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漢卿和王實甫兩人好比詩壇李杜、文苑韓柳，他們是我國古代戲劇峰頂上肩並肩的巨人。關漢卿是元代雜劇的奠基人，「姓名香四大神州，驅梨園領袖，總編修師首，捻雜劇班頭」。王實甫和關漢卿一樣，「士林中等輩伏低」（賈仲明輓詞），也是一位劇壇的領袖人物；《錄鬼簿》說他「名德信，大都人」作劇十四種，今存《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呂蒙正風雪破窯記》、《四丞相高會麗春堂》三種和《韓采雲絲竹芙蓉亭》、《蘇小卿月夜販茶船》二種殘曲以及一二小令。其中以《西廂記》最為傑出可以說，共處一個相同的時代，都是元代前期雜劇作家，又都是劇壇的領袖人物，這是關、王的相似之處。
關、王來自社會下層，對百姓的疾苦有真切的體會，這也是他們的共同點。關漢卿是一個「躬踐排場，面敷粉墨，……偶倡優而不辭」（減晉叔《元曲選序》）的書會才人；由於史料的極端缺乏，除《錄鬼簿》的零星記載外，我們對王實甫的生平知之甚少，只能就其作品進行一些推測。《西廂記》第四本第四折末尾【鴛鴦煞】曲云：
柳絲長咫尺情牽惹，水聲幽仿佛人鳴咽。斜月殘燈，半明半滅。唱道是舊恨連綿，新愁鬱結；別恨離愁，滿肺腑難淘瀉。除紙筆代喉舌，千種相思對誰說？
《西廂記》每一本戲末尾一曲，由場上說唱者司唱，作為與下一本之間的連接（因為古代戲曲演出沒有下幕）這雖是沿襲金院本的舊例（見《西河詞話》），但這支【鴛鴦煞】的曲子，「除紙筆代喉舌」云云，顯然是作者口吻，可以想見王實甫胸中鬱結、別有塊壘的坎坷人生；結合他在《破窯記》劇中所流露出來的「世間人休把儒相棄，守寒窗終有崢嶸日」的感嘆，和他通過紅娘之口理直氣壯地為「寒門」「窮民」爭氣看來，王實甫可能就是一個沉鬱下僚的儒士「窮民」，這和關漢卿通過竇娥發出的「人命關天關地」的呼籲是一樣的。他們兩人的身份境遇，諒必是比較接近下層人民的。王實甫和關漢卿有許多不同點，首先表現在劇作題材的選擇上，關漢卿一生寫了約六十種雜劇，他一不寫神仙道化，二不寫隱居樂道，除此之外，劇作題材十分廣泛，內容形式多種多樣，如公案戲、歷史戲、風情戲以及悲劇、喜劇、正劇等均有傑作，尤其是描寫下層婦女的戲曲，成就更為突出。
以愛情為主要內容的，今存僅《閨怨佳人拜月亭》種。王實甫則不同，他擅長愛情劇的撰作，從《錄鬼簿》所記的雜劇名目或今存劇本看來，愛情劇占多數。他也寫過《才子佳人拜月亭》（今），他的《販茶船》寫雙漸蘇卿的故事，《破窯記》寫呂蒙正的故事，《嬌紅記》申生王嬌娘的故事，這些都是宋元時期勾欄伎藝著名的愛情題材。正像關漢卿在表現古代下層婦女的生活和她們的反抗精神方面獨步劇壇一樣，王實甫以《西廂記》一劇在愛情題材這個領域裡，也取得了前無古人、後鮮來哲的卓越成就。關、王雖然都是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但他們提出問題的立足點和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卻不同。關漢卿是一位戰鬥的現實主義作家，實踐的人道主義者。他的劇作無論悲劇或喜劇，都充滿強烈的現實性，竇娥、宋引章、燕燕、王婆等的不幸遭遇，是元代婦女悲慘命運的縮影；
他筆下的魯齋郎、葛彪、楊衙內、周舍、張驢兒、桃杌賽盧醫等，是一幫權豪勢要、貪官污吏、流氓地痞，由他們組成了一幅元代社會的百丑圖。關氏通過竇娥的冤案，對元代社會的法紀廢弛、綱常淪喪提出憤怒的抗議，表現了關漢卿現實主義的戰鬥本色與人道主義的實踐內容，這和前代杜甫、白居易基本上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同情人民的痛苦生活是有所不同的，就是和王實甫比起來也有很大的差異。王實甫《西廂記》採用的是傳統的愛情題材，一個唐五代和宋元時期勾欄瓦舍的「熱門」節目，因此，《西廂記》中元代前期現實生活的脈息並不強烈。王實甫現實主義藝術的特色主要表現在：他面對的並不僅僅是元代社會的問題，而是上千年封建社會中存在的帶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即封建禮教對婦女愛情婚姻的壓迫。
雖然王實甫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這樣要求古代作家是不實際的），但是，他通過《西廂記》向人們揭示了：封建禮教是多麼虛偽，多麼不合理，它的本質是多麼虛弱，男女青年的愛情多麼高尚純潔，多麼合乎人情物理。只要封建禮教在中國的土地上殘存，《西廂記》思想認識價值和教育意義就不會消失。過去有的研究者指責《西廂記》缺乏元代社會生活的特徵，是無視其傳統著名題材的特殊性，也看不到王實甫現實主義藝術的特點。關漢卿是從元代現實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以一種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戰鬥姿態出現去解決社會問題；而王實甫卻是從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擷取具有典型意義的題材，通過詩情畫意的愛情喜劇來提出整個封建社會帶普遍意義的問題的。這就是關、王現實主義的最大差異。
關、王在藝術表現上蔚然大家，都是開拓藝術流派的大師。關劇人物塑造高度典型化，無論是弱小而敢於反抗的寡婦竇娥，老練而諳於世故的妓女趙盼兒，天真無邪的燕燕，還是權傾朝野的魯齋郎，粗魯凶暴的葛彪、好色狡詐的周舍等，無一不是現實主義典型化的人物。「齋郎」在宋代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官，而關漢卿筆下的魯齋郎卻是炙手可熱的隨便搶奪婦女的權豪勢要。作者顯然只是借用前代的故事（如《竇娥冤》借用東漢「東海孝婦」的傳說）前代的人物（如包拯）、官職（如齋郎），實際寫的卻是元代血淋淋慘酷的現實。
而王實甫筆下的人物，卻是高度理想化的，張生的痴情志誠，鶯鶯的深情蘊藉，紅娘的熱情潑辣，很難說這是哪個朝代的人物，他們身上現實的脈息並不強烈，但理想的色彩卻異常濃重，他們是作者按照自己的審美情趣鑄造出來的理想化的藝術形象，是封建時代真善美的結晶。《西廂記》在明清兩代比關劇更為風行，原因就在於作者塑造了幾個封建時代帶普遍意義的藝術典型。可以說，採用現實主義的藝術方法而帶有濃重理想化的色彩，這是王實甫塑造人物形象的最大特色。關、王都是語言藝術大師，關漢卿是元曲本色派的傑出代表，王實甫則是文采派的一代宗匠關劇的語言特色是本色自然，肖似逼真。如竇娥在法場對蔡婆說的一段白：
「婆婆，那張驢兒把毒藥放在羊肚兒湯里，實指望藥死了你，要霸占我為妻。不想婆婆讓與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藥死了。我怕連累婆婆，屈招了藥死公公，今日赴法場典刑。婆婆，此後遇著冬時年節，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漿水飯，瀽半碗兒與我吃；燒不了的紙錢，與竇娥燒一陌兒。則是看你死的孩兒面上！」
竇娥把自身的冤枉對婆婆表白，然後提出了極其卑微的要求，這些要求還要對方「則是看你死的孩兒面上」。這段說白十分貼合竇娥這個善良的小媳婦的性格，讓我們看到封建時代婆媳關係的不合理，以及婦女地位的悲慘。這段念白就象生活本身那樣自然樸素，幾乎看不到藝術加工的痕跡，這正是關劇本色語言的藝術本色。王實甫是文采派的語言巨擘，《西廂記》詞章華美，如天鋪雲錦，七彩虹霓，無人不愛。它那秀美的藝術語言，是構成「花間美人」獨特藝術風格的重要因素。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關、王藝術的不同點的話，這就是：關漢卿戲曲屬陽剛之美，而王實甫戲曲屬陰柔之美。借用清代姚鼐的話來說，前者「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後者則「如初升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復魯絮非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