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王國維: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向經典致敬者 發佈 2020-01-11T08:29:53+00:00

驀然回首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 紀念王國維先生誕辰140周年張家康丨文王國維在《人間詞》中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驀然回首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 紀念王國維先生誕辰140周年


張家康丨文


王國維在《人間詞》中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這段極為精彩的議論,集北宋詩人晏殊《鵲踏枝》,北宋詩人柳永《鳳棲梧》(又見歐陽修《蝶戀花》)和南宋詩人辛棄疾《青玉案·元夕》的詞句,十分精確地闡述了人生和學問事業成功的境界,即樹立目標,孜孜追求,頓悟成功。這是所有有理想目標的人所必須經歷的過程,自然也是王國維的人生和學問事業的過程,只是他的追求更為執著,更為堅定,真可謂「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了。


故十年所造遂有今日而已



王國維是浙江海寧人,生於1877年12月3日。三歲那年,母親撒手而去,父親也因經商而遠走他鄉。他和姐姐只得寄養在祖姑母家。十歲那年,因祖父去世,父親奔喪回家,守孝課子。父親對兒子要求甚嚴,望子成才的心極為迫切,甚至近於苛求。年少時他因寡言少語而不被父親看好,父親擔憂「不患吾身之死,而患吾身之後子孫繼起不如吾。」


王家本是小康,只因祖父去世,一下墜入困境。父親王乃譽只得在同鄉的茶漆店裡打工掙錢。自尊心強且好學上進的父親,「於貿易之暇,攻書畫、篆刻、詩、古文辭」,以至達到詩、書、畫皆通的水準。父親直接給他樹立了可以效法的榜樣。王乃譽對書畫藝術有獨到而精確的論斷,他說:「人無奇氣,不必工書畫;無獨識,不必講求筆墨;無心營八荒,目空一切,不必論布置。故必有卓絕之行,好古之癖,乃能涉其境界,否是徒學無益也。」王國維美學理論中「境界」一說,考其源,竟出自父親的這段議論。


十六歲那年他考中秀才,譽滿海寧,被稱為「海寧四才子」之一。他本可以在科舉取仕的路上行走,可他卻已無意於此,反對讀史尤為專注。他後來回憶說:「十六歲,見友人讀《漢書》而悅之,乃以幼時所儲蓄之錢,購前四史於杭州,是為平生讀書之始。」後二年,應試不中,自此與科舉決絕。父親尊重他的選擇,甚至多少表示出些許的態度,他在致族叔的信中說:「以其(王國維,作者注)性訥鈍,好談實務,嗜古籍而不喜於帖括……以期通達中西要務以自主。」


1898年2月,父親親自送王國維來上海,有意讓兒子在十里洋場的大上海歷練。這裡是強學會精英人物匯聚的地方。來上海之初,王國維即被《時務報》錄用。當時上海有「家家言時務,人人談西學」之說,《時務報》是當時維新派有影響的機關報。他在報社是位文書校對員,薪水不高,可工作繁重。變法維新,舉步維艱,列強欺凌,日甚一日。中國人「如圈牢羊豚,任其隨時宰割而已」。他深切地意識到,「來日大難,非專門之學恐不能餬口。」


此時,羅振玉在上海創辦東文學社,專門培養翻譯人才。當時學社內只有六名學生,王國維是其中之一。報社工作繁忙,難以擠出時間學習,給他的外語自學帶來許多困難。一個月後,他的考試成績不及格。按照規定應該退學,可羅振玉欣賞他的才華,破例沒有讓他退學。《時務報》停辦了,王國維失去了經濟來源。羅振玉有意委他為學監,可以每月領取薪金,以使他生活無憂。羅振玉是他一生交往中影響最大的人。他們同是浙江同鄉,羅振玉比他長十一歲,又早一年來上海,與人合辦農學社,印發《農學報》,後又辦東文學社。他們有共同的學問愛好與研究,羅振玉對他有提攜知遇之恩,王國維對此一直銘記在心。他們後來還成了兒女親家。


東文學社中日本籍教師藤田豐八和岡佐代治都是著名的漢學家和歷史學家,王國維正是從他們的著作里知道了康德和叔本華。他回憶說:「餘一日見田岡(即藤田豐八、岡佐代治,作者注)君之文集中有汗德(即康德,下同,作者注)、叔本華之哲學者,心甚喜之。顧文字睽隔,自以為終身無讀二氏之書之日矣。」「文字睽隔」刺激他發奮學習外語,終變「睽隔」為「熟悉」,以成就他日後如日中天的學術事業。


1900年底,他在羅振玉的資助下,實現了自己的宿願——東渡日本留學。只是他體質羸弱多病,在日本待了不到半年又回到了上海。羅振玉讓他協助編輯《教育世界》,這是中國最早的教育雜誌。1906年6月,《教育世界》刊登了一張王國維的半身照,一副近視眼鏡架在鼻樑上,身穿當時流行的陰丹士林布長衫,頭戴瓜皮帽,是晚清知識分子的典型寫照,上面還附有一行文字:「哲學專攻者王國維君。」


他在《教育世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譯文,他是在這裡展露才華,這裡是他學術事業的發祥地。


1901年夏,他由日本回國。作為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他非常在意「三十而立」的觀念,他是這樣評價自己的「三十而立」,「歲月不居,時節如流,犬馬之齒,已過三十。志學以來,十有餘年,體質羸弱,不能銳進於學。進無師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有今日而已。」「進無師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這雙重困難之中,再迫切不過乃是「生事之累」,即謀一生計,謀一職業。他相繼在南通通州師範學校和蘇州師範學堂執教。1906年,他與羅振玉一起到北京的學部工作。他為自己因生活所困體質之弱,不能在學術上有更快更高的進步而每每嘆息:


「夫以余境之貧薄而體之孱弱也,又每日為學時間之寡也,持之以恆,尚能小有所就,況財力精力倍於余者,循序而進,其所造豈有量載!」





近日之嗜好漸由哲學而移入文學



據王國維自己介紹,他是從1903年春開始讀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在此之前,他已閱讀過巴爾善的《哲學概念》和文特爾彭的《哲學史》。初讀康德並非能完全讀懂,於是,他放下康德,再讀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其中的「康德哲學批判」,給了他一把鑰匙,打開了「通往汗德哲學關鍵。」1905年,他「更返而讀汗德之書,則非復前日之窒礙矣。可是於汗德之《純理批評》外,兼及其倫理學及美學。至今年從事第四次之研究,則窒礙更少,而覺其窒礙之處大抵其說之不可持處而已。」


由此他開始哲學王國的探尋。他是最早把康德、叔本華和尼采等哲學大師介紹於中國,當時的中國知識界、文化界鮮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


1904年,王國維以叔本華的哲學理論為指導,寫出了《紅樓夢評論》。這是他的第一篇有系統的長篇論文。他的思辨深入到曹雪芹建構的大觀園中,追詰人生的意義,即「生活之本質」是什麼?《紅樓夢》中占極大的內容是生活之欲,男女之愛。他認為「其自哲學上解此問題者,則二千年間,僅有叔本華之《男女之愛之形上學》耳。」叔本華把「男女之愛」歸結為「傳宗接代」的「種族意識。」王國維以此解《紅樓夢》之精神,以為大觀園中的飲食男女都為生活之欲而苦痛。他甚至如此解說賈寶玉的「通靈寶玉」:「所謂玉者,不過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玉」「欲」同音,作者的寓意正在於此。


他以獨創性的視角審視《紅樓夢》,以為這部著作的美學價值在於它的悲劇美,即「徹頭徹尾之悲劇也」。他有心藉助這部偉大的小說,改變「吾國人之精神」。什麼是「吾國人之精神」?他說:「吾國人之精神,世界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比如《牡丹亭》之還魂,《長生殿》之重圓,還有眾多《紅樓夢》續書和《兒女英雄傳》等等,走的都是大團圓之路。只有《桃花扇》與《紅樓夢》另闢蹊徑,「具有解脫之精神」。《桃花扇》的解脫是「他律的也」,《紅樓夢》則是「自律的」,兩相比較,「《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歷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他尤為推重《紅樓夢》的悲劇性的美學價值。


從《紅樓夢》面世到新文化運動的漫漫歲月中,關於《紅樓夢》研究的論著可謂多矣,然主要研究的方法不外評點和索隱。評點者搜腸刮肚尋找書中的「微言大義」「千里伏線」。索隱者著眼於書中的政治內容和社會內容。這被稱之為舊紅學。王國維批評舊紅學,認為小說中所塑造的人物本是虛構的「『子虛』『烏有』先生」,是藝術的提煉,不能混同於社會具體的某人,當然更不能與作者等同起來,如果可以等同,那豈不是說:「《水滸傳》之作者,必為大盜,《三國演義》之作者,必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說也。」


他從哲學、美學和倫理學的理論角度,以嚴謹的態度審視《紅樓夢》,並將它與世界的同類文學著作比較,稱《紅樓夢》在世界文學史的地位可謂「宇宙之著述,」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世界名著。在中國傳統文人首重經史,推重詩歌,不屑小說的年代,是王國維最早推重小說在文學史的地位,最早提出《紅樓夢》是世界名著,從而開啟了新紅學的篇章。


1906年,父親病卒。翌年,夫人莫氏病故,繼母也亡。多難悲慼的日子,他的以「描寫自然及人生之事實為主」的《人間詞》面世。「薄晚西風吹雨到,明朝又是傷流潦。」「天未同雲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人間詞》那百餘首詞,滿滿傳遞的都是人間的困惑,滿滿呈現的都是肝腸寸斷的悲切。他由哲學逃向文學,後又轉入詞論和戲曲研究。1910年,他寫下了《人間詞話》,構建了獨有的劃時代意義的詩歌理論體系。


戊戌變法失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走向高潮。他對革命向懷畏懼之心,認為「修明政治,大興教育」才是經世濟民之道。他在《論平凡之教育主義》《教育普及之根本方法》等文章中,表達的是對「修明政治,大興教育」的關切和憂慮,體現的是教育救國,學術興國的思路和理想。


他站在教育前沿,倡言學術,涉獵過亞里士多德、但丁、莎士比亞、歌德,關注歐洲的各種社會思潮。1908年,他因戲曲研究,涉獵了西方人文主義文學,對「西洋之名劇」注入了關切的目光。他說:「今日之時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制之時代」,呼喚著出現「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的大師,而他正是這樣一位茹古涵今,入室升堂的大師。




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1912年春,王國維在日本發表《簡牘檢署考》,標誌著他已進入傳統的國學研究的領域。他說:「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詩歌乎?哲學乎?他日以何者終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乎?」他恐怕怎麼也想不到,自己一生夙興夜寐,苦心孤詣,以致達到「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所回報的則是超乎哲學與文學的國學,這便是《流沙墜簡》。


《流沙墜簡》於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全書按簡牘的內容分為三大類。第一大類是小學、術數、方技書。第二大類為屯戍叢殘,為主要部分,下分薄書、烽燧、戍役、廩給、器物、雜事等項。第三大類是出土簡牘中文字不清、殘折厲害的簡牘。第一、三類為羅振玉考釋。第二類為王國維考釋。此外,王國維還作《補遺》。他們憑藉中國文化厚重的學術素養,克服考釋中的種種困難,準確地理解和考釋了簡牘,取得震驚中外的學術成就。1914年7月17日,王國維在《致繆荃孫》中說:


「歲首與蘊公(羅振玉,作者注)同考釋《流沙墜簡》,並自行寫定,殆盡三四月之力為之。此事關係漢代史極大,並現存漢碑數十通亦不足以比之。東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書,豈知紀史籍所不記之事,更比古書為可貴乎。考釋雖草草具稿,自謂於地理上裨益最多,其餘關乎制度名物者亦頗有創穫。」


就在王國維和羅振玉全神貫注考釋編著《流沙墜簡》時,國內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孫中山、黃興等中華民國的元勛被嚴令通緝,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遭冷槍暗殺。「易水蕭蕭去也,可能喚醒國人無?」他不為世事紛攘所擾,專注於《流沙墜簡》,似是一個化外之人。他的國學水平得到了學界的認可和推崇。


魯迅曾給王國維以極高的評價,他說:「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近十年了,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比對時下國學大師貴冠滿天飛,魯迅進行辛辣的諷刺,他說:「當假的國學家正打牌喝酒,真的國學家正在穩坐高齋讀古書的時候,沙士比亞的同鄉斯坦因博士卻已經在甘肅新疆這些地方的沙磧里,將漢晉簡牘掘去了,不但掘去了,而且作出書來了。所以真要研究國學,便不能不翻回來,因為真要研究。」


王國維非但在簡牘研究,在甲骨文、敦煌寫本等的研究上,都有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功,達到了一般博學勤力的學者很難達到的境界。甲骨文作為一種新的學問,王國維、羅振玉為奠基人,因此也被稱為「王羅之學」。據統計,甲骨文中單字有四千多。容易認識字確定之後,剩下的字就越發難認了。


1915年,羅振玉作《殷墟書契考釋》考釋出485字,待考文字1003個。這部《殷墟書契考釋》的真正作者是誰,學界一直沒有形成定論。最具代表性的意見是,王國維為報答羅振玉的知遇之恩,「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獻給羅,而後羅坐享虛名。」值得注意的是,1923年冬,王國維的《觀堂集林》出版時,羅振玉為之作序,羅在文章中說:「余考殷墟文字亦頗采君說。」所謂「君說」,當是王國維的學識認知,僅此足可證明王國維在此書中的角色和作用。


他的獨創性的貢獻,是利用甲骨文探討商周歷史和典章制度,甲骨文研究一直貫穿他的後期學術研究。1916年春,他從日本回到上海,就埋首於甲骨文和史籍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和《殷周制度論》的發表,使中國甲骨學發展成為一門成熟的學科,也使他成為這門學科的領軍人物。他還是我國第一批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


他是個執著的理想主義者,永恆、固定和顛撲不破的人生常數和宇宙大美,是他苦苦追求的「萬世之真理」。唯此,棄八股科舉之路,東渡日本尋求新學,從最初尋求人生困惑而鑽研哲學,又由哲學轉向文學,直到沉浸在出土簡牘和剝蝕文物的考釋中。人生的選擇、放棄、再選擇,每一次都是在探索人生價值,每一次都殫精竭慮,鞠躬盡瘁,每一次都取得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成績。他曾希望新學使苦難中國得到新生,故而二次東渡,譯介西方學說。可新學並沒給華夏帶來福祉,反倒因新學的流入,遮蔽了中華文明燁煒之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隆隆炮聲,更使他苦痛著思索著。他說:


「原西說之所以風靡一世者,以其國家之富強也。然自歐戰以後,歐洲諸強國情見勢拙,道德墮落,本業衰微,貨幣低降,物價騰湧,工業之鬥爭日烈,危險之思想日多……而中國此十餘年中,紀綱掃地,爭奪頻仍,財政窮蹙,國幾不國者,其源亦半出於此。」


如周振甫先生所言:「一代之學人,其言行與時推移恆趨於矛盾之兩端。」矛盾與困惑中的他十分無助,新與舊的迷惘中,反倒堅信「長治久安之道,莫備於周禮」。這正是他不能理解辛亥革命,對時局失望,對愛新覺羅氏哀輓,進而沉溺到經史考據之中的最直接的理由。



為此文化所化的人



他的學生蔣君章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王國維先生的大名,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即已久仰。他是短短的身材,嘴唇上蓄著八字鬍,瓜皮小帽,綴有紅結,後面拖著一根長辮子,這是他的特別表記,十足的滿清遺老,最引起同學們的注意。」


一個書齋氣十足的學者,一旦做出選擇,便不會輕易改動。做學問使然,對頭上的辮子亦使然,即使「皇上」剪了辮子,即使他走進新文化運動的北京大學,他也留著辮子。這條辮子一直拖在他的背後,直至自沉昆明湖。清朝早已風捲雲散,他之留辮子的心志十分明白,就是堅持「士不可辱」的氣節,是最具典型特質的封建士大夫的面子。


1923年5月,他由上海藏書繁富的密韻樓,來到北京紅牆碧瓦的故宮,接受已成「國中之國」的遜清朝廷的「官職」,為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加恩賞給五品銜」,「著在紫禁城騎馬」。如此知遇之恩,令他萬分感動。次年11月,馮玉祥的國民軍把溥儀趕出故宮,國中之國的小朝廷被廢除。這使他痛心入骨,為報知遇之恩,他憤然辭去北大通訊導師的職務,拒絕在民國的學刊上發表文章。


大變革的時代,如他這樣學業輝煌而又恪守儒家信念之學者,免不了要在兩難中踟躕失措,更要命的是「不食周粟」,說說容易,做起來難乎哉。溥儀逐出故宮,他的俸祿失去了著落,辭去了北大通訊導師,意味著少了一筆「導師」的薪金。他是國學大師,可大師也是人,也食人間煙火,也要盡人倫之責,可謂「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了。


也就是這一年秋,清華大學決定籌備設立國學研究院,清華校長徵詢胡適的意見,胡適表示:「非第一等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1925年1月,清華大學向王國維發出聘約,他在猶豫之中,給老友蔣如藻去函商議,蔣如藻覆信通達親切地勸說:清華月有四百大洋,「有屋可居,有書可讀,又無須上課,為吾兄計似宜不可失此機會。」又說:「從此勝離鬼蜮,垂入清平,為天地間多留有數篇文字,即吾人應盡之義務。至於挽回氣數,固非人力所強留。」


老友信中所說「勝離鬼蜮,垂入清平」,多少中了他的心思,溥儀周圍複雜的人事已使他厭倦。在得到「皇上」的「恩准」後,他決定就任清華國學院導師。3月25日,他致信蔣如藻說:「弟於上月中已決就清華學校之聘,全家亦擬遷往清華園,離此人海,計亦良得。數月不親書卷,直覺心思散漫,會須收召魂魄,重理舊業耳。」「收招魂魄,重理舊業」,在輾轉反側的「憂徨」之中,他終於做出了理性的選擇。


這是他一生中難得的短暫的平靜書齋生活,他在這裡開始了西北地理及元代史的研究,撰寫了《古史新證》等,教授《尚書》《說文》《儀禮》等。他的學生戴家祥曾師從他研究甲骨文、金文,他回憶說:「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學大綱是王國維先生起草的,採取了中國書院和英國牛津大學兩者相結合的辦法教學。教授有趙元任、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李濟是青年講師。他們的教學也各有特點,和王國維在一起,他不講,只聽學生講,講到他滿意的地方,他就點點頭說『還可以』。」


他性格內向,待人質樸真實。一次,他在給學生講授《尚書》時,開場白竟這樣的直率坦誠,他說:「諸位!我對《尚書》只懂了一半。這是我對諸位應該說的第一句話。」無論上課還是答疑,他沒有十足的把握時,總是會明確地說:「不甚清楚。」他的學生徐中舒在《追憶王靜安先生》中說:「先生談話雅尚質樸,毫無華飾。非有所問,不輕發言,有時或至默坐相對,爇捲菸以自遣,片刻可盡數支;有時或欲有所發揮,亦僅略舉大意,數言而止;遇有疑難問題不能解決者,先生即稱不知。故先生談話,除與學術有關者外,可記者絕少也。」


一個以儒家道義安身立命的讀書人,把守節看作是自己操守的堅持。他在給羅振玉的詩中,念念不忘的仍是「宮門之變」,感激的是君王的「知遇」,痛心的是臣子的「慚愧」。可他終不是「西山採薇蕨」的遺民,因為他到底做過北大研究所通訊導師,做著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已經領取了民國的俸給五、六年了。北伐軍已逼近華北,革命呼嘯而來。《世界日報》上有消息說,黨軍通緝追捕之人中,王國維赫然列入其中。大動盪裹脅而來的大困惑大憂懼,這其間自有死的意念在腦海中翻轉。


1927年6月2日,農曆五月初三。這一天,王國維平靜如故,女兒王東明回憶:「早上一切如常,父親早起盥洗完畢,即至飯廳早餐。」然後便去研究院,一如往常的安排教學的事情,安排妥帖後便僱人力車拉他去頤和園。漫步長廊,走進魚藻軒,就是在這裡躍身入水。清潔工聞聲前來救助時,發現不深的水中,他是把頭埋入淤泥之中窒息而死。他的衣袋中留有一封遺書,內中有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他本可以建立起更為巍峨的學術豐碑,本可以引領中國學術走的更遠,就此而言,這種思想史學術史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同是清華國學院導師,他的摯友陳寅恪以深沉的目光,從社會文化的大背景,審視王國維之死,他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的苦痛亦愈甚;殆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心安而義盡也。」此論極有見地。



關鍵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