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一種裝有「HIV尿液匿名檢測包」的自動售賣機被悄悄安放在了清華大學C樓的一層樓道里。
這個外貌與普通售貨機無異的機器，在其右部多了一個不大的「樣品回收箱」。滑動上方的觸屏，花30元，即可從售貨機買到市價298元的HIV自檢包。購買者自取尿液後投入回收箱，就可通過編碼在10天上網查詢結果。
這是高校防治愛滋病的新舉措之一。首批安裝了售賣機的高校包括：北大、清華、人大、北航等學校，有望在2018年覆蓋海淀所有學校。海淀區疾控中心向媒體透露，清華裝機前的一個多月時間內，除清華外的10所高校的售賣機共賣出37個檢測包，其中14個送檢，檢測結果全部為陰性。
但並非所有人都這麼幸運。
如果不是2016年的一場檢測，今年大四的張燁（化名）可能還是跟他周圍的一些同學一樣，每日往返於圖書館與宣講會，準備國考或深造。
但檢測試紙上兩槓鮮紅好似一記悶棍，打碎了這個22歲的青年對未來的所有美好規劃。他的HIV初篩檢測為陽性，被所在地疾控中心確診。
「我當時完全懵了，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張燁對本刊說，從來沒想過自己愛滋病會與自己產生聯繫。
「我還能活多久？」
「我是不是快死了？」
「我的父母怎麼辦？」
……
這些問題此後一直縈繞他腦海。
按照家人對他的期望，張燁原本打算報考公務員考試，進入體制內，穩定輕鬆地度過自己的餘生，但事業單位嚴格的體檢要求讓這個夙願變得遙不可及。曾經他還想過考研，如今只想趕緊工作掙錢養家。
在中國，像張燁一樣被查出HIV病毒呈陽性的大學生正越來越多。中國疾控中心的數據顯示，2011年到2015年，中國15～24歲大中學生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凈年均增長率達35%（扣除檢測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學生感染髮生在18～22歲的大學期間，可謂是觸目驚心。
「大學生感染愛滋病已經成為一個現象，而不是個案。」 青島大學醫學院教授、貝利馬丁獎（Barry & Martin's Prize）獲得者張北川對本刊說。
自1985年中國首例愛滋病起，中國已進入愛滋病防治的第33個年頭，愛滋病疫情已經控制在低流行水平，但青年學生愛滋病感染率不降反升，其中以男男性行為傳播為主。
張北川透露，僅2015年，中國就報告了3000多位在校青少年學生確認愛滋陽性，其中大多男同群體，如果連同前兩年和2016年報告的在校學生染艾者，估計總數已近萬人或更多。
這一數字還在不斷增加——北京近兩年大學生感染愛滋病每年新增100多例，2016年15~24歲青年感染者和病人數增幅超過了愛滋病整體增幅；上海2015年共報告發現青年學生感染者92例，較上年同期上升31.4%；南昌2016年9月報告存活學生愛滋病感染者和病人135例，年均增長43.16%。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曾透露，截至2016年9月，學生新增HIV病例占全國新增總病例比例為3.2%，這個比例看起來雖然不高，但考慮到人口基數時，從學生中發現愛滋病感染者的幾率，比全人群中發現感染者的幾率高出41%-66%。
青島青同防艾志願服務中心負責人虎子（化名）說，其服務中心在青島主城區、青島大學城有兩個檢測點，2017年共檢測近1000人次，檢測呈陽性的青年學生中「清一色全是MSM（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男性間性行為發生者）。」
《費城故事》劇照
陷阱
為何青年男同群體的HIV病例會增加之快？虎子分析說，學生群體比較特殊，比較單純、老實，「容易受到外界誘惑，畢竟沒有閱歷，不能分清好壞。」
張北川認為，大學生等青少年在男同社區內的交往中缺少自我保護能力，脫離了過往約束，在大學環境裡易受社群亞文化的影響，加上性生理的成熟，使得青少年男同突破以往的自我，開始尋求圈子內的交往。
張燁來自山東農村，2014年高考升入華東某高校。他從初中起發現自己對男孩子有傾慕之感，但不知「同性戀」的概念。進行大學後，才開始通過網絡資料與交友圈認清了自己的屬於性少數群體。「我的認同比較晚，是大學才開始的。」
讓他產生認同的，是手機社交App。他通過某款交友軟體找了屬於自己的圈子，並與一個33歲的有工作的男性傾談了半年後見面並建立關係。此後一年裡，發生了約3次無套性行為。
張北川指出，大學生群體感染之所以上升得這麼快，也跟男同群體的多性伴侶的社區性質有關。在社區里，青少年男同一般缺少足以保護自己的協商權力和能力，不知道自己接觸的人可能就是攜帶愛滋病毒的者。
本刊採訪4個案例中，所有的感染者案例都是被年齡更大、擁有一定社會經驗的非學生男同人士傳染。在大學生面前，擁有一定閱歷、更好經濟能力他們，在關係中占據了更多的主導地位，同性但不平等。而大學前義務教育的性壓抑，以及過往主流社會對同性的歧視，使得部分學生「同志」更傾向與成熟的社會人士交往。
「我不知道我是他的第幾任，但他是我的第一任。」回憶起如何與前男友在一起，張燁說，「他非常照顧我，經常帶我出去改善生活，對我挺上心的。」
每到夜裡一個固定時間點，張燁的前男友總是會去到洗手間並上鎖，久而久之他漸生疑慮。某天夜裡，他趁男友睡覺時翻開了他的包，發現一瓶維生素C的藥盒裡，裝著一種白色藥片。
「我琢磨著維C也不長這樣啊。」手機上一番查詢後，張燁再也睡不著了。
他糾結了很長時間，才將對方叫起來。憤怒的質問後，張燁把曾經的伴侶狠狠地打了一頓，然後刪光了所有聯繫方式。
山東某高校的感染者葉楓（化名）此前也一直不知道到底是誰傳染了自己，直到去疾控中心領藥時，遇見了一個曾經發生關係的男伴。葉楓本想戳他打個招呼，但對方卻刻意躲開了。「他一躲，我就知道有鬼。」
在虎子、毛毛雨等負責人看來，學生群體的單純與脆弱，還體現在診斷後的反應與表現。與其他群體相比，青年學生確診後外表反映會過激，曾經將其辦公室的地板哭得一片濕，甚至還在地板上滿地打滾，但真正治療起來會非常配合。
絕大多數人沒有告訴選擇壞消息帶給父母。「他們也幫不了我什麼，看見他們傷心只會讓我更難過。」張燁說。
他的第一段關係可能也是他的最後一段關係。確診後，他沒有再找伴侶或發生性行為，即使是有保護措施，生怕把病毒感染給他人。「有人勸了我，說世上沒有100%的事。」
「不能把屎盆子都往孩子身上扣」
隨著大學生的猛增的HIV疫情被公布，有輿論聲音開始指責：是否當代大學生的性觀念過於開放了？2015年的一項針對34個城市大學生的調查研究顯示：接受調查的大學生中60.5%接受性解放、性自由，67.1%接受婚前性行為，近七成大學生接受未婚同居行為。
「不能把屎盆子都往孩子身上扣。」張北川不這麼認為。他表示，根源還是在於當下性教育過於滯後、而且部分高校對於愛滋病等性教育態度古板。
「我們學校沒有愛滋病，為什麼要給我們開展這樣的工作？」安徽青衛健康服務中心負責人「毛毛雨」曾嘗試與當地某所高校開展愛滋病教育講座，但得到了校方高層管理者這樣的回覆。
「大學生學歷高素質高，但是我們發現他們對愛滋病知曉率並不高。知曉率高的，行為與知識也有偏差，比如安全套的使用。」虎子說，青年學生中有一種僥倖心理，很多人知與行不一。
性教育在中國依然是一個未全然開放的地方。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由也意味著風險。從小到大，沒人給張燁講過性知識與正確的性行為，他只知道有愛滋病，但是全然不知怎麼防護，覺得離自己很遠。
「我所有的知識都來源於公益網站，自己高中就開始看，慢慢了解。」陳諾說。
相關部門早已嗅到了疫情風聲。
2015年8月10日，衛計委和教育部聯合印發《關於建立疫情通報制度進一步加強學校愛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立學校愛滋病疫情通報制度。通知直接指出，「近年來，學校特別是高等院校愛滋病防控工作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一些地方學生愛滋病疫情上升較快，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
緊接著，兩部門聯合啟動了高校愛滋病防控試點工作，選取來自11個省市的46所高校進行愛滋防控試點，其中有11所高校屬於重點干預試點。主要任務包括：在新生入學教育中落實教育任務、建立和完善新媒體平台、定期針對高校中有易感染愛滋病行為人群提供諮詢信息等。
「很多高校是重視了，但也是一種形式，比如愛滋病日搞一兩場講座等。」虎子透露，這兩年許多高校里還針對新生開展了愛滋講座，有學時要求，但效果一般。
主要問題在於，在高校，想有針對性找到愛滋高危人群非常困難。「很多高校在校醫院裡面設置了愛滋諮詢檢測表，但是很多男同不敢去，怕歧視，怕泄露。寧願周末做去社會機構做、甚至去醫院花錢做檢測。」
葉楓的檢測正是虎子的機構做的。他說，此前他在學校關於愛滋病的印象就是，「每到愛滋病日，學校的廣場會有學生部門擺兩個攤宣傳。」
這樣的情況下，上海青艾等公益機構被引入上海校園內，而許多校園的自動售貨也悄然變了面貌，更多的裝上了HIV檢測包與樣品回收箱。
不過在虎子等檢測機構的人看來，僅有自檢包還遠遠不夠。從業八年以來，當他告知每一個人檢測呈陽性者其血液可能是有問題時，「幾乎沒有一個人是清醒的，全都懵了。」
「自檢肯定是好事，方便了很多不方便的人，但關鍵是在自檢中，怎麼能普及這個知識，不是拿到一個結果就完了。」虎子說，「結果呈陰性沒有太大意義。萬一呈陽性的話，下一步該怎麼辦？這時沒有人告知他，這是局限性。」
2016年臨近暑假，葉楓就是在虎子的檢測機構的被查出來呈陽性。此前來只是來找朋友玩過幾次，經不住朋友勸，他就做了檢測，結果兩槓鮮紅，結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會不會是弄錯了？」葉楓情緒有些激動地問。此前，他一直覺得愛滋病是國外才有的疾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由於臨近暑假，葉楓要收假後才能到當地疾控中心做確診。暑假接近兩月時間裡，他形容自己一直「恍恍惚惚」，整日整日惶恐擔心，做事學習毫無動力。
收假後，他去了學校所在地的疾控中心，確診結果是沒有僥倖。
（《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