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暑殿鏟史官

趙宋立國320年，其北面先後存在著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建立的政權，其西北則有党項族建立的西夏政權。這些政權所以能與中原王朝抗衡甚至一再威脅到後者的存在，一個不容忽視的共同特點就在於他們都承襲了遊牧民族的強悍個性，武裝了強大的騎兵部隊。

在強悍的北方騎兵的重壓下，宋人也認識到只有發展自己的騎兵部隊，通過「以騎制騎」才能真正扭轉軍事上的劣勢局面。然而，無奈的是，宋朝要發展騎兵卻有先天不足———北方優良馬源被切斷以後，國家馬匹的質量首先便成為一大不可解決的難題，加之制度弊端諸因素的影響，帶來的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宋王朝騎兵部隊的退化。

「以騎制騎」既不能實現，不得已只能退而求其次。「以車制騎」便是其中呼聲較高且有相當影響的一種聲音。對此，宋朝統治者也曾經努力加以嘗試。

一、「以車制騎」的可能性與歷史經驗的借鑑

在宋代，第一個提出「以車制騎」者是真宗朝的吳淑。當其時，北方遼國對中原虎視眈眈，朝廷上下正苦苦尋覓應敵之策。咸平四年，吳淑上書宋真宗，請求恢復古代車戰之法。

的確，在理論上，車戰與騎戰有其相剋的地方。雖則騎兵的機動性遠勝於戰車，但無論是戰車還是騎兵，其優選戰場都是廣袤的平原地帶。而一旦在這樣的環境下戰車與騎兵遭遇，戰車往往能夠達到緩滯與抵禦騎兵推進步伐的目的。戰車自沒落以後，儘管更多地用於搬載糗糧器械等後方供應，但它同樣可以在前線實現障礙物的作用，有效地防禦騎兵的奔突。

趙宋以前的歷史已經充分證實，戰車並沒有在騎兵誕育後驟然遁出軍事舞台，相反，在戰國而後的很長一個時期里，它依然活躍在戰場前線，並多次取得了對騎兵作戰的勝利。

公元前244年，趙國名將李牧「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

漢武帝元狩四年，衛青出塞千餘里，北擊匈奴，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戰而匈奴不利」。

秦漢已降，西晉馬隆曾經創製偏箱車擊敗鮮卑；劉裕以四千乘兵車為軍隊的左右翼，組織儼然的車陣，「方軌徐進」，大敗南燕；北朝魏太武帝北征柔然，有騎兵十萬，車十五萬輛，嚇得柔然「不復敢南向」；隋軍與北部突厥交戰時，亦以「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唐代馬燧利用戰車，「行以載兵，止則為陣」，挫敗田悅軍隊……

現實的迫切需要與歷史經驗的結合，重新點燃了宋朝統治者對抗異族強悍騎兵的希望之火。只是，吳淑未能如願實現他的車戰夢想。在提出該建議的第二年他便去世了，但他首倡的以車制騎策略卻深深地烙在了宋朝很多士大夫的心裡。此後，每當邊事驟急、面臨北方騎兵進攻而手忙腳亂的時候，他們就不由自主地念起車戰。

二、「以車制騎」的實踐與流產

簡而言之，宋朝「以車制騎」的嘗試實踐主要有3個時期，一在仁宗朝，二在神宗朝，三在南北宋之交。我們能夠發現，宋人車戰呼聲的高低是與騎兵外患的脅迫密切相關的。

仁宗時期為了應付西夏，繼吳淑之後再次提出車戰建議並進行初步嘗試，聽從文武官僚的意見，開始嘗試製作一些戰車的樣車。

仁宗至和二年，汾州團練推官郭固繼吳淑之後再一次提出車戰，並綜合吳起、馬燧、李靖諸人的創意，改造民車作戰車，進呈了具體而微的「陷陣車」樣式。這一設想受到很多朝臣的重視，北宋名臣韓琦即以為車子「可用於河北平川之地，一則以遏奔沖，二則下營以為陣腳。」於是，宋仁宗同意試用該車制。

仁宗朝還有一個叫米守信的人曾經進獻過「寨腳車」、「沖陣劍輪無敵車」，具體車制已不得其詳。

史料顯示，每次有人呈獻戰車式樣，仁宗都是「御崇政殿閱之」，但似乎並未真正將「車戰」的設意付諸行動，而更像是在表明一種姿態，即朝廷鼓勵文武官僚提出各種可能的應敵對策。至少我們在現存史籍中還沒能找到宋仁宗朝將某種戰車運用於戰爭的任何佐證。

神宗時期，為了實現其富國強兵的理想，對西夏、遼與南方的交趾都採取較強硬的政策，此時，神宗積極發展軍事力量，甚至成立了專門的造車所。

宋神宗可謂是中國古代歷史上頗有作為的帝王之一。他鑒於宋開國以來困於周邊民族的被動局面，立志改革，以圖富強。為了對付遼、西夏等國強悍的騎軍，他再一次地想到了「以車制騎」的策略，而且下決心要將這一策略加以實際的運用。

神宗曾下令黃河沿岸採伐三千輛戰車的木材，並責成軍器監研定具體戰車樣式，抓緊製造。可惜的是，軍器監自始至終就沒有成功製造過戰車。

此外，神宗又詔令諸路經略司編整隊伍，預為操練唐朝李靖車陣之法。宋神宗求勝心切，為了解決車材收集不易的難題，還曾經實施檢括民車的臨時措施，但這一舉措受到沈括等人的諫止。沈括上書稱「民車遲重不可用」，借調民車完全是徒勞無功。最後神宗還是採納了沈括的意見，但三個月之後，神宗又再次命令軍器監抓緊時間研製戰車。

由此可見，宋神宗雖然罷去檢括民車的命令，但那僅僅由於他認可了民車遲重不可用的觀點，並不足以動搖他對車戰全局的樂觀想法。

兩宋之交，為了抵抗一路南下的金兵，車戰的呼聲一度高漲，南渡以後，統治者苟安江南水洳之地，不思恢復中原故地，於是只能利於北方平原馳突的戰車也便漸漸乏人提及了。

宋徽宗朝，蔡京當國，「經營湟、鄯，以開邊隙」，聽從邢恕「采其里人許彥圭車戰法，為淺攻計」，「每乘轅長一丈九尺，輪高五尺八寸，底闊四尺二寸，輪軸在外」。但邢恕造出的戰車顯然也不實用，後來，西夏攻掠鎮戎軍，虎視渭州，警奏至京師日五六，大敵當前，邢恕卻無計可施，事實證明，他所提議的戰車一無用處。

南宋以後，統治者更多地關注於水軍的建設，以保衛長江這道最關鍵的防線。但在宋高宗早期，依然有一部分人熱衷於車戰，希望能用戰車來阻遏金人的南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抗金英雄宗澤、李綱二人。此後，車戰的建議便漸漸銷聲匿跡了，偶或有人舊話重提，也不能得到統治者的重視。

自11世紀初吳淑首倡車戰之議，宋代不少人就開始憧憬能夠通過戰車比較有效地抵禦異族騎兵，但他們前後歷經百餘年的反覆，最終也沒有能夠圓了這個「夢想」，北方遊牧民族的鐵騎一如既往地粉碎了他們夢中的戰車。1127年，金人的鐵騎滅亡了北宋。150年後，蒙古人的鐵騎又滅亡了南宋。

三、「以車制騎」失敗的原因

宋人為了克制北方騎兵，自吳淑以後，多次提出「以車制騎」的方略，並嘗試製作了不同樣式的戰車，甚至將它們投入軍事用途，但歷史的結果顯示，以車制騎沒有取得預料的效果。究其原因，倘剔除車戰普遍的局限性，如戰場環境制約等因素外，可能還有如下幾個方面的關係。

戰車技術的蛻變

宋代製造的戰車不能合於實用，較之前朝，宋代造車的技術水平呈現出一定的蛻變趨勢。宋仁宗、神宗網羅全國技術最精良的能工巧匠，尚不能製作一輛合用的帝王玉輅。

戰車工藝不及帝王玉輅的精美繁複，然而其靈活性要求要遠遠高於後者，技術的困難可以想見。無怪乎宋神宗雖嚮往以車制騎，但當時的軍器監、造車所卻始終不能造出一輛真正有效的軍事用車。

在騎兵地位建立的過程中，戰車的影響已越來越小，這使得原有技術也日趨衰落。正所謂「自騎兵起，車制漸廢」。騎兵的興起不惟改變了戰爭的方式，而且造成了戰車技術的蛻變。

宋人希圖製造有效的戰車來鉗制遊牧民族的鐵騎，殊不知，騎兵的快速發展早已令健忘的人們不知戰車為何物了。

整體戰略的失當

宋人提出「以車制騎」的方略，就當時的軍事形勢而言，畢竟屬於消極防禦。「車之用在守而不在攻」，即使能一時抵擋敵方騎兵的衝突，但仍難以追擊取勝。

隋朝名將楊素統兵與突厥作戰，曾斷然毀棄己方藉以環衛的車輛，痛斥其「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並「令諸軍為騎陣」，用騎兵代替車陣，終於大敗突厥。可見，不論以步勝騎還是以車勝騎，都反映出戰略上消極防禦的一面，而如果要在戰場上取得最終的勝利，就必須獲得騎兵積極的配合，譬如伺敵敗退，則以騎兵從兩翼擊之等。

歷史證明，自秦漢以後，以車制騎的策略所以還往往奏效，乃在於綜合利用了戰車與騎兵。李靖本人「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為唐王朝立下赫赫戰功，最主要的也是仰仗騎兵部隊的機動快速，他也不止一次提及「兵貴神速」這句兵家真蒂。

事實上，南宋後來能夠扭轉完全被動的局面，與金朝保持一定的軍事平衡，甚至取得局部的勝利（如大儀鎮大捷、郾城大捷等），不僅因為韓世忠號令背嵬軍以長斧上砍人胸、下砍馬足，或者岳飛用麻札刀破「拐子馬」，更重要的是，韓世忠、岳飛等部隊後來都配備了相對精良的騎兵，所以才能在進退周旋之間克敵制勝。

遺憾的是，宋人在討論用車制騎的方略時，往往片面強調戰車，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戰車克敵，須配合己方機動的騎兵部隊，才能收取功效。

國家財政困難與造車成本過高的矛盾突出

宋朝的積貧問題，前人已多有論述，克騎戰車的實踐流於破產，與戰車所費甚多，國家財力不濟，似亦有一定的關係。《周禮·考工記》謂：「一器而工驟焉者，車為多。」徽宗朝議論車戰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曾上奏稱：「（戰車）其費不知其幾千萬矣。」

由於馬匹稀缺昂貴，為了節約成本，宋人不僅提出過以牛代馬牽挽戰車，更有甚者，如王安石這樣博學高識者，還提出過以人代馬的意見。這與其說體現了宋代士大夫的迂腐，也不如說它折射出宋朝國力的窘促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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