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莊子》內篇中，以「孔子」為主角的寓言頗多，這些與孔子相關的論述，多集中於《人間世》、《德充符》以及《大宗師》等篇章。
內篇中的孔子，時而受到譏諷，時而論大道，看來形象並不一致。因此，莊子對孔子的態度究竟如何，一直是論者熱衷探討的問題。
在玲瓏看來，內篇中孔子的形象，是莊子最具原創性的孔子詮釋，也是後世道家闡述孔子之濫觴。它不但影響後代頗深，更是後世爭辯莊子究竟是「詆訾孔子之徒」還是「陽擠而陰助之」的原因。
是以，玲瓏試圖回歸原點，逐步探求莊子如何塑造孔子形象，詮釋孔子境界。在內篇中，以孔子為主角的預言首先現身於《人間世》。孔子寓言不出現於《逍遙遊》、《齊物論》，而出現於《人間世》，想來也是饒富趣味的。這並非是說孔子不能逍遙，無法齊物，而是說孔子就像多數平凡人一樣——身處人間世，必須面對人間的事。
安之若命，乘物游心
人間的事複雜難解，平凡人卻無可逃避，莊子常常借用孔子之口，說明人事之複雜、處世之艱難。在《人間世》中，就記載著一則「葉公子高將使於齊」的事例。
葉公子高出使齊國之前的恐懼，很能說明人處於紛亂塵世的無奈。事如果不成，將有人道之患；事如果成了，則有陰陽之患。無論如何，似乎都避免不了禍患降臨。這樣的困境並非是自己招致的，只能說是時、命使然，但人們卻必須時常面對它所帶來的災禍。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葉公子高向孔子請教如何才能免除其患，可見在他心中，孔子正是善於處事的「有德者」，而這也正是孔子在此寓言中的角色定位。
孔子的人生取向畢竟與「避世之士」不同，他認為「子之愛親」、「臣之事君」皆是人無可逃避的責任。親子之情是與生而來的本性，既不可解也無需解；君臣之義是屢見不鮮的社會秩序，既不可逃也無需逃。對於父母、君主，要使其「不擇地而安」、「不擇事而安」；對於自己，則要內修以上，以臻「安之若命」之境。因為唯有「安之」，才不會受到哀樂之情的干擾糾纏，而能夠「安時而處順」。
當災禍無可避免地來臨之時，負面情緒不免隨之而生，如何能「安之」？「安之若命」的背後，其實蘊含著極高的修養境界，或許我們還可以往上推論，能有這樣的修養境界者，恐怕曾在生命中遭遇不少逆境，在一次次的反觀自省、去累化執之後，才能「安之」。
對此，為人臣者只能去除私意造作，順應自然情勢而行事，哪有時間去貪生怕死、自尋煩惱呢？而且當人臣致力於求生避禍之時，「悅生而惡死」的念頭，反而會讓他因為過度執著而無法判斷當下的形勢，更遑論順勢而為、因勢利導，災禍反而因此臨頭。
那麼，處世的「實戰技巧」為何？「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字字句句都是入世已久的「孔子」的肺腑之言。這些看來瑣碎的老生常談，正是明哲保身的指導原則。只有深諳人世間事務運作的複雜多變、難以預料，才能歸納出諸多處世之理。
莊子借孔子之口，說出「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正說明莊子也認同親子之情是天性表現；而君臣之義是社會倫理。正是這些，構成了人倫規範，而此規範架構了人間秩序，社會因此而井然有序。
然而，個體也因此隱沒於群體之中。人作為一個存在於世的個體，幾乎不可能置身於人際關係網絡之外，所以也幾乎無法避免「兩難」的困境。莊子借孔子之口說出，這些人世的牽絆、責任，是無所逃避、也不必逃避的。
這呈現出莊子與避世之士有所差異，莊子並非一般「與鳥獸同群」的隱士。莊子想要傳達的處世技巧，也說明了莊子確實是經過世事歷練的入世之人。然而，「無所逃」一語卻也明確表達了莊子曾有想「逃」之心。
就孔子而言，「鬱郁乎文哉」的人倫秩序、克己復禮的生命追求，是仁心的實現；然而，對莊子來說，這卻也可能是人與自然的破裂之始。
但是，就多數人而言，不可能免除生而為人的責任，人非入世不可，那麼如何才能達到逍遙之境？如何才能在群體之中保有個體的自由？在莊子眼中，了解人情世故、理解人性之常，才有可能順勢而為，但這只是外在處事原則而已，要在變動不居的人間世悠遊自得，不能只是死記生存法則，而是要靈活運用、見機行事，而這，必須依賴心靈的平靜中和。
德盪乎名，先存諸己
《人間世》中還有一則「顏回見仲尼」的記載。故事起源於顏回希望到衛國去，遂向孔子辭行。顏回一開始秉持著儒家一貫的信念，認為唯有感化衛君才能救濟衛國百姓。孔子則警告顏回，不可過於輕忽自身的危險性，否則將招來殺身之禍。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
如果連自己的生命都無法保全，又如何能談救人呢？顏回自身的修養境界還未成熟，就急著「濟世救民」，這種不顧己身、一意孤行的行為，只是為了求取美名罷了。
「德盪乎名，知出乎爭。」
人們為了爭名、爭勝，是以「崇德」、「尚智」，此謂「德盪於外」，因而導致互相傾軋、禍亂不斷。顏回只看到衛君的罪惡，卻未能意識到自己「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其實也是一種想要凸顯自我、貪圖美名的罪惡。
談仁義道德，把自己當成「善」的一方，事實上，也就是把對方視為「惡」的一方；認為對方需要「痛改前非」，在這樣的主觀心態下，對方能平和地接受「感化」嗎？更要警覺的是，對方是操控生殺大權的一國之君，自己如何能不忘初衷、全身而退？
「目將熒之，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
這一段描述，何其生動！多少原本奮不顧身的士人，在實際面對君王時，正是如此畏縮地敗下陣來。這更說明了莊子非常了解士人在政治中的困境。
儒家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熱忱，其實正是「至己身於不顧」的悲哀。況且，這種熱情，背後是否完全沒有「私心」存在？儒者口中所標舉之「仁義」，是否真的是普世恆存之價值？儒者眼中的是非，又是否真為不可改動之判斷？這些都令人存疑。
顏回提出「端而虛、勉而一」的辦法，想以端莊謙虛、勤勉專一的態度感化衛君，也遭到駁斥。玲瓏認為，顏回的辦法仍然是源於「成心」，即由「成心」而發，自是而非彼。謙虛勤勉出於畏懼，僅為表象，並非由真心而出，當然不足以化人。唯有真切地反省生存的困境，才有扭轉「成心」、脫離困局的可能。顏回既不能克服自己求名的慾望，也不能感化衛君，最後的結果不是表面妥協，就是因為多言勸誡而被衛君殺掉。
根據《史記》的記載，莊子曾為「漆園吏」，這樣的經歷想必讓莊子對於政治生態有了進一步的了解。莊子並不著眼於帝王之治道，而是努力為平凡人找出解脫之路。
既然不可能完成復歸小國寡民的理想，人們就必須思考如何在現實社會中找到生存之法？又如何在君臣關係中找到平衡之道？
在《人間世》中，莊子屢屢借著孔子之口，說明處世的艱難。在他心中，孔子入世最深；因為入世最深，所以最能了解君臣關係的緊張對立，亦最能了解要上臻「乘物游心」之境困難重重。所以，借孔子來說明《人間世》，是再恰當不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