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路搜套:失敗的明朝末代北伐 催生今人所見的長城出現

冷炮歷史 發佈 2020-01-12T03:45:00+00:00

搜套戰略失敗預示著今人所見的長城出現在1550年的庚戍之變中,不少來自河套的騎兵就加入了南下大軍,讓心高氣傲的明朝皇帝是臉上無光。

河套地區一直是中原帝國與草原勢力間的緩衝地帶。前者在強盛時會占據那裡,作為攻擊漠北的跳板。後者若有餘力,也會想方設法占據,成為衡制帝國的戰略基地。這種現象從先秦時期開始,直到明朝滅亡才趨於停止。

但在這段發展進程的末尾,爭奪河套的雙方都已顯出疲態。1472年的三路搜套,就是古老運作機制的迴光返照。無論厲兵秣馬的明朝當局,還是鮮有退路的蒙古諸部,都不再能打出過去的大規模戰役。最終,明長城的徹底成型,算是為這段漫長歷史的畫上了句號。


早期的封建縱深防禦

今人理解明朝時的北方地緣政治矛盾,往往會以長城作為無可爭議的分割線。南方的農耕體系牢不可破,北面的遊牧苦寒也是自古以來。但至少到北京宮廷首次與西方國家首次接觸,這樣的思維定勢都沒有出現。因為他們所繼承的理念和傳統,都與後世人會覺得理所應當的線式防禦不同。

早在1368年後,明朝軍隊就陷入了漫長的周期性北伐。儘管後人將這段歷史看做光輝歲月,卻也不能無視過程中的巨大傷亡。除了天氣、行軍距離等自然因素造成的非戰鬥減員,蒙古方面的激烈抵抗也從未有過停止跡象。從被史官刻意抹去記錄的漠北之戰,到記錄員大書特書的朱棣五次北伐,其實都是效率極低的對外征伐。只是與過往的漢唐格局不同,明蒙雙方的衝突大都遠離位於中心位置的河套。

造成這種千年未有之聚變的原因,恰恰是前朝規劃的新式帝國框架。力主南下的忽必烈一系,主動拋棄了草原舊都哈拉和林,也沒有將早早拿下的黃河中游視為戰略重心。轉而依靠重新疏通的大運河與興起的南北海運,將過去的金國中都變成蒙元大都。這種幾乎不可逆的趨勢,被後來的明朝皇帝直接繼承。區別僅僅是海運荒廢和運河漕運壓力的大增。


同時,明朝方面還必須為防禦而花費更多人力與物資,構築龐大而複雜的邊防體系。包括朱棣在內的數位藩王,就是明朝初期的北方防禦中堅。在他們的封地外層,還有大小不等的規劃蒙古部族。最為有名的兀良哈三衛,就是其中最有規模的部分。明朝也在這個方向堆積了寧王、遼王和燕王這三支力量,顯出有別於其他北部邊境的格外重視。但他們都沒有嘗試用漫長的線性設施布防,更多是以前後交錯的要塞填充。僅明軍直屬的堡壘,就經常分布在草原南部沿線。至於最北方的歸化蒙古人,則長期活動在東蒙古與遼西之間。

相比之下,河套地區的重要性就顯得有些微不足道。在蒙元時期,這個昔日的邊陲要地成為了帝國連接東西南北的十字路口,地緣形式轉而向中心區域過渡。等到明軍開始大規模北伐,當地的繁華局面也被戰火所徹底摧毀。因此,位於最北端的慶王領地,也僅僅是直轄南部。至於北部到陰山以南的黃河河道,都交由實力微弱的小型部落留居。在那個矛盾主要集中於東部的階段,這樣的布局似乎沒有任何問題。

但在朱棣篡位與明英宗繼位之間,這個最初的縱深防禦體系遭到了釜底抽薪式架空。忌憚同袍效仿自己起事的皇族,將藩王領地內的軍政大權收回,並逐步安排到更南方的區域就藩。至此,原本可以獨立運作的邊防軍區,開始成為不停要餉的駐軍據點。巨大的耗費在一開始就讓經濟不發達的明朝有些消受不起。迫使他們從草原南部主動後撤,放棄那些擔任外圍防禦的要塞。在直隸一帶,這種收縮政策造成的就是兀良哈集團的追隨南下。但在隸屬大陝西的河套,卻沒有能完成同步遷徙的可靠集團。這種突然出現的空檔,自然會有人來進行填補。


噩夢開始

在1420-50年代之間,明朝的防禦系統收縮還沒有在河套地區造成顯著影響。但這主要是因為西蒙古的瓦剌崛起,在草原各地吞併其他部族。其主要的打擊方向,也大都集中於晉北的大同到直隸的京師之間。明軍在土木堡的慘敗和蒙古追兵在北京城下撤退,都是讓河套免於風口浪尖的重要事件。


1455年,也先太師因篡位而遭各部族群體圍攻。原本的瓦剌霸權因其被殺而立刻崩潰,長期遭壓制的東蒙古韃靼集團復興,並利用明朝後撤給出的空間壯大。相比實力有餘而名分不足瓦剌,其統治者因具備黃金家族血脈而經常握有正統性大旗。雖然他們暫時沒有入主河套的意思,卻將許多類似也先的非正統的勢力向當地擠壓。例如當初隨元朝皇帝北逃的阿速近衛軍後裔和回鶻集團,就在這個時期開始頻繁攻入河套。他們在無主之地內兼并了許多小規模部落,並開始成長為明朝中期的邊防噩夢。從晉北的大同到河西走廊,都成為其定期光顧的目標。

此時的明軍,實際上已不具備大規模野外決戰的能力。土木堡的全軍覆沒,葬送了最後一批具備大兵團作戰實力的將領和士兵。失去封建自我供養能力的軍鎮,無不需要朝廷的糧賦和食鹽供應,卻又保留著原本的食利階層。因此,當京師的近衛軍開始進行募兵制改革,大部分邊區的衛所就必須以自己的基本盤進行緩慢恢復。除少量將領指揮的騎兵外,占據多數的步卒則淪為最純粹的守城民兵。為了讓其有能力參與野戰,明朝官方總是定期趕造戰車供其使用。然而,缺乏基本軍事素養的弱兵,連守護車營都非常吃力。一旦因戰事需要而被迫機動,則更容易成為蒙古騎兵的優先突襲對象。


作為應急措施,明軍在15世紀中期開始頻繁的搜套作戰。即不動用大規模部隊,只以小股騎兵進行反襲擾和預防性掃蕩。至於攻擊的目標,也往往是缺乏準備和重兵防禦的後方營地。倘若遭遇頑強阻擊,則可以迅速向南回撤。一旦有所斬獲,則可以將擄掠的畜群帶回衛所改善生活。至於包羅萬象的敵軍首級,也是不斷向朝廷邀功要賞的唯一途徑。

但以上行為從不能改善河套地區的安全形勢。不斷遭襲擊的蒙古牧民,自然在抱團仍顯不足的情況下,主要邀請那些有實力、有意願南下的較大勢力保護。他們在明軍執行搜套作戰的時候,完全可以用圍魏救趙的方式進行反制。結果就造成搜套次數越多,河套北部的蒙古勢力就更加強盛。加之明軍的防禦體系,依然是早年留下的縱深配置,許多部隊駐地之間存在巨大漏洞。所以很容易被對手輕易穿過,在許多地方猶如無人之境。


最後,對於這些遭擠壓的蒙古部族來說,河套也在兩個方面滿足了他們的需求。首先是相對較好的水分氣候環境,讓牧業和初級農業都有更好的保障。因為河套自古就是一個可以養馬屯田兩不誤的基地,生存處境明顯好於東蒙古的需要尷尬區域。此外,由於傳聞成吉思汗就葬於當地,也讓河套在蒙古人心中具有神聖地位。那些不具備黃金家族血脈的首領,都會以祭祀鐵木真的方式為自己增加政治籌碼。


慘不忍睹的三路出擊

1472年,河套蒙古勢力的壯大已經讓明憲宗感到忍無可忍。大臣們在朝堂上的引經據典,無不是在將漢唐的光輝往事拿來論證:明軍需要大規模北伐,從而開啟徹底解決問題的大門。

於是,野心勃勃的三路出擊方案成型。明軍將從山西、寧夏和陝西三路出擊,同時對河套北部的幾個蒙古部族進行掃蕩。最後在當地築城,從而在蒙古勢力的中心位置設立基地。至於所需的10萬兵力和物資,除附近衛所的駐軍,還有從京師趕往增援的主力。經驗豐富的三位將領,則被分別派往指揮作戰。其中,朱勇曾長期執掌過精銳的三千營和神機營,趙輔也參加過鎮壓大藤峽和對女真部族的征討。排名末尾的劉聚,也在東南兩省、北京保衛戰中出力。應該說,以上這些人員是明朝當時所能湊出的最佳組合。至於尚未出名的王越,也負責在大同進行支援。

然而,這次被寄予厚望的北伐,從一開始就註定要慘澹收場。理想中的10萬大軍,主要由後勤民夫和缺乏野戰能力的步卒充數,真正有戰力的騎兵始終居於少數。作戰計劃又要求他們分頭出動,很容易成為強敵的圍殲對象。幾個人對此都是心知肚明,在按計劃出發後就放慢腳步、停滯不前。當時的河套蒙古勢力,因舊霸主毛里孩的病死而陷入混亂。這讓他們沒有辦法組織大規模的包圍作戰。但分散行動的好處,就是讓明軍也不能抓到真正核心,反而有利於自己靈活機動。當明軍各路人馬在邊區駐足,他們的輕騎兵便避開正面南下,繼續對缺乏保護的衛所進行劫掠。結果,三路明軍全都被奇兵牽制,又不敢退兵南下防禦。


到了1472年末,明軍的物資消耗過半,實際上已經沒有了打下去的能力。這次規模浩大的搜套北伐,也因此很難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雖有王越在第二年偷襲紅鹽池得手,也不能在根本上緩解惡劣的邊境局勢。明憲宗迫於無奈才下令撤兵,而他的後輩們連這樣的無功而返而組織不起來。

此後,明朝對於河套局勢更加放任自流。除了王越孤身一人組織的幾次襲擾,也不再有任何的反擊架勢。河套的蒙古集團,也一度發展到足以同黃金家族正統抗衡的地步。但因為缺乏正統性和內部的分裂,終究在嘉靖初年被著名的阿勒坦汗收復。河套地區的重要性,也隨著東蒙古強勢而迅速降低。


到了16世紀前期的嘉靖皇帝當政,還有大臣不斷提議對河套北部進行主動出擊。但來回數次的套路,都因財政方面的捉襟見肘而只能作罷。嘉靖帝雖然煉丹有方,對於軍政大局卻沒有準確的捕捉能力。唯一的原則就是不要耗費太大,並先後叫停了對蒙古和越南的征伐攻略。但已經兼并河套的阿勒坦汗,卻不可能對其沒有任何措施。

在1550年的庚戍之變中,不少來自河套的騎兵就加入了南下大軍,讓心高氣傲的明朝皇帝是臉上無光。鑒於舊時代留下的體系已基本瓦解,明朝當局不得不大規模加固邊境工事,並逐步形成後人所熟知的線式防禦。大量磚石結構的護牆,取代了原先只有土木結構的堡寨,成為今天的明長城樣貌。精疲力盡的明蒙雙方,則隔著這倒白牆開始妥協。與其說是雙方不願再起爭端,不如說是兩個地區都在衰退趨勢中耗盡了資源。


正因如此,當更晚的後金八旗集團出現,便不再需要面對什麼頂級強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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