了80%;與西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晉一統天下時相比,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的戶口數和人口數約是其四倍和三倍。而與隋文帝開皇元年(581年),隋立國相比,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的戶口數約增加500萬,人口數約增加3000萬,增長率都在2倍以上。從以上這些數據可以看出,有隋一代人口增長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而在封建時代,鑑定一個王朝的經濟是否富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人口的增長速度,因為人口的增長是離不開糧食、土地的增加,而在封建時代糧食、土地是其最重要的經濟指標。如此,從隋朝人口增長的速度,我們亦可看出隋朝的富庶,因為只有糧食富足、土地充足,人口才能增長的如此迅速。

二、耕地大幅度增加。人口的快速增加,也就意味著土地增多,在封建經濟時代土地面積的大小也是經濟是否繁榮的重要標誌之一。

隋朝所增加的耕地面積主要來源於三個地方:

第一、滅陳。589年,滅陳後,隋朝不但疆域得以大增,同時耕地面積更是大為增加。當時南方地區歷經三國、兩晉、南北朝三個時期數百年的發展,其土地早已被培育成高質量的熟土、高產土,因此得到了陳朝,也就得到了大量可直接耕種的沃土。

第二、擊敗吐谷渾。609年,隋朝滅吐谷渾,開拓疆域數千里,因此隋朝得以在河西新增西海、河源、鄯善、和且末四郡。河西向來是西北地區最富庶的地區之一,被視為甘肅的天然糧倉,從祁連山流下的雪水,與地下水匯聚,然後形成了數十條大大小小的河流,這些河流為河西之地是灌溉出了萬頃良田。



第三、開墾荒地。據《隋書.高祖本紀》所載,開皇十年(590年)隋文帝曾下詔:「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就是楊堅曾下詔實施屯田,讓軍隊在各地開墾荒田,由此可看出隋代對於開墾荒地的重視。而在隋代上層統治階級的推動下,據《田賦考二》所載:「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頃」,從開皇九年到大業年間,隋朝共開墾出五千多萬頃良田。

據呂思勉的《中國史》所載:「開皇九年(589年)全國耕地面積近兩億畝,到大業五年(609年)增至五億多畝」,在滅陳、擊敗吐谷渾、開墾荒地等多方面的加持下,至大業五年,隋朝的可耕種土地已增加至五億多畝,由此可見隋朝經濟的繁榮,畢竟在封建時代,除了人口,最重要的就是耕地,耕地越多,經濟也就會越來越繁榮。



三、倉庫充盈無比。《隋書.食貨志》載:「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達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隋時,隋廷曾在全國各地修建了眾多的糧倉,著名的有太倉、含嘉倉、永豐倉、太原倉、興洛倉、回洛倉、常平倉、黎陽倉、廣通倉等,這些糧倉存儲的糧食多者達千萬石,少者也有百萬石以上。

大業十三年(617年)瓦崗軍擊破洛口倉時,曾開倉放糧任百姓取用,而此時是「老弱來者,幾天幾夜仍不絕於路」,想想看,一個洛口倉都擁有如此多的糧食,由此可見隋朝的倉儲糧是有多富足。此外,隋廷除興建諸多糧倉外,還興建了許多存放著數不勝數的布帛的倉庫。隋朝的布帛到底有多少存儲量不得而知,不過從史書中到可窺知隋朝儲存的布帛的充足,《隋書.食貨志》曾載:在開皇九年(589年),陳朝被平定之時「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石」,一次賞賜就耗費價值三百餘萬石的布帛,由此可見其儲存的布帛之充沛。



四、同時進行數項大規模工程。有隋一代,最讓人所熟知的事情中,多數都與工程有關,比如營建東都洛陽、開鑿大運河、修築馳道、營建江都等等,而這些工程無一例外全都是大工程,且基本上都是在隋煬帝一朝完成的。我們先不提這些大工程到底是否勞民傷財,僅僅只是看隋煬帝居然能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去開啟這幾項規模龐大的工程,亦可看出隋朝的富有。

先說營建東都洛陽,「大業元年……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下詔開始營建東都,其每月光人力就要用到二百萬人,由此可見東都工程的浩大,因此,若是沒有雄厚的財力、物力,則是不可能完成這樣浩大的工程的。

再是開鑿大運河。隋煬帝即位後,為了控制江南廣大地區,同時供給東都洛陽的日常所需,隋煬帝從大業元年(605年)到大業六年(610年)先後開鑿出了永濟渠、通濟渠、廣通渠、山陽瀆等四條以洛陽為中心,北達涿郡,南抵餘杭,連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的大運河。而這樣的工程,即使是放在今天,用大型的挖掘設備來完成,其耗資也是驚人的,更別說,那個時代還沒有這些先進的設備,只能是靠人力去完成,由此這也從側面證明隋朝的富有。



其次是修築馳道、長城。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北巡時「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所謂馳道就是類似於現在的高速公路,當時為了修建這條馳道,隋煬帝徵發民夫百萬。而後在同年,隋煬帝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同一年時間隋煬帝不但在南方徵發百萬民夫修建運河,還在北方徵發百萬民夫去修建馳道、長城。由此亦可從側面證明隋朝財力之雄厚,畢竟能徵發數百萬民夫去修建運河、馳道、長城,這其中所花費的財力、物力絕對是不可想像。

由上可知,這幾項工程即使是單獨進行的,其耗費的財富也不是一般王朝所能承擔的,更別說,這幾項工程幾乎是同一時間進行的,其耗資更是不計其數,而隋朝居然都能承擔下來,由此可見,隋朝是有多麼富有。



五、不斷進行巡遊和戰爭。歷朝歷代,戰爭的進行和皇帝的巡遊,這都是要以強大的經濟作為後盾的。而在隋朝,隋煬帝在進行大規模工程的營建時,還在不斷的對外發動戰爭,比如大業元年(605年)討占城、征契丹,大業三年(607年)討琉球、遠征林邑,大業五年(609年)親征吐谷渾,大業八年(612年)以百餘萬兵力大舉進攻高麗,後在大業九年(613年)、大業十年(614年)又兩次發兵百萬進攻高麗。

與此同時,隋煬帝在頻繁的對外發動戰爭時,還連年出巡,煬帝曾三下江都,六巡北塞,從大業三年(607年)至大業十二年(616年)更是常年在外巡遊,在京時間不足一年。在這裡,我們先不談這些戰爭、巡遊對於當時的天下來說是否正確,我們只需知道,對於一個王朝來說,若是沒有繁榮的經濟作為後盾,他是絕不可能如此頻繁的對外發動戰爭的,更是不可能常見年進行耗資數以億計的出巡活動。



從以上幾點,我們就可看出隋朝是有多麼的富有,正如《隋書.食貨志》所言:「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於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這就是隋朝,一個馬端臨口中「按古今稱國之富者,莫如隋」的富隋。

那到這裡,很多人都不明白,為何前後只存在37年時間的隋朝,它會如此的富有,是什麼原因讓它能在短短的數十年間變得如此的富有?

個人認為,隋朝能在短短的37年時間創造出如此驚人的財富,主要得益於以下幾點原因:

繼承南北朝發展的結果

馬克思曾說過:「人們在創造自己的歷史中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的」,就是說一個王朝經濟的繁榮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多半是繼承了前代王朝所打下的經濟基礎,簡單的說前代經濟的好壞是能決定著後代經濟的繁榮與否的。而這個理論放在隋朝的身上亦也是如此,隋朝之所以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創造出驚人的財富,主要是得益於南北朝時所打下的堅實的經濟基礎。

南北朝時期雖是一個大分裂時期,但也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因此這並不妨礙南北朝經濟的發展。首先是北方,北朝中後期後,北朝多數皇帝都十分重視發展本朝的農業經濟,北魏太和九年(485年),鑒於北方多年戰亂,百姓流離失所,田地大量荒蕪,於是孝文帝就下詔:「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受以生死為斷,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即北魏朝廷將掌控的荒廢土地分配給無田的百姓,讓他們負責開墾,而百姓所需要付出的就只是交納少量的租稅,並承擔一定的徭役和兵役,而這就是後世知名的「均田制」。



「均田制」的誕生對於恢復被嚴重破壞的北方經濟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因均田制的實施,北方可耕種的土地面積得以大量增加,同時因那些得到土地的百姓,不但要交納租稅,還要承擔徭役和兵役,由此朝廷的財政收入也得到了較快的增長,北方經濟開始緩慢恢復。再之後,因這項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制度在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都得到了很好的繼承,由此北方的經濟也就得以進入發展的快車道。

與此同時,北方的經濟不但因行之有效的政策得以大幅度的增長,同時這期間誕生的先進的農業技術也為北方的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如萌芽於西周時期的「精耕細作」生產模式在北方被大規模推行,此時北方的百姓已經能夠按照季節、濕度的不同來分別對田地進行深耕、淺耕,同時他們逐漸放棄了落後的休耕法,開始採用更為先進的綠肥法、踏糞法(利用動物踐踏製造糞肥的方法)、輪作和套作法等耕種技術來進行土地耕種,由此北方田地的糧食產量得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

此外,北方的農田水利工程規模在北朝時期也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史載,北朝的水渠是「廣十五步,深五尺,岸高一丈,北行一百餘里,溉官私田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谷的成實……公私獲其利」,這些深五尺,岸高一丈,北行一百餘里的水渠為北朝貢獻出了數以萬計的良田。



如此,就在北朝舉國上下對於農業經濟的重視下,北方的經濟發展是突飛猛進,是一代比一代好,北魏永興年間「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這時北方的糧食是越來越充足,牲畜也是越來越多,到了北魏文帝時期「自是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為害」,此時是國家富足,百姓殷實,即使是有自然災害,朝廷亦能從容應對。

再到東西兩魏時,北方更是「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飢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谷斛至九錢」,即使是有大規模的自然災害,朝廷亦能從容賑災,而民間的谷價最高也不過就是九錢,由此可見此時北方的富庶。

而在南方,該地區雖然沒有北方來的那麼的富庶,但是在吳、東晉、宋、齊、梁、陳等數代王朝的經營下,再加上從東晉到陳朝這百年間,江南幾乎都未發生過大規模的戰事,北方對於南方的威脅,僅只是能影響到淮河流域,而南方內部的軍事衝突也僅僅只是影響到長江中游至建康一線,因此很少受到戰事波及的南方,在數百年的和平發展下,到了隋初,也是呈現出了一片繁榮的景象,而從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然後將江南的物資大量運輸到北方,亦可窺知南方的富庶。



而當時的隋朝就是建立在這麼一個已是十分富庶,且又相對和平的土地上,由此,後來的它能夠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變得如此的富庶,這也就不是一件讓人難以理解的事情了。

推出的有利的制度和政策

當然如果僅僅只是靠繼承南北朝的經濟基礎,而其他事情都不去做的話,那隋朝是不可能達到後世那樣的高度的,就好比元朝雖繼承南宋在江南所打下的經濟基礎,但因後期元朝接二連三的出現政策上的失誤,所以元朝雖繼承南宋的基礎,但卻未將南宋打下的基礎發揚光大。因此,隋朝之所以會有後來的成就,除了有前代打下的經濟基礎外,還與它實施的一系列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制度和政策有關。

隋時,隋廷推出的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頒布均田令,推行租調製。開皇二年(582年)隋文帝頒布詔令,繼續實行北魏以來的均田制,並更加細節化,且授田的數量也更多,所徵收賦稅也更少。隋文帝定:「一夫受口分田八十畝,婦女四十畝;又每夫給永業田二十畝。受田丁男一床(一夫一婦)納租粟三石,調絹一匹,綿三兩或布一端,麻三斤,單丁及部曲奴婢受田與農民同,但租調只納丁男之半」。

即男人授田八十畝,婦女授田四十畝,再給予男人二十畝的永業田(私有土地),同時若是夫婦,則每年需納租粟三石,調絹一匹,綿三兩或布一端,麻三斤,而若是單身或者是奴婢,較之夫婦,則只需交納一半即可。



因均田令和租調製的實施,使得隋朝的農民被固定在土地之上,百姓不但不用再流離失所,且最重要的是荒廢的土地被開墾出來。如此,隨著土地的增加,賦稅的增加,隋朝自然也就越來越富庶。

第二、實行輸籍定樣,開展大索貌閱。自南北朝以來,戶籍不清,農民隱漏戶口、詐老詐小的現象開始變得極為的嚴重,而在當時戶口就意味著稅收,如果在冊的戶口變少,那也就意味著朝廷的稅收將大幅度減少,同時可控制的勞動力也將減少。由此隋文帝開國後,為了整頓日益嚴峻的戶籍問題,遂在開皇三年(583年)下詔:「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以防容隱」,即按戶籍上登記的年齡和本人體貌進行核對,檢查是否有謊報年齡,詐老詐小的情況。如有不實,里正、保長、黨長等要被處以流刑。

而通過這次排查,大量隱漏戶口被查出,據史所載:「於是記帳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有近一百餘萬戶之前隱藏的戶口被查出,由此大大增加了朝廷控制的人口和賦稅收入。

此後,在開皇五年(585年),因高熲認為「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征納,除注恆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以推校」,所以奏請隋文帝「乃為輸籍定樣,請遍下諸州」,而文帝亦採納了高熲的建議,開始在全國實行「輸籍法」,即每年正月五日,由縣令出查,將百姓300家到500家編為一團,依定樣確定戶等,寫成定簿,然後朝廷就依據這個標準來確定每戶這一年需要交納的賦稅。



「輸籍法」的目的就是讓朝廷可以更方便的查出被隱藏的戶口,然後防止百姓逃稅,及抑制士族、豪強隱藏勞動人口,從而避免稅負出現不合理的問題。如此,在大多數隱藏的戶口都被查出後,隋朝的財政收入也得以大幅度的增加,可以說,高熲的「輸籍法」無疑是成功的,正如唐理財家杜佑所言:「隋代之盛,其由於斯」,「開皇盛世」能夠到來,與「輸籍法」的推行是有著密切的關係的。

第三、實施輕徭薄賦。隋初,實行的是「輕徭薄賦」的政策,隋開國時定丁男一床租三石,而這比北周少了兩石,比劉宋少了四石,到了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又將調絹由丁男一床納四丈減為二丈。此後,隋朝又數次頒下免除部分地區賦稅的政策,開皇九年(589年)平定南陳時,文帝下詔「故城之境內,給復十年,除州免其年租賦」;開皇十二年(592年),文帝又下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同時在北周時,百姓到六十歲才停止服徭役,但到了隋開皇十年(590年)後,隨著文帝下詔:「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此後隋朝百姓五十歲即不用再服徭役。隋煬帝即位後,因國家財政日益充足,府庫盈溢,煬帝又下詔:「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此後婦人、奴婢、家僕等不用再交納賦稅、承擔勞役,而男子則在二十二歲之後再承擔賦稅、徭役、兵役等職責。



就這樣,通過輕徭薄賦政策的實施,隋代百姓得以休息生息,可以安心的進行農業生產活動,而隨著百姓開始全心全意的投入到社會的建設當中,隋朝的經濟也得以開始穩步提升,再借著之前南北朝所打下的經濟基礎,隋朝也得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步入了極盛時期。

高素質的統治者

西哲伏爾泰在其《路易十四時代》中說:「國家的繁榮昌盛緊緊繫於一個人的性格,這就是君主國的命運」,封建時代,一個王朝能否興盛,多半取決於皇帝,只要皇帝聖明,再加上政策得當,這個王朝基本上就能走上興盛。而正如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所說:「史求其說而不可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漢隋二帝皆以躬履儉約富其國」,隋朝能在短短的數十年內就創造出如此驚人的財富,這其中與隋文帝的存在是分不開的。

隋文帝可以說是中國最出色的皇帝之一,呂思勉曾言:「隋文帝何如主也?賢主也。綜帝生平,惟用刑失之嚴酷;其勤政愛民,則實出天性,儉德尤古今所無,故其時國計之富亦冠絕古今焉」,隋文帝在位24年間,勤於政事,躬行節儉,他將南北朝所實施的苛捐雜稅統統都廢除掉,並實施了輕徭薄賦、輸籍定樣等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由此隋朝得以府庫充實,倉儲豐盈。



綜上所述,隋朝之所以會有如此驚人的財富,主要就是基於以上三點原因,即繼承南北朝發展、實施合理的經濟政策,以及高素質的統治者。

當然,即使是如此富裕的隋朝,它卻也只是存在了短短的37年時間,而它之所以那麼快的就陷入亡國的境地,這其中雖然有著諸多原因,但有一點原因卻就是因隋朝的富裕。為什麼這麼說呢?其實很簡單,隋朝的富只是對於朝廷而言,卻不是對百姓而言,它只是國富,卻並非民富。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鑑論》曾這樣說道:「財散則民聚,財聚民散」,「大損於國者,莫甚於聚財於天子」,「聚錢布金銀於上者,其民貧,其國危;聚五穀於上者,其民死,其民速亡」,如果一個王朝將財富過度的集中在朝廷的手中,而不分散到百姓的手中,致使出現國富民窮的話,那麼一旦發生動亂,隋朝就會立刻分崩離析,因為貧窮的百姓根本就不會支持將全國財富都聚攏在自己手中的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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