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甲午戰爭爆發後，清廷是積極尋求外國調停的，希望中日實現議和。清廷甚至希望列強各國特別是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幫助出面調停，但是所有的斡旋活動都沒有成功。面對日益嚴峻的京畿威脅，光緒帝為首的主戰派本來是想抗戰到底的。可是，進入1895年，戰事的全面惡化迫使他不得不改變主戰的態度。
當時，日本拒絕西方各國的調停，並拒絕接見李鴻章派出的談判代表，在談判的價碼上也不肯開口。因為日本的目的是要清廷徹底屈服，日本陸軍部希望奪取遼東半島；海軍部要并吞台灣、澎湖；財政部提出索要白銀十億兩的龐大賠款數字；改進和革新黨叫嚷：必須有瓜分中國四百州的決心，將廣東、山東、江蘇、福建都納入日本的版圖；自由黨聲言，應迫使清廷割讓遼東以及台灣，並要求締結中日通商條約，特權應在歐洲諸國之上。一片蟬噪蛙鳴聲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貪婪野心，正如陸奧宗光所說的那樣：「中國的割讓唯欲其大，發揚帝國的光輝唯欲其多」。[1]
要實現貪慾，日本知道必須藉助於擴大戰爭成果和狡獪的外交兩種手段。在外交方針上，日本政府認為只有通過戰爭獲取更多的勝利，外交上才能使清廷更屈從。因此，對於停戰與媾和的條件，陸奧宗光又說：「我國絕不泄露要求的條件，將問題嚴格局限在中日兩國之間，使第三國在事前絕無插足的餘地」，「媾和條約方案也深藏未露，在時機尚未成熟時，決不輕易示人」[2]。
日本人拒絕外國調停，這使李鴻章感到只有朝廷派出代表直接向日本議和一途了。1895年1月，李鴻章奏請朝廷派張蔭桓、邵友濂東行，前往日本協商議和之事。
在前往日本之前，二人在奕訢帶引下先後覲見了光緒和慈禧太后。此刻，光緒帝在慈禧太后的壓力下，也同意派人到日本了解日本的真實口氣。1月1日的覲見中，光緒帝特降諭旨說：「張蔭桓、邵友濂現已派為全權大臣，前往日本會商事件。所有應設各節，凡日本所請，均著隨時電奏，候旨遵行。其與國體有礙，及中國力有未逮之事，該大臣不得擅行允許。懍之！慎之！」[3]
光緒帝的這道諭旨，說明他對日本方面的態度並不了解。奉命前往日本的張蔭桓也是如此，他在離京前給光緒帝上了一道奏摺說：「惟此行原無把握，為時久暫，自難預定。如能仰托皇上福威，敵人就範，則臣歸期可速，經費可節，隨使各員亦有勞可錄。俟到差後，察看情形再行具奏，以慰宸廑。」[4]
對敵情的不了解，決定了張蔭桓等人前往東京議和的必然流產。張蔭桓、邵友濂到日本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與外相陸奧宗光故意刁難，說什麼清廷派出的談判代表級別太低，所給予的權限不夠，不能和談，並指名道姓要恭親王奕訢和李鴻章親自出面參加談判。日本政府認定了這兩個妥協派的大頭目，既然不願與張、邵議和，還不允許二人在日本停留。
2月12日晚上，日本外務省派人來向張、邵二人發出了照會，實際上是一個通牒，要求二人立即返回中國。這樣的待客之道，讓二人很無顏面。張、邵等於被驅逐了，這與清廷來說也是一件顏面盡失的外交事件。
在張蔭桓、邵友濂被驅逐之前，李鴻章在1月9日得到日本計劃侵犯山東的消息。這個消息是英國駐華公使電告李鴻章的。電文說，日本不願停戰，已計劃從山東登陸，李鴻章將這個消息告知清廷，引起清廷的極大恐慌，便於13日電令李鴻章悉心籌措，做好防範。當天，李鴻章即電告丁汝昌稱：「查倭如犯威，必以陸隊由後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牽制我師。彼時兵輪當如何布置迎擊，水陸相依，庶無疏失，望與洋弁等悉心妥籌，詳細電復，以憑核奏。」[5]
1895年1月20日，日軍2.5萬人由大山岩指揮，在25艘軍艦的掩護下，在山東半島榮成灣登陸。清軍在漫長的海岸線上，分散防守，「零星屯戍，不足成軍」，且裝備很差，大都是老舊的土槍和少量的前膛來復槍。日軍登陸後，未遇到有力地抵抗，便占領了榮成，分路向威海衛進撲。威海衛是北洋海軍營築多年的軍港，北洋艦隊的大本營。黃海大戰後倖存下來的艦船全在這裡停泊，1895年2月初，日軍攻取了威海衛陸上的北幫炮台和南幫炮台，把北洋艦隊合圍在軍港內。最終北洋海軍船艦被日艦各個擊破，北洋海軍覆滅。這使清廷在外交上更處於被動局面。
2月11日，清廷被迫任命李鴻章為議和全權大臣前往日本談判。由於此前日方旁敲側擊地提出要奕訢、李鴻章出面和談，以「鄭重其事」，所以清廷接受了這個要求。光緒帝在諭旨中說：「日本來文，隱有所指，朝廷深維至計，此時全權之任，亦更無出該大臣之右者。李鴻章著賞還翎頂，開復革留處分，並賞還黃馬褂，作為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本商定和約」[6]。
光緒帝解除對李鴻章的所有處分，固然有情非得已的成分，但慈禧太后為其開脫，甚至讓他迅速到京「請訓」，實際上是為李鴻章前往日本交涉議和鋪平道路。請訓本是朝廷派出官員到國外或者地方行使某項重要使命的一種慣例，李鴻章的這次赴京請訓可以視為赴日外交交涉的交待談話。但是，慈禧太后讓李鴻章到京「請訓」，卻有著自己的政治盤算：一方面是繼續籠絡李鴻章，讓其成為唯自己馬首是瞻的人；另一方面是讓其盡心實施妥協外交。為使李鴻章專心於此任，慈禧太后還讓光緒帝頒發諭令讓雲貴總督王文韶代理李鴻章留下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空缺。
慈禧太后讓李鴻章走上議和的前台，自己卻稱病躲了起來，他對外宣稱：「今日強起，肝氣作疼，左體不舒，筋起作塊」[7]。其實，這是慈禧太后與李鴻章合謀算計光緒帝的一種政治手段，企圖以此來通迫光緒帝投入由她設下的陷阱，讓光緒帝親自給李鴻章下達訓令，以便日後把賣國的罪名加在光緒帝身上。
但是，李鴻章不管這些，他心裡有著自己的盤算。他一手打造的北洋艦隊，花去了幾十年的心血，投入的銀兩更是不計其數。現在面對蕞爾小國的日本卻是那麼的不堪一擊。大清國的失敗，他有很大責任。北洋艦隊覆滅後，李鴻章更是臭名遠揚，屢受全國人民的謾罵，在朝廷中更是飽受指責。當然，他一貫堅持妥協政策，對這些早已習以為常，而他最關心的是自己的地位，能不能保住自己的烏紗帽。
現在，慈禧太后帶有籠絡性質的委於他談判重任，也使他感到只有親自出面簽訂和約，終止戰爭，才有可能繼續保持自己的地位。但是，李鴻章也是一個老奸巨猾之徒，他知道此去日本責任重大，日本人要求大清割地賠款是必然的，這些問題最容易引起民眾的反對，勢必落下千古罵名。他認為議和之事必須事前得到慈禧、光緒的授權，王公大臣們的贊同，列強的支持，才能進行談判，簽訂包括割地在內的喪權條約。因此，他接到任命後積極活動，竭力排除各種障礙。2月22日是李鴻章應召請訓的日子，他先拜見了恭親王奕訢，然後二人一同來到乾清宮覲見光緒帝。當時帝師翁同龢、軍機大臣孫毓汶、徐用儀、慶親王奕劻等人也都在場。在養心殿，李鴻章先說了對皇上「逾格之恩」的感恩戴德，然後轉入前往日本議和這個話題。
日本人可能要求割地，李鴻章故意借外界所傳「中國須割地」之說：「割地之說不敢承擔，假如占地索銀，亦屬難措，戶部恐無此款」[8]，但恐日本占據中國土地索取巨額賠償。李鴻章所言實際上是日本政府於2月17日通過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已向清廷承認議和先決條件，不但要清廷確認朝鮮「獨立」和賠償軍費，並要求割讓土地。
清廷要李鴻章出面與日本議和，他仍把希望寄托在列強能夠出面干涉上，為此積極到英、美、法、德、俄各國使館活動，希望各國能夠干預，但各國均「無切實相助語」。李鴻章還電駐外大使龔照瑗、許景澄等人與英、法、俄、德四國聯絡，尋求外交幫助。
在拜訪英國公使歐格訥時，李鴻章提出了一個「中英同盟密約」草案。草案有四條，一是中英建立聯盟，英國保證中國領土的完整，中國應在英國與另一國交戰時，幫助英國；二是中國軍隊的改革徵詢英國的意見；三是中國準備給予英國開設礦務、鐵路以及通商口岸的特權；四是考慮新增口岸，對英通商。[9]
對李鴻章這一賣國方案，歐格訥未敢表態。英國當時的政策是籠絡日本，制衡俄國，不可能因為中國而將日本推到俄國人的懷抱，所以「中英同盟密約」沒有獲得英國人的認同。在李鴻章拜訪各國公使的活動中，美、俄、法等國仍然持觀望態度。這樣，尋求外交支援無果的李鴻章於2月25日與恭親王一起又覲見光緒帝，作了匯報。光緒帝聽後，感慨地說，看來割地是很難避免了，奕也連連頷首稱是，以表示對李鴻章的支持。3月3日，奕聯合軍機處上奏光緒帝：「請給李鴻章以商讓土地之權」[10]，光緒帝只好擬定諭旨，大意是，地雖可割，但要權衡利害輕重，根據情勢的發展變化作出判斷。
光緒帝的這番表態，讓李鴻章給利用了。他把這句話當尚方寶劍，為自己以後的談判留下迴旋餘地。3月6日，李鴻章又拜訪了德國駐華公使紳珂，也向他說明了日本要求割地賠款的談判內容。
德國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希望在中國奪取一個港口作為基地，深恐日本的割地要求引起各國首先是英俄瓜分中國的秘密安排，而把自己排斥在外。所以，紳珂在李鴻章拜訪的當天，向日本發出了語氣相當溫赫德照會，算是對日本的「勸告」：「中國要求歐洲列強幹涉，列強中某些國家已決定干涉並為此聯合起來，它們要求中國作為它們干涉代價的愈多，留下給日本的便愈少；因此為日本計，相較之下，直接合理的解決最為有利。根據我們（指德國）今所獲的報告，日本對割讓中國大陸上領土的要求尤其易於惹起干涉。」[11]這種不疼不癢的「勸告」，令日本政府很不以為然，繼續執行其既定的方針。
李鴻章再次希望各國調停，但俄國也不願得罪日本，甚至各國都勸說中國接受日本的條件，儘快結束這場戰爭。
在李鴻章拜訪各國公使希望得到外交幫助的同時，日本政府也試圖通過外交努力，希望得到各國的諒解。同英、俄的心態一樣，日本也害怕英俄合作，因而在此期間陸奧宗光多次向俄國駐日公使希特羅渥保證，日本尊重俄國在朝鮮的權利，希望俄國不要涉足中日戰爭：對於英國，日本也保證說，不必擔心中國被瓦解，在開放全中國通商的問題上，日本將給予英國更優越的條件。這一保證使英國偏袒日本的態度更為露骨，英國報紙甚至赤裸裸地說：「只要日本有節制地利用它的勝利，我們便沒有理由同它爭吵」，「在未來的許多年裡，日本不會對我們有害，我們無需反對它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力量。無疑的，它會威脅和震驚俄國，但這不關我們的事。倘若高興地話，讓日本和俄國去一爭勝負吧。」[12]
外國調停不成，各國都作壁上觀，李鴻章只好率團前往日本議和。最終，李鴻章與日本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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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日]陸奧宗光：《蹇蹇錄》，伊舍石譯，第116頁。
[2][日]陸奧宗光：《蹇蹇錄》，伊舍石譯，第117頁。
[3]《張蔭桓致翁同和函》，《近代史資料》1962年第3期。
[4]戚其章：《甲午戰爭史》，第383頁。
[5]《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十九，第25頁。
[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九，第46頁。
[7]孫孝恩、丁琪：《光緒傳》，第240頁。
[8]孫克復編：《甲午中日戰爭外交史》，第151頁。
[9]戚其章：《甲午戰爭國際關係史》，第348頁。
[10]竇憲一編：《李鴻章年（日）譜》，第5064頁。
[11]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12、13頁。
[12][英]伯爾考維茨：《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第2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