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到1895年，是中國歷史上一段極為恥辱的歲月，就在這期間，由大清屬國李氏王朝的內亂引發，清朝與日本爆發了一場大戰，這就是赫赫有名的甲午戰爭。然而，本是入侵者的日本，卻利用巧妙的媒體策略，洗白了自己的身份，在戰爭中，一度被國際社會視為「文明之師」、「亞洲的解放者」，但卻在最後，因一場屠殺而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而一度被他們夸為友人的外國記者，則因報導真相被他們定義為「污衊日本的敵人」。
當時，清朝並非沒有媒體，但是基本沒有官方主導的報紙存在，而主要的官方信息窗口，則是與各國公使交流的清朝總理衙門，例如，上海等地的近代報紙，比如《萬國公報》，是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創辦的，而《滬報》的主筆人，則是英國人巴爾福，而《申報》等報紙，也基本都是由外國人經營的。基於這個原因，甲午戰爭中，這些國內報紙大多沒辦法派遣記者隨軍報導，這導致了上面的戰爭信息不僅不及時，而且有很多問題，甚至於很多戰爭的實情，反倒是在日本報紙在批評清朝報紙的問題後，才被國人了解。
另外，清朝不允許外國記者隨軍報導，也不允許其他國家武官跟隨觀戰，這種信息隔絕的態度，很快，給了對手日本一個機會，「輿論陣地我們不去占領，人家就會占領」，與清朝不同，日本對新聞媒體這塊卻極為積極主動。
日本對甲午戰爭的新聞媒體方面，主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首先，他們允許外國武官參戰，其次，大力支持外國新聞記者隨軍採訪報導，甚至於特意在軍隊中增添翻譯官編制，並招募了214名翻譯人員，用來滿足新聞採訪需要，而在戰爭中，又在本土的九州學院再度徵召了40餘名學生充當翻譯官。而最後一個方面，則是鼓勵國內的新聞媒體甚至是僧侶、神官等隨軍採訪和工作，當然，日本軍隊實際上對於這些人是存在種種限制的，但相對於完全不允許記者存在的清朝，日本的行為還是成功博得了當時的國際社會的好感，甲午戰爭中，日本國內合計派遣了100多名記者，共有60多家報社參與了戰爭的報導，因此，日本全國在信息方面，其透明度遠遠超越了清朝，然而，這也為日本最後暴行的暴露埋下了伏筆。
1894年9月6日，隨著日本大本營發布「外國人隨軍規則」後，歐美國家的記者開始隨軍報導，其中，有當時著名的《紐約世界》、《倫敦時報》、《黑白畫報》等報紙的記者。但是，也正是因為日本對此早有準備，所以，原本是入侵者的日本軍隊，在外國記者的報導下，反而呈現出了奇特的形象，例如，在有的報導中，日軍就被誇贊為「服裝端正、紀律嚴明、武器精銳」，而清軍則被說成是「敗退後掠奪當地百姓」。還有隨軍的外國武官也評價日軍「戰術規範、井然有序」。這些外國記者中，美國《紐約世界》的記者克里曼對日軍的誇讚極為典型，他評價日軍「精強雄烈」、「膽量令人感嘆」，並又對日軍的醫療和戰術大為稱頌，而對清軍的表現則嗤之以鼻，諷刺後者「不堪一擊」。
這些還不算驚人，最令人驚訝的，則是法國記者卡雷斯考以及英國記者伊斯貝拉對日本軍隊以及清朝軍隊對於普通百姓的記錄，在這兩人的記載中，日軍成了「軍紀嚴明、仁厚、人道」的典範，而清軍則成了「紀律渙散」、「強搶民財」的代表，至於實際情況到底如何，顯然只有日軍自身以及戰區老百姓才知道真相，但無論如何，正是由於這種一邊倒的新聞報導，使得當時的清朝幾乎沒有機會獲得國際社會的幫助。
然而，紙終究包不住火，日本在戰爭期間的一系列欺騙的手段，最終因為一場暴行而大白於天下。1894年11月21日，日軍攻陷大清軍事重鎮旅順，隨即對該地進行了持續四天之久的大屠殺，與可怕的前線相反，日本國內此時正因為「旅順大捷」的消息而陷入狂歡，本土城市各處都掛著國旗，慶祝的宴會、隊伍比比皆是，仿佛是在慶祝盛大的節日。但在親臨前線的外國記者看來，則堪稱一記響亮的耳光，其中，最先發難的，是英國《泰晤士報》的記者托馬斯·克溫，克溫乘坐輪船，從旅順返回日本本土，直接約見了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對他發出重重質詢，陸奧雖然當時敷衍了過去，但卻在事後立刻命令自己的下屬，密切注意國際輿論，這個老奸巨猾的日本高官，已經預料到了一場風暴即將爆發，而他正是坐在風暴眼上的人。
12月3日，克溫的報導首先由《泰晤士報》刊登，日本的暴行隨即被掀開一角，12月11日，原本對日軍稱讚有加的《紐約世界》記者克里曼的短文電報被發往美國總部，第二天，他的報導被刊登在最顯眼的地方，他怒斥日軍「對老弱婦孺肆意濫殺」、「三天內連續屠殺，旅順居民所剩無幾」、「日軍與文明社會背道而馳」，他還特意說道，面對日軍的暴行，許多外國記者不堪目睹，紛紛憤怒地離開報導現場。此後，《紐約世界》繼續報導日軍的暴行真相，使得許多美國民眾憤怒不已，就連許多美國議員也產生了抗議，使得要快簽訂的《日美條約改訂協議》一度陷入擱置。
面對國際社會的輿論翻轉，日本國內的新聞媒體卻開始了無恥的辯解，其中，尤以《時事新報》等報紙最為積極，稱日本的暴行是「對敵人罪行的打掃」。同時，外相陸奧也開始暗中指示駐各國的日本外交人員，要歪曲真相、混淆視聽、封鎖消息，同時收買歐美媒體，隨後，他又給公布真相最為賣力的《紐約世界》首先送去聲明，很快，其它報紙也收到了日本官方的聲明。
僅僅在真相暴露後的兩個星期後，輿論再度發生反轉，許多報紙開始指責克里曼的報導的真實性，甚至像《華盛頓郵報》、《舊金山紀事》以及《紐約時報》等報紙，都開始公開指責克里曼的報導「虛假」，12月18日，《日美條約改訂協議》順利通過，沒有一個議員對此發出反對意見。
面對日本即將再次封鎖真相的局面，一直以來都對日軍讚賞有加、此刻已經發現真相的克里曼沒有放棄，儘管日本此時已經對外國記者的報導材料進行了管制，甚至漸漸有威脅這些記者人身安全的行為，但克里曼依然暗中將原稿製成兩份，一份直接發往美國，另一份則通過加拿大輾轉回國內，果然，美國方向的材料被日本攔截，但加拿大方向的材料卻成功回國。
12月20日，《紐約世界》再度出擊，刊載了克里曼的最新、最詳盡報導，將整個旅順的慘劇完完全全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就連遙遠的倫敦，所有的晚報也都轉載了克里曼的報導，其它國家的報紙也紛紛轉載，終於，日本再也沒有能力封鎖真相，國際社會對日本的好感幾乎一夜之間崩塌。
面對媒體戰的徹底失敗，外相陸奧宗光不得不咽下苦果，而日本國內媒體也開始要求政府不要再允許外國記者隨軍報導。由於對真相的掩蓋已告失敗，之後的日本上下，竟開始對克里曼做出種種人生攻擊，就連有些其他外國媒體，也開始對整個美國記者發出嘲諷，最終，克里曼於次年1月8日返回美國。
此後，「接替」了克里曼的任務，繼續對外宣傳旅順真相的人，是《旗幟》的記者威利阿斯，他在抵達北美後，除了發表報導外，還在各地演講，向世人公布旅順的真相，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明白了日軍的暴行。然而，還有一些日本在當地的留學生，竟從日本武士和刀劍等方面，妄圖從所謂「科學」的角度，指責報導失實，以此來衍生到整個報導虛假，與此相同的事情不絕如縷。面對種種無理的質疑，威利阿斯前後進行過三次的論戰，他曾說過「如果你真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可以用親眼見到的流血場面與你對話，作為目擊者我可以作為事件的證人，你個日本學生沒有資格問這問那。」
然而，遺憾的是，儘管日本在新聞媒體上最終失敗，但考慮國際利益的英國和美國，依然在數月後接受了日本，美國通過了與日本的條約，曾經轟轟烈烈的國際輿論重新歸於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