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的民族英雄賈似道

和蒙古人打仗早已不新鮮了，但他們圍了襄陽卻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大事，因為襄陽是南宋北部最重要的屏障，決不可丟。但趙禥似乎不知道這件事，像許多皇帝一樣，他在女人和美酒之間忙碌，把軍國大事交給親信的大臣去處理。一直到1270年的一天，他才若有所思地試探著問右丞相賈似道：「聽說襄陽被圍三年了，該怎麼辦呢？

賈似道驚訝地說：「沒有的事兒，蒙古軍隊早就退走了。陛下你是聽誰說的？」

趙禥回答：「一個宮女說的。

過了不久，賈似道查出那個宮女的名字，然後告訴趙禥，這個女人有罪，請賜死。趙禥答應了。他或許不知道這是誣陷，但即便知道，也不敢不答應。在他登基之前，賈似道就已經權傾朝野，而趙禥能夠當上皇帝，也有賈似道的功勞上一任皇帝宋理宗趙昀原本有兩個兒子，但都天折了，賈似道就上書舉薦趙昀弟弟之子趙禥為太子。所以趙禥登基之後，知恩圖報，立即加賈似道為太師，封魏國公，稱之為「師臣」。

賈似道當然知道襄陽被圍之事，從襄陽被圍之日起，他就不斷派軍隊前往救援，但那些軍隊幾乎毫無例外地被圍城的蒙古軍隊擊敗了。賈似道黔驢技窮，只好欺騙趙禥說，北方很安定，國家沒有什麼大的危險，以此來維持自己在趙褲心目中的威望。而他自己，則像受到驚嚇的鴕鳥一樣，把頭埋到沙子裡，繼續苟安的生活。

1270年的時候，賈似道已經不怎麼上朝了，皇帝給了他特權，可以十日一朝，而且入朝不拜。這種特權，是賈似道用一種最簡單的辦法爭取來的，就是假意辭職。他一辭職，皇帝就六神無主，淚流滿面，有時候甚至跪下來哀求他不要走。賈似道假裝勉強地留了下來。

在西湖的葛嶺，皇帝給賈似道造了一座豪華的別墅，他就每天待在那裡，飲酒狎妓，鬥蟋蟀。賈似道鬥蟋蟀的本領似乎很高，還寫了一本書《促織經》。每到上朝的日子，他的大船就會威風八面地駛過西湖，引來無數艷羨的目光。退朝時，皇帝會站起來，看賈似道遠遠地走了，才敢坐下。

自從那個宮女被殺之後，朝中再也無人提及襄陽的戰事了，而所有上呈給皇帝的奏章都要先送到葛嶺，由賈似道審核。他嚴格地向皇帝封鎖了一切與襄陽有關的消息，使得自己的地位穩固如山。但在內心深處，他或許已經預感到、事情正在變得越來越糟，忽必烈的蒙古軍隊已經鐵心要拿下襄陽了。

事實上，忽必烈吞併襄陽並一舉南下滅宋的想法由來已久，南宋命中注定要有此一劫，而賈似道恰好給他提供了一個完美的藉口。

那是在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路攻宋，他自己親率一部在四川作戰，而忽必烈被派往鄂州（今湖北武漢）。鄂州是南宋的重鎮，但守將居然隱匿不報，一直到鄂州被圍數月，朝中大臣紛紛議論出逃遷都之時，宋理宗趙昀才知道有這回事。由於文天祥等人的激烈反對，遷都被阻止，賈似道臨危受命，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份前往鄂州解圍。賈似道本來是一個市井無賴，無才無德，只是靠著同父異母的姐姐當上貴妃的機會才雞犬升天登上了高位。

但賈似道根本沒有任何領兵打仗的才能，他一到鄂州，就立即遣使向忽必烈求和。

彼時忽必烈攻城心切，無意和談，一面繼續攻打鄂州，一面加緊準備進攻揚州。賈似道一籌莫展之際，蒙古後方因蒙哥之死頓起權力之爭。忽必烈無心再戰，準備撤兵北上爭奪汗位。應該說，這是賈似道的一個機會，倘若此時他出兵邀戰，並非沒有打個小勝仗的可能。但是賈似道沒有這麼做，他繼續窮追不捨地向忽必烈求和，並允諾了一大堆條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繳納歲幣。

這一次，忽必烈答應了他。

蒙古軍隊撤退時，賈似道派兵截殺了百餘名殿後的蒙古散騎，然後向朝廷報捷，說宋軍大勝，鄂州之圍已解。皇帝大悅，舉國歡騰，賈似道也由此一躍而至權力巔峰，並迅速排除掉了朝中的異己。在賈似道的授意下，他的門客廖瑩中撰寫

《福華篇》煌煌美文，歌頌賈似道鄂州退敵的再造之功。賈似道成了民族英雄，但議和納幣之事卻被隱瞞下來，皇帝趙昀對此也一無所知。

然而忽必烈沒有忘記這件事。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10月，他派遣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為國信使前往臨安。郝經此行有兩個任務，是向南宋通告忽必烈即位之事，二是索要和議書中的歲幣。

這是一次完全正常的外交行為，但賈似道顯然不這麼認為，因為一旦蒙古使者見到了宋理宗趙昀，他此前所有的謊言都將被戳破。因此他先是將郝經人朝的申請隱匿不報，最後乾脆把郝經一行拘囚在了真州（今江蘇儀征）。

第二年，忽必烈屢次派遣使者詢問郝經被囚之事，沒有得到任何回音，於是有心大舉伐宋但當時忽必烈登基未久，忙於平定內亂，伐宋之事被拖了下來。一直到1267年，他才下定決心伐宋，而且目標直指襄陽。

先攻襄陽，這是一個南宋降將提出的策略。而此人之所以投降蒙古其中又有賈似道的「功勞」。

劉整：從名將到叛徒的身份轉換

給忽必烈出主意的人，名叫劉整。他是鄧州穰城人（今河南鄧州），金末時投奔了南宋，在名將孟珙麾下做事。《元史·劉整傳》稱其「沉毅有智謀，善騎射」，這句話十分籠統俗套，不能展示劉整的才華，但有一件頗具傳奇性的事可以彌補這個缺憾——某一年，孟珙引兵攻信陽劉整為前鋒，夜間他帶著12個驍勇之士襲擒金軍守將，拿下信陽。

如此驍將，又生逢多事之秋，必然不會久居人下。至1260年，屢建戰功的劉整已經升任瀘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撫副使。劉整沒想到，正當自己為國效力之時，麻煩卻已找上門來。

由於劉整是北方人，他遭到了一些南方將領的嫉妒和怨恨，他們處心積慮排擠劉整，這其中就有日後負責襄陽防務的呂文德。此時恰逢賈似道為掩飾「鄂州大捷」的真相而大肆排斥異己，在全國各路武將中推行「打算法」（即對在外諸軍進行的一次大範圍的財務審計，不排除有為財政考慮的因素，但也是賈的藉口）在賈似道的陰謀之下，南宋末季的一批良將幾乎被清除千凈，湖南制置副使向土璧和另一名將曹世雄更是被逼身死。呂文德抓住這個機會，聯手四川制置使俞興，企圖用「打算法」謀害劉整。

劉整獲知消息後，日夜不安，派人前往臨安上訴。他天真地希望皇帝能夠相信自己的申訴從而幸免於難，卻沒料到皇帝根本沒機會聽到這些話，而即便聽到了，也沒有任何作用。在焦慮的等待中，劉整的心越來越涼，而遠方又傳來向士璧和曹世雄的死訊…絕望日深的劉整作出個艱難的決定：投奔蒙古！

1261年，他以所轄15郡、30萬戶歸附蒙古。

劉整的叛變，對南宋和蒙古的影響都可謂劇烈這一點，在此後的十餘年間將顯得越來越清晰。

忽必烈厚遇劉整、授夔府行省兼安撫使，賜金虎符。劉整則趁勢獻上一個伐宋的長期規劃。而突破口即是襄陽。

當時主管襄陽事務的正是逼走劉整的荊湖制置使呂文德，辦公地點在鄂州。1261年，忽必烈採納劉整的建議，派使者赴鄂州，以玉帶等財物賄賂呂文德，請求在襄陽城外設置榷場（即市場）呂文德一樣沒有抵抗力，他一口應允了蒙古使者的請求，在襄陽對岸的樊城開設榷場。此後、蒙古又以保護財物、防範盜賊為由，請求在榷場附近築造圍牆，呂文德又答應了。但等到土牆內時有蒙古兵縱馬而出，騷擾於襄樊城外，而且勢頭有增無減之時，他才明白自己上了蒙古人的當。

事實上，早在榷場設立之初，即有人看出其中暗藏殺機，並屢次提醒呂文德注意。此人就是呂文德的弟弟呂文煥。但呂文德不僅沒有聽信，反而大加責罵。

如此到了1267年，劉整再次向忽必烈進言時機成熟，應該立即圍攻襄陽，因為「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唾手可下」，「如得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這兩句話顯示，劉整絕不僅僅是個勇猛的武將，在整體的戰略規划上也十分了得，他對襄陽形勢的分析恰好擊中了南宋的要害。此前很長時間內，蒙古對南宋的進攻都是分三路進行：西路最為蒙古看重，主戰場在今四川，東路主戰場在今安徽，中路則在荊襄即今湖北北部一帶。20多年來，南宋雖然一直被動防守，但蒙古也不能有大作為，雙方基本處在僵持階段。如果劉整的計謀得以完成，破了襄陽，東南的鄂州就危險了；若鄂州一丟，蒙古就撕裂了南宋橫向達千里的防線西邊，掐斷南宋與四川的聯繫；東邊，可隨時順水浮江，直逼臨安！

忽必烈再次採納劉整的建議，以蒙將阿術為主帥、劉整為都元帥，率軍直逼襄陽。這一次，蒙古沒有再向呂文德做任何申請，而是按照劉整的規劃，直接在白河口和鹿門山建築了兩座城堡。白河口在襄陽城東，鹿門山在襄陽城東南，蒙古首先在這兩個地點築堡屯兵，意在阻斷襄陽與漢水東部的聯繫。

1267年時，鎮守襄陽的正是京西安撫副使兼襄陽知府呂文煥，鎮守樊城的則是張漢英和牛富等人。呂文煥見蒙古大軍逼近襄、樊，而且還築了兩座城堡，情知不妙，立即遣人以蠟書密告呂文德，將襄、樊之危急據實以報。呂文德聞報大怒，但怒的並非劉整，而是其弟呂文煥：「胡說八道！你不過是想藉機邀功而已。即便蒙古人築城，也不過是假城。襄、樊二城城池堅深，兵力和糧草儲備足夠支持十年，你放心堅守就是！若劉整果真要攻城，待明年春天漢江水漲之時，我就去滅了他。就怕他等不到我去，就已經逃之夭夭！」

但他沒有想到的是，劉整又提出一個建議：建設一支水軍。劉整認為，蒙古軍隊擅長陸戰，精兵突騎，無往不利，但一到水裡就不行了，因此蒙古必須有自己的艦船和水兵，才能在水陸兩方面全面壓制襄陽。應該說，這是一個龐大的工程，但劉整很快就付諸實施，到1270年時，這支水軍已經完全成形：船5000艘，水軍7萬。蒙古軍隊最大的一個弱項被劉整全面提升了。

這一年，前來增援的蒙相史天澤又在襄陽城南自西向東築起長圍，徹底斷絕了襄、樊的糧道。至此，襄陽和樊城被孤立於南宋疆土的北端，有如困獸。

范文虎：怎一個「拖」字了得

殺死宮女之後，皇帝和群臣都不敢再提襄陽二字，但賈似道的擔憂卻日甚一日。在此之前，他至少已經派出六次援軍趕赴襄、樊，但無一例外都失敗了。實際上，這些援軍大多未能接近襄、樊就被蒙古兵擊破，糧草自然也成了蒙古軍隊的戰利品。從1269年到1272年蒙古斬獲的這類戰利品之豐富，估計足夠支撐他們圍城數年。而呂文煥的糧草儲備卻是越來越少。

屢次發兵又屢次失敗的人中，就包括殿前副都指揮使范文虎。關於此人，歷史記載不詳，有人說他是賈似道的女婿，也有人說他是呂文德的女婿，還有人說他跟賈、呂二人根本沒關係。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得到了賈似道的重用，原因就是他聽賈似道的話。

范文虎第一次赴援襄、樊是在1269年夏天。當時沿江制置使夏貴率領兵士4萬人、艦船2800艘前往襄樊救援，結果在虎尾洲被阿朮重創士卒戰死或溺死於漢江者達3萬人。按照賈似道的指示，范文虎率領船隊前去增援夏貴，結果剛到灌子灘就被阿朮截住，宋軍傷亡慘重，而范文虎稍戰即退，乘輕舟逃生。

如此一位臨陣脫逃的大將非但沒有受到任何懲處，反而被繼續重用，由此可知當時南宋形勢之一斑1269年底，京湖制置使呂文德因病去世，臨死前他數次哀嘆：「誤國家者我呂文德也。」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呂文德的嘆息，是後悔允諾蒙古人開設榷場。

但僅此一事，不足以「誤國」。呂文德最大的失誤，實際上是逼走劉整，他至死也沒能反思到這一點。

接替呂文德職位的是李庭芝——這是南宋末年少見的品德才能俱佳的將領之一。但很可惜，他生錯了時代。

新任京湖制置使李庭芝在1270年春天正式上任，他所要做的首要之事就是督師援襄、樊。范文虎聽說李庭芝來了，絲毫沒想到這是襄、樊之福，只是覺得對自己不利，於是修書一封，遣人送給賈似道：「襄陽之圍沒什麼大不了的，只要我將兵數萬入襄陽，問題就全部解決了。但是。請不要讓我受李庭芝的節制。等我解了襄陽之圍，定將功勞歸於恩相您的名下。」

賈似道居然立即答應了范文虎的請求，仿佛他根本不知道這個口氣狂妄的傢伙剛剛吃了敗仗事實上、我覺得賈似道可能的確不知道，他瞞騙皇帝，而范文虎則瞞騙了他，上行下效，有如瘟疫般流傳。范文虎得了賈似道的授意，處處與李庭芝為難。李庭芝屢次準備發兵，都被范文虎阻止，說上面的命令沒下來，怎可隨意發兵？這其中不難看出派系之爭的影子。

命令自然是等不來的，賈似道在臨安花天酒地，范文虎則在軍中如法炮製：他終日與妓女廝混在一起、踢踢球，喝喝酒，不知今夕何夕。

如此一拖，一年過去了。襄、樊城中，苦守的將士遲遲不見援軍，常常南望慟哭。形勢對南宋愈發不利——1271年初，蒙相史天澤在萬山已經築城完畢；5月份，蒙古的援兵又從各地源源不斷湧來，「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船艦甚眾」。至此，襄樊幾乎已被圍成一個鐵桶。

也是在這一年，蒙古改國號為元。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轉眼到了6月，幾場大雨之後，漢水暴漲正是向元軍包圍圈發起衝擊、打開缺口的最好時機。在李庭芝的強烈要求下，范文虎已經沒有推脫的理由，他率領衛卒及兩淮水軍共計10萬人戰艦1000餘艘，沿漢水而下。這是十餘次援襄行動中人數最多的一次。但是范文虎再次上演臨陣脫逃的把戲—大軍行至鹿門山附近，阿朮夾江東西為陣，擺好了與范文虎大戰的架勢；但雙方剛一交手，范文虎就乘著夜色逃跑，留下大量戰船、兵器和士兵，統統成了元軍的戰利品。

援襄的最好時機就這樣消失了。

奪走了最後一根稻草的無名氏

1272年春天，元將張弘范向阿朮貢獻了條建議：「襄陽在江南，樊城在江北，我們從陸上進攻樊城，襄陽就派出水軍來救援，二城互為呼應。我們應該斬斷兩城的聯繫、先攻下樊城，然後一鼓作氣取襄陽」阿朮採納建議，毀掉呂文煥苫心經營的浮橋，完成了對襄陽和樊城的分割包圍這是襄陽被圍的第五個年頭，儘管呂文煥事先有所儲備，但五年的消耗之後，糧食、衣服等物資已經嚴重匱乏。樊城的情況大致也是如此。

到了這個地步，襄、樊的戰事在臨安朝中已是公開的秘密，賈似道依然驕橫專權。但已經無法再封鎖消息。

6月，樊城守將張漢英想出了一個計策：他招募了一個水性好的人，將一封求援的蠟書藏在其髮髻中，然後令其頭頂雜草，浮水而出蠟書上說：「元軍的鹿門堡早已築好。請從荊、郢方向救援」荊即今荊州。郢即今鍾祥，都在襄樊正南方向。而且都不遠—現在乘汽車的話。到荊州不過兩個多小時，到鍾祥僅需一個小時，夏天時水面有浮草十分正常，所以張漢英「派出」的這團草起初並沒有引起注意但行至一個隘口時，守衛的元兵看見這麼多草漂來。打算鉤上岸來做燃料用，結果發現草下有人。泅者被抓獲，元軍得知蠟書內容後，立即增派重兵，重重封鎖了自荊、郢至襄、樊的通道。

這一次南宋的反應比較迅速，荊、郢通道斷，朝廷立即下詔令李庭芝移屯郢州。這一安排還算比較合理：一來郢州距襄樊較近，可隨機應變，籌劃援襄事宜；二來也可防範元軍乘亂從郢州南下。

李庭芝到了郢州，即刻著手準備援襄之事。經過仔細研究，李庭芝發現襄陽西北有一條清泥河。為漢江支流，由於河水較小。所以並未被元軍占據、於是就下令在清泥河造輕舟百艘，準備先給呂文煥運送些補給過去。船造好之後，以三舟連為一舫，中間一舟裝載糧草物資，左右兩舟虛為掩護。李庭芝又賞重金。在郢、襄民眾中招募了一支3000人的「民兵敢死隊"，以張貴、張順為都統。這支部隊雖是臨時組建，但李庭芝對他們寄予了厚望。出發之前，李庭芝將3000人集合起來，告訴他們：此行兇多吉少，各位需懷必死之心；誰若沒有決心，就請速速離去，不要壞了大事。

他很欣慰，3000人眾志成城，沒有一人退卻。

那一夜，漢江水漲，上百艘輕舟出清泥河，在深沉夜色掩護之下，順水疾馳。船上預備的火槍、勁弩、熾炭、巨斧統統派上了用場。在布滿元軍船隻的江面上，他們乘風破浪，直入重圍，元軍皆披靡以避其鋒。如此惡戰120餘里，終於在黎明時分抵達襄陽城下。張貴清點軍士，發現張順已然戰死。

二張援襄的行動堪稱奇蹟，他們給呂文煥帶來的不僅有糧食和食鹽，還有希望和繼續堅守的信心。幾個月之後，呂文煥接受張貴的請求，准許其還郢，另做打算。但張貴自恃驍勇，想在回郢途中與元軍大戰一場。呂文煥於是派遣密使攜蠟書赴郢，請求出兵，與張貴里外夾擊。這兩名使者水性極好，而且「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他們成功穿越元軍密不透風的水中屏障，將蠟書送達郢州，並帶回了范文虎的許諾：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

約定的日子到來，張貴辭別呂文煥，順漢水東下龍尾洲。此時一個意外出現了：張貴檢點軍士，發現了少了一名親兵，而這名親兵因犯軍令剛被施以鞭刑。他在部隊出發前忽然消失，只有種可能性：投靠了元軍。一種不祥之感湧上心頭，但張貴還是決定賭一把、他覺得元軍也許還沒有得到消息，若加快行動速度，也許還有希望。

雖是漆黑的夜晚，但張貴似乎覺得悄悄行軍已經沒有意義，他下令船隊鼓譟而行。

還是那支「敢死隊」，還是順水疾行，還是如來時一般橫衝直撞。元軍紛紛躲避。

夜半至小新河，他們被阿朮與劉整攔住，番廝殺，損失慘重，所幸還是沖了出來。

兩岸火光沖天，亮若白晝。

至勾林灘，龍尾洲已遙遙在望。一眼看去，有軍船旗幟紛披。張貴以為，接應的船隻來了，於是急忙命人舉火示意，並加速向前靠近張貴賭輸了，等在龍尾洲的不是自已人。兩天前，范文虎「以風水驚疑」，退兵30里。而元軍得到情報，搶先占領龍尾洲、以逸待勞。

給元軍送情報的，正是那名消失的親兵。他在史書上沒有留下任何其他信息，甚至連名字也沒有，卻毀掉了一個原本很有希望的計劃和一支戰鬥力極強的部隊—這是呂文煥眼中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從此以後，南宋再也沒能組織起有效的救援。

張貴被俘後拒不投降，被殺。阿朮命人把張貴的屍體運至襄陽城下，城中氣喪。

呂文煥：降還是不降？這是一個問題

襄陽和樊城迎來了1273年，雖然春天正在來臨，死亡的氣息卻籠罩在每個人心頭。

城裡的積儲越來越少了。他們把房子拆了當柴燒，把紙幣串在身上做衣服。是的，襄陽城裡不缺錢。根據《宋史》等書的記載。自1269年8月至1272年6月，朝廷先後給襄陽和樊城送過10次錢，總數高達2800萬錢，他們多少收到了些。但圍城之中，要錢有什麼用呢？他們需要的是鹽米柴薪和布帛，但前後七次補給，他們只收到了三次。

襄陽的告急文書此前到達過臨安，但沒有什麼用。賈似道一邊屢次向皇帝申請北上襄陽邊指使他人上表勸阻。

李庭芝在做最後的努力他獲得朝廷的許可打算用重金和高位誘惑劉整重新為南宋效力。這個天真的計劃剛開始實施就被元人識破而天折了、而事實也證明。劉整是不可能回心轉意的。

到了故事的尾聲，呂文煥成了唯一的主角而在整個襄樊之戰的過程中，他又是最為複雜的個人。

他有憂患意識。阻止兄長呂文德開設榷場就是證明。

他作戰勇猛。堅守孤城，讓不可一世的元軍在襄樊停滯六年之久，有幾人能做到？

他有謀略。元軍圍城之初，他設浮橋於漢江之上，使襄陽和樊城互為呼應，避免了兩城被迅速攻破的命運。此外，他至少六次率兵出城，主動邀戰，雖然作用並不大，但對元軍畢競是一種干擾，對城中百姓也是一種鼓舞。

他有氣節。呂文德死後，元朝不斷勸其投降他不為所動；劉整親自到城下遊說，被他一箭射中，差點丟了性命。

但他又頗有私心。樊城陷落之後，朝中群臣曾一致舉薦高達去救援襄陽，因為高達曾任襄陽知府八年，十分熟悉襄樊防務。但呂文煥不願意，因為高達一向與呂氏有隙。為了阻止高達到來他不惜向賈似道學習：抓了幾個元軍哨兵，謊稱大捷，以此表明自己有能力守住襄陽。諷刺的是，他這是多此一舉，因為賈似道早已阻止了高達的襄陽之行。

1273年1月，元軍使用新式武器「回回炮」？（一種巨型投石機）輕鬆攻破樊城，然後瘋狂屠城。守將張漢英、范天順、牛富等人全部戰死或自殺。

屠城，是對此前五年樊城頑強抵抗的報復，也是對呂文煥的警告：若不投降，襄陽將遭遇同樣的命運。事實上，劉整已經打算這麼做了，呂文煥射出的那一箭讓他懷恨在心。但另一位元帥阿里海牙阻止了劉整，因為元朝皇帝忽必烈是主張招降呂文煥的。

可是「回回炮」還是擊中了襄陽譙樓。這是最後的警告。聲如雷震，城中洶洶，一些將領翻牆出城投降了。

2月的一天，阿里海牙來到襄陽城下，帶來了忽必烈的招降文書：「你據守孤城，於今已經五年。為國效力，理所應當。然而如今襄陽勢窮援絕，數萬生靈該何去何從？如果歸順我大元朝，可保這些人生命無虞，而你呂文煥也將得到重用。」

降還是不降？本不應該是呂文煥一個人的問題。襄樊之戰前前後後牽涉了南宋的無數高官和將領，這個原本該由國家來回答的問題，最終卻要由呂文煥一人抉擇。這是一個兩難的抉擇，選任何一個都代價高昂誓死抵抗，那麼結局就只有死，而且還要搭上全城數萬條生命；投降，他就要背上叛臣的罵名，萬劫不復。

呂文煥猶豫不決，阿里海牙則折箭盟誓元朝皇帝承諾的一切，必不食言。

呂文煥選擇了降。他獻出襄陽城的鑰匙，任元朝的鐵騎蜂擁人城。

我相信呂文煥的投降是被逼無奈，也願意相信他是為襄陽的幾萬生靈作出了自我犧牲。然而事情又絕非如此簡單——呂文煥投降之後，瞬間完成了角色的轉換，不僅獻上了攻郢州的計策，還毛遂自薦願作先鋒。

那一刻，他在想什麼？無人知道。

明人田汝成在《西湖遊覽志余》中提及1275年的時候，南宋謝太皇太后下詔（宋度宗趙禥於1274年卒，其子孝恭帝趙暴嗣位，年僅4歲，謝太皇太后臨朝執政），祈望呂文煥等降將能夠念及舊情，為宋元兩方協調息戰通好。在給謝太皇太后的回書中，呂文煥詳細描述了自己投降元朝的心路歷程：「報國盡忠，自揣初心之無愧，居危守難，豈知末路之多艱？……至若襄城之計，最為淮甸之危，…迅烈如水火之衝激，飄揚若風雨之去來，坐一日以尤難，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築，蓋已扼吾咽喉；樊城剪屠，又已去吾羽翼。……凶焰如斯，先聲薦至，仰天而哭，伏地而哀，……因念張巡之死，無救於前尚效李陵之生，冀圖於後。……是使忠良誤陷於夷狄，烏能絕意不念於鄉間？……」

降元兩年之後，已經身居高位的呂文煥依然在為自己的投降辯護，聲淚俱下，痛徹肺腑。

這段記載雖不見於正史，但我覺得它卻是呂文煥內心的真實寫照。當然，他多少美化了自己，將自己比作西漢投降匈奴的李陵。

1276年，謝太皇太后奉傳國玉璽，上表乞降並命文天祥為右丞相，前往元軍營中與元左丞相伯顏談判。在那裡。文天祥見到了呂文煥，並怒斥其為亂臣賊子：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何言！」呂文煥面有愧色。

文天祥是南宋末期最著名的愛國將領，一曲《過零丁洋》氣節貫雲天。他的確有資格痛罵呂文煥。可是，若時光可倒流，一切重新來過，讓他處在1273年春天呂文煥的位置，他又該如何抉擇？

襄樊之戰結束後六年，1279年，宋亡，立國320年。

在這六年間，元軍攻勢如摧枯拉朽，而大批南宋將士則紛紛投降。其中就包括范文虎、夏貴高達等人。元帝忽必烈曾把這些降將召集在一起，問他們為什麼要歸順元朝。這些人回答說：「賈似道專權，優待文臣，輕慢武將。臣等胸中積怨已久，所以望風歸順¨忽必烈說：「賈似道輕慢你們。是賈似道一人之過。可你們的皇帝有什麼虧待你們呢？若事情真如你們所說，那賈似道輕視你們也是應該的忽必烈認為這些降將自身都有問題，他們對於南宋的滅亡都負有責任。此言可謂犀利，但他只說對了一部分。

很多人討論南宋滅亡的原因，都歸之於蒙古軍隊的強大和權臣賈似道的誤國。這當然是其中的原因，但並非全部。南宋在襄樊的失敗和它六年後的滅亡一樣，都不是某幾個人或某幾件事導致的結果，而是由於南宋這個大系統本身的「病變」在年深日久的累積中，「病毒」已經侵蝕到這個國家肌體的每個部分，並使它最終崩塌，而蒙古軍隊不過是加速了這個崩塌的過程。

很遺憾。這種病無藥可醫。

嚴格世襲的皇權體系，意味著必定有許多庸才坐到皇帝的寶座上，比如趙禥；庸才缺乏辨別賢愚的眼光，更無治理國家的能力。當然要依賴親信之臣，賈似道之類依靠裙帶關係攀上高位之權臣的出現，實屬必然；權臣又要維持自己的權勢而且處心積慮阻礙有才華的人上位，於是派系之爭出現，阿諛奉承的小人被提拔，心有不滿者遭排擠，范文虎是前者，劉整是後者；及至強敵來犯當為國效力之時，各方利益的糾葛也趨於高潮、於是名將李庭芝遭遇掣肘，與賈似道素來不和的高達被摁在了後方；至於那位給元軍報信的無名小卒，也是這「九連環」中的一分子，大環境在逼迫所有人；最終，呂文煥被逼上了絕路。

襄樊之戰是解讀南宋滅亡的一個典型事件，幾個人的命運變遷，折射出一個沒落王朝的深重矛盾和無數個體的複雜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