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
摘要：本文以浙江黃岩南宋趙伯澐墓出土的一雙環編足衣為研究對象，從技術的角度對足衣的編織工藝進行分析與研究，通過對比西方同時期相關實物、圖像及文獻中的織物組織結構異同，發現此種編織技術與西方早期手工針織技術十分相近，西方學者把它稱之為"Needle-loop"或"Nalbinding"。這種編織工藝在宋代盛極一時，並大量出現於元、明兩朝的織繡作品中，對同時期日本及西藏地區的織繡技術有很大的影響。
浙江省台州市黃巖區發現的趙泊澐墓是一座南宋早期墓葬，距今約八百多年。墓中出土了六十餘件紡織品，織物品種齊備， 涵蓋絹、羅、紗、綾、刺繡等，詳細情況已有專文報導。其中，以墓主人腳下所著編織足衣的工藝最為獨特。除鞋底有部分殘損外，整體保存較好，如圖一。鞋面以一列一列線圈扣合而成，質地緊密，這與西方早期針織物的組織結構相同。在此之前,馬山楚墓出土的「針織絛帶」把我國的針織技術提前到公元前三世紀左右, 這一發現引起眾多學者的廣泛關注,有學者認為相對於中原地區而言，此絛帶的紡織技術是一種孤立現象而難以解釋因果,與其同墓出土的鎖繡製品有著密切的聯繫,它是刺繡的衍生品。但是通過研究發現,浙江黃岩南宋趙伯澐墓出土的編織足衣組織結構與戰國時期兩湖流域出土的「針織絛帶」組織結構有著密切的技術淵源。
一、環編足衣的組織結構
環編足衣位於棺內下方，穿著於墓主人足上。底長24.5cm，高8cm，呈淡褐色。鞋面由兩根雙股絲線編織而成，內里襯絹。揭去襯絹後，其織物反面才可暴露。織物正反兩側織物結構相同，僅線圈左右兩側圈足交疊方向相悖。單根絲線投影寬度0.3 毫米，加S 捻，捻度每米約2500~3000 次不等。圈高2.5~3.2毫米，如圖二。紋樣與地子的編織方法相同，通過控制線圈與線圈之間的距離形成菱形圖案，地子部分密度小，花紋部分密度較大，如圖三。這種組織結構、圖案與河北隆化鴿子出土的黑色馬尾棋盤紋環編面衣的組織結構圖案十分相似，如圖四。
在顯微鏡觀察下，其編織方式十分特殊。線圈是構成該組織的最基本單位。緯向兩根紗線同時進行編織，而成圈部分僅由一根紗線參與。線圈下方兩個圈足相交，形成如「又」字形的閉合線圈，絲線按緯向做單項成圈運動，每一根絲線形成的線圈都組成一個橫向連接的行列。如圖五所示，它是將一組平行的紗線一頭扭攪，形成一個沉降弧相交的閉合線圈，每隔一段距離重複一次該動作，重複多次，完成第一行編織動作。之後，再開始編織第二行，此時將繞回來的紗線穿入第一行相近兩個閉合線圈之間的沉降弧，依次循環，層層編織。這種材料輕薄透氣，上下均可伸縮。
與上述組織結構相近的織物在以往考古工作中也曾有所發現。最早可追溯至兩千五百年前，在新疆且末縣扎滾魯克等墓葬群，出土了大量毛質編織帽，但大都殘破，《新疆且末扎滾魯克一號墓地發掘報告》中描述，」其編制方法與今天的手工毛線平針編織一樣"，編織軟帽有四種組織結構，其中一種與此編織鞋組織結構完相同，如圖六所示。帽子呈圓筒狀，「由平針起寬棱，地平的地方顯出縫窄」，以線圈進行並列的套環形式，互為連接為固結圈環，一列列圈環扣合而成。
遼代契丹貴族墓葬中亦多見這種近似編織結構，但多為斂衣。已發現的局部的、全身的網絡衣共計18 次，大部分為銅絲編織。其中，保存最為完好的應為在河北隆化不輦溝村遼代墓葬出土的銅斂衣，如圖七。環編結構主要出現於手部指網，每一個指網從起編至編完僅用一根銀絲，起編處在指尖，先將金屬絲一頭擰一個小圓環,完成第一圈後，再開始編織第二圈，此時將繞回的銀絲穿入第一圈第一個小圓環內，繼續前一圈相同動作。這種編織方法與現代緯編織物十分相似，現代針織設備可仿效同樣的編織動作。
有學者認為這種編織方法是由漢唐時圈（環）編法發展而來。其觀點基於在中原地區出土的大量戰國至唐朝時期該結構的編織實物，如馬山一號楚墓、長沙五里牌M406 楚墓、青海都蘭熱水墓地等。這些出土的紡織品實物品類多為絛組。因織物較小，背附襯絹，學界長期對其編織技術的屬性及源流有著不同看法。但是，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發現，這類編織物組織結構具有相同的特點，構成織物的最小單位是線圈，這是現代針織物最明顯的特徵。況且浙江黃岩南宋趙伯澐墓出土的編織足衣的針織結構是獨立存在的，出土地區位於長江流域，從時間因素及空間因素方面都證明了針織技術出現的合理性，針織技術並非是「舶來品」，若把他們放到一個歷史的過程中進行考察，是有前後承襲關係的，並非孤立存在。
二、環編技術的定義
關於這種編織技術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時期。《易·繫辭》中有伏羲氏「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的記載，說明在新石器時期古人便開始「手經指掛」製作繩網等工具進行漁獵活動。《說文解字》中有：「紐，系也。一曰結而可解。」清末學者段玉裁註：「結者，締也。締者，結不解也。其可解者曰紐。」顯然這種古代紐編技術與漁網打結結構是有所區別的，它兼顧有一定的脫散性與彈性，這兩種織物性能均是針織物所特有的組織結構特徵。
而在戰國時期，楚國設置有專門的機構，即「襄官」，《古璽彙編》中著錄有楚國「襄官之璽」的印信，這是專門為楚國中央政府管理製作各種絛組的官職。將紗線轉化為織物或服裝的針織面料的概念已經出現，匠人為迎合貴族階級審美情趣，努力創新，不斷改良工藝，這加速了編織技術向針織技術轉化過程，但並沒有關於這種技術發明者的名字的記錄。
儘管針織技術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長期以來對於手工針織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對針織的釋名僅僅停留在對其機械針織的概念上, 並且經常將手工針織與機械針織的定義互為混淆。現代的針織技術自洋務運動起，「學夷長計以制夷」，由西方傳入，並於上海開設我國第一家針織廠——雲章襪衫廠。但是，這裡的針織技術的範圍僅限於針織機械與其相關的紡織技術。
因此，根據其足衣織物的組織結構特點，需要對織物的編織方式做一個臨時的限定。即在一個系統內的紗線通過各種線環來進行平行紗線間的相互連接而形成的編織物，國內的一些研究學者將其稱之為環編或者圈編，編織方式如圖八。
在西方，將此類織物稱之為Nalbinding或者Needle-loop，Nalbinding 這類織物的歷史十分久遠，已知最古老的Nalbinding 的紡織殘片可追溯至公元前四千兩百年，該織物被發現於一個名為特布蘭德的丹麥小漁村，這項技術並以丹麥語Nalbinding 而命名，並被廣泛用於鞋類（中東和歐洲）、手套（整個歐洲）、包與手提袋（非洲），甚至是為年輕男性舞者提供的緊身連衣褲（西非）。直至今日，居住在秘魯的卡密塞阿、非洲的斯堪的納維亞等地區的土著人，依舊在使用這樣古老的編織方法。它是用一個有針眼的手縫針作為編織工具，在製作過程中，紗線穿入針孔，線伴隨針運動，針與線圈在底部會合，形成穩定的織物結構。這種織物歷史悠久，兼具彈性、卷邊性、延展性、脫散性。因此，Nalbinding 技術被西方學術界認為是西方手編針織技術的早期形式之一。
在古希臘詞彙中並沒有表示針織技術的詞語，「針織」一詞是由古英語的「cnyttan」演變而來的，而「cnyttan」則是源自古梵語單詞。中世紀以前「knit」這一單詞並非代表現在的針織技術，並且「knit」經常被拼寫成「knytt」, 通過對莎士比亞在1590 年到1610年之間對「knit」單詞的使用頻率的分析，「knit」一詞在他的喜劇作品中共出現了38次，其中僅有兩次代表「針織」的含義。因此，可以得出在文藝復興時期以前「knit」的詞性、詞義與如今並不相同。形成這種原因的情況可能有兩種。其一，這一時期這一地區根本沒有這樣的紡織技術的發明或傳入；其二，指代這種編織技術早期的詞彙被其他單詞所替代。顯然，第一種情況是與現今歐洲地區所出土的大量文藝復興時期以前針織物史實資料相矛盾的，從側面印證nalbingding 是西方早期針織物的可能性。而從定義及織物結構的角度分析，nalbinding 技術是與環編技術是有很大關聯的。所以，可以解釋環編技術與針織技術之間的聯繫。
並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證明中西方針織技術之間存在某種確切的聯繫，但是通過考古發掘可以得知，迄今為止現存最早的針織物殘片出土於我國新疆東部地區，如蔫不拉克墓地、艾斯克霞爾墓地、且末扎滾魯克墓地等墓葬中均發現有針織織物。其組織變化靈活，品類多樣，如帽子、髮帶、絛等，其中一些織物的組織結構不僅與浙江黃岩南宋趙伯澐墓出土的編織足衣組織結構完全相同，而且與西方拜占庭時期出土的針織物的組織結構亦同。這些墓葬受東方文化因素的影響較為明顯，其主要原因在於這些墓葬中不僅伴隨有大量帶有東周時期中原地區圖案特徵的紡織品出土，而且通過對其墓葬出土的人骨檢測, 可以發現人骨主要成分多是蒙古人種成分,歐羅巴人種成分所占比例很小。
三、與國外類似組織結構的比較
在西方相關考古發掘中，出土了大量環編組織的足衣。一些博物館的收藏尤其是巴黎羅浮宮、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維多利亞博物館、艾伯特博物館等都藏有被稱之為「科普特襪」的這個藏品。它們大多時間為公元一千二百年至公元一千五百年，並且都是由棉紗從下到上編織而成的。這種襪子在腳踝以上並且在大腳趾處有一個分支，這樣做可能是為了適應夾趾鞋。西方學界認為為這些足衣的組織結構是西方早期手工針織技術的產物。
這種織造技術的足衣最早實物出土於敘利亞東部的杜拉古城。杜拉古城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貿易中心，在一所教堂的廢墟上，發現大量的環編織物殘片。其中，最大的那片是14 厘米的正方形，如圖九。因為已經受損，所以無法精確的測量。它完全由未染色的羊毛採用Nalbingding 的方法編織而成，圖案是通過織物組織的變化而產生的。織物表面大量凸起條紋，上面有平行的菱形葉子從它的對角延伸出來。西方學者認為這是早期針織物殘片，並注意到加減針這個獨特的技術，從紡織學科的角度歸納出這類織物的編織過程及方法。從這種特殊的加減針的編織方式，如圖一〇所示，我們可以從側面證實編織工具是縫紉針的可能性，其中原因有三點。首先，在於其編織方向。現代的針織物的成圈方法一般是自下而上進行編織，新的線圈從前一個行線圈串套而成，其線圈沉降弧呈開合狀，即「Ω」形狀。而古代出土的手工針織物的線圈形狀為「又」形。顯然，後者的編織技術更為消耗時間，這樣的編織方式是不合理的。如果自上而下進行編織，線圈彎曲懸掛於前一個線圈的沉降弧之上，便可以合理解釋這種古代織物的線圈結構；其次，是關於線圈的密度。我們以杜拉古城出土的針織物為例進行測量，可以得到其織物的橫向單位內的密度，其一厘米由五個線圈組成，密度十分緊密，運用光滑的木棒或者金屬棒進行編織是很難達到這樣的密度的，而縫紉針相對而言更為靈活；最後，從杜拉古城出土的織物編織結構圖我們更可直觀的看到，在其進行加針編織工藝時，加針的兩個線圈並非完全串套，其中一個線圈的圈柱從相鄰經向線圈外側穿過。從技術角度分析，這樣的組織結構對於使用棒針進行編織是很難達到的。
這種編織方式與浙江黃岩南宋趙伯澐墓出土的一雙環編足衣基本一致，由此可以推斷這雙宋代環編鞋是我國古代針織技術的衍生品，尚不確定其與西方同時期針織技術的關係。但是，從西方遺存的實物上可以發現，足衣邊緣一般會有幾條類似字母的痕跡用於裝飾。通過對比這些字母的外形，可以歸納為兩種形式。其中一些字母形式與阿拉伯字母十分相近，西方研究者認為是上帝「安拉」名字；另一種形式的裝飾是由羅馬的大寫字母「N」的鏡像組成的，這也是一種伊斯蘭的圖形，在亞洲西南的地毯設計上很常見。這種帶有阿拉伯風格的文字，也出現於古代其他針織品類上，在西班牙布爾戈斯附近的皇家修道院聖瑪里亞的陵墓中發現了幾件針織物。其中在費南多王子墓中出土的針織靠墊和手套的邊緣編織有阿拉伯語字母圖案。這些實證可以說明西方古代針織技術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亞洲紡織技術的影響。
四、結論
浙江黃岩南宋趙伯澐墓出土的一雙環編足衣是我國古代針織技術的重要織造產物。在此之前，針織物實物出土多見於楚漢時期，並未發現兩宋時期的古代針織技術的實物。將趙伯澐墓出土環編足衣與同時期出土國外針織物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組織結構、編織工具、編織方式等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但沒有足夠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兩者之間的必然聯繫。從西方出土的足衣上面的圖案可以證實，西方針織技術深受東方文化的影響，雖然不能確定技術的傳播方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國手工針織技術是無法用現代針織技術的定義進行描述的，其原因在於現代針織技術的定義僅僅局限於機械編織，手工編織的靈活性更為優良，組織變化更為豐富。
責編：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