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徐繼畬說"西北之耀武功，始於漢"這話雖說不錯，但兩漢四百年，西漢和東漢在西北邊境的經營戰略是截然不同的。西漢初年匈奴的軍事威脅嚴重，嚴重時甚至烽火通至國都長安，在此前提下，西漢向西北方的擴張，隔絕匈奴與羌人，控制西域夾擊匈奴，斷匈奴之右臂，是環環相扣的大戰略，整個西漢的西北經營是一種擴張的態勢。
東漢的國都是雒陽，國都東遷之後，經濟中心自然也從長安東移，面對同樣來自西北的軍事壓力，與開拓向西，移民實邊的西漢不同，東漢奉行收縮政策，一旦邊疆形勢吃緊，就想著遷邊民於邊郡以內，甚至出現過對放棄整個涼州的討論。
三次棄涼州的爭論
在兩漢之交，羌人逐漸內遷，大量湧入西北各郡，建武十年（公元34年）和建武十一年(35年)兩次出現羌人入寇，時任隴西太守的馬援在擊敗了這批羌人之後將降部遷徙到了天水、隴西、扶風。這次羌亂平息之後，東漢朝廷首次出現了棄涼州的聲音，「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相比朝臣，作為隴西太守的馬援顯然更了解西北的局勢，他上奏說：
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
西北的區域並非是不毛之地，河西走廊一代可謂是土地肥沃，漢書中評價"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谷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除了經濟條件外，西北的城池完固，如果把這樣一塊地區直接扔給羌人，日後必然會使得羌人做大，為禍不休。馬援的主張顯然更為有理，第一次涼州棄地之議作罷。
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年），由於不堪壓迫，羌人爆發出了遠超以往規模的動亂，永初四年（110年），大將軍鄧騭在數次作戰失敗後，提議放棄涼州，以節約軍費，集中力量在北部邊境，鄧騭的主張得到了眾公卿的認可，這就是第二次關於涼州棄地的議論。
這次唱反調的是郎中虞詡，他對太尉李脩陳說利害，他指出先帝開闢疆土不易，後人不該隨意丟棄，且涼州一旦丟棄，西北前線就從涼州變成了三輔，三輔若為前線，則歷代先帝園陵安危難定，關西人尚武，羌胡不敢占據三輔就是因為有涼州在，涼州世代忠於國家，現今不顧當地百姓意願的棄地內遷，他們必生異心，到時候面對這群勇武之民，朝廷難以抵禦。太尉李脩對虞詡的觀點深以為然，在李脩支持下，涼州未被放棄。
然而面對這次羌亂，東漢朝廷在之後一年中作戰依舊不順，雖決定堅守涼州，但在永初五年的三月，仍然不得不放棄了隴西、安定、上郡、北地四郡將之內遷，內遷的四郡中上郡屬并州，這裡先不論。屬涼州的隴西、安定、北地三郡，只有隴西是徙到本郡的東界，安定遷徙的美陽屬右扶風，北地遷徙的池陽屬於左馮翊，三輔畢竟變成了前線。
三輔即京兆尹、右扶風、左馮翊三地，稱之為三輔就是指輔助治理長安的三個職官，在西漢時，三輔是名副其實的京畿重地，更是帝國政治、經濟的中心地帶。東漢國都東遷，但三輔仍然和雒陽同屬司隸，同時由於西漢歷代漢帝的陵園都在三輔，三輔的政治意義也不同尋常。如今在羌人的軍事壓力下，三輔變成了邊境，元初三年（116年）秋「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曾經的政治、經濟中心逐步變成了塢壁遍地的前線。
元初五年（118年），這次大規模的羌亂終於平定，永建四年（129年）內遷的各郡「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但好景不長，僅僅十年之後，漢順帝永和五年（140年）第二次大規模的羌亂開始了，剛剛恢復生息的西北又遭兵禍。之後的西北再無寧日，再到漢靈帝即位，鮮卑又成了新的邊患，「幽、並、涼三州緣邊，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同時，邊章、韓遂等人作亂，東漢第三次出現了棄地的議論，在議郎傅燮的據理力爭下，第三次棄涼州的議論也算作罷，但此時西北局勢已經不在帝國的控制之下了。
東漢西北邊地戰略的錯誤
站在事後諸葛亮的角度去看東漢的西北經營，顯然從戰略上就有較大的問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認為"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開拓西域絕不僅僅是好大喜功的過度擴張，而是對西北的邊防至關重要的一步，但是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他竟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東漢初年經歷兩漢之交的戰亂，奉行休養生息的政策這固然沒錯，但是在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因內亂而分裂，南匈奴歸附漢朝，而北匈奴又發生了瘟疫和天災，「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睏乏力，不當中國一郡」，這時臧宮、馬武等人認為這是攻擊北匈奴並復通西域的大好時機，但此時的光武帝似乎失去了昔年的英氣，奉行以「柔道」治天下，甚至「厭武事」，反而嚴厲斥責了進言的二人，「自是後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光武帝主動放棄了攻擊北匈奴的大好時機，還多次拒絕西域各國請求東漢再立都護的要求，剛經歷了天災人禍的北匈奴在得以喘息之後，再度控制了西域。永平年間，恢復了實力的北匈奴帶著西域各國軍隊，對西北各郡造成了極嚴重的威脅，這段時間匈奴邊患的嚴重在後漢書中的多個傳記里提及：
永平中，北虜乃協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盡閉。——《後漢書·西域傳》
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盡閉。——《後漢書·班勇傳》
光武中興，未追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後漢書·班超傳》
西域對西北各郡邊防的重要性，東漢朝廷並非沒有人意識到，例如，敦煌太守張向起初也主張棄西域，但真正到了河西之後，他卻改變了看法，上疏說：「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
但劉秀作為開國皇帝對西域的輕視態度一直貫穿了整個東漢，東漢對西域「三絕三通」中縱然是「通」的時期，西域各國互相攻伐的頻率也要遠高於西漢，並且天山以北的烏孫和蔥嶺以西的大宛都不曾臣服於東漢，顯然東漢對西域的控制力是不及西漢的。東漢在西域影響力最大的時期，也就是班超任西域都護的時代，這影響力的維持更多的還是依賴班超本人的傑出能力，東漢的朝廷對班超的援助卻十分有限。
東漢西北問題上另一個戰略失誤是關於西北邊地的移民政策，西漢移民西北是為了拓邊而募民徙邊，因此軍屯和民屯並行，東漢則極少有民屯，就是軍屯的規模也不大；而在外族降人的安置上，西漢是習慣將降人拆分之後在邊地設置屬國，允許他們以舊風俗生活，同時由於拆分為數個屬國，單個的威脅也不大。東漢卻往往將降人安置在內郡，由於不同民族的風俗習慣衝突和官吏對異族的刻意剝削，羌亂的源頭也就在此。
邊地用兵的靡費甚大，兩漢都是一樣，但西漢通過遷民實邊的政策，涼州十郡在西漢時人口要遠多於東漢，利用當地的兵源和補給要方便的多，便如下表所示，元始二年（公元2年）和永和五年（140年）涼州人口的對比：
涼州在東漢人口只有西漢的三成，東漢人口的官方記錄雖然不如西漢那麼準確，不同的資料數據略有出入，但是總體來說永和五年東漢在籍人口也在五千萬上下，是元始二年的八成多。要注意到，永和五年距離上次大規模羌亂也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這期間涼州也恢復了生息，縱然拋開羌亂時軍事壓力最重收縮內遷的隴西、安定、北地三郡，其餘各郡人口比之西漢依舊普遍少了半數以上；人口差距如此明顯，足以說明東漢盛時涼州人口比之西漢也是遠有不如。
由於當地人口減少，對軍事的承載力也就變弱，在邊地用兵的費用也就越大，朝廷就越不願意在邊地用兵，對這西北區域也就愈加輕視，關於涼州棄地的論調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老調重彈，形成了一整個惡性循環，這惡性循環的結果，是西北邊防的愈加吃緊。東漢以雒陽政治中心，向西延伸依次是雒陽——弘農——三輔——涼州，涼州一旦難守，首當其衝的就是三輔。
三輔變為前線之後，昔日的經濟重地遭到了嚴重打擊，崔宴的《政論》上書於150年，他的書中如此寫到，「三輔左右及涼、幽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蕨田宜苗」，曾經的三輔絕非土曠人稀之地，元始二年的三輔有二百四十四萬人口，永和五年只剩下五十二萬人，由於涼州的政策失誤，連帶昔日繁華的三輔也經濟凋敝，逐漸蛻為邊地。
東漢在邊地政策上還有明顯的歧視性問題，東漢的遷邊者有許多是罪犯及其家屬，「塞外吏士，本非孝子賢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他們的後代在社會地位上天然被看低一等；而身在邊地本身就要承擔更重的軍事任務，邊吏升遷機會卻也少於內地，永康元年（167年），張奐破羌，立下使得"三州清定"大功的他，朝廷賞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而作為涼州人的張奐不要這個賞賜，只提了一個要求，那就是希望舉家遷入弘農。換句話講，在張奐看來，二十萬錢和家中一人為郎的賞賜對於家族發展而言完全比不上一個內郡的戶口。
與漢武帝時期的過度行使武力相對，東漢的西北政策是消極過了頭，關於西域戰略地位的認識就是在清代也有海防派與塞防派的激烈爭論，雖不能苛求東漢的古人認識有多清晰，但三次關於涼州的棄地之論仍然可以短視形容，尤其是在永初年間的羌亂中哪怕是朝廷下定決心要保涼州，一有挫折公卿大臣們便又後悔之前未丟涼州。《潛夫論》以帶著嘲諷的口吻說「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為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涼州棄了，不還能棄三輔，三輔棄了還有弘農，弘農棄了還有洛陽，以此類推，反正國家夠大，能一路棄到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