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間，清華大學施工隊在修建土木館大樓時發現一處古墓。網友們熱議「為何高校常與墓地結緣」。這種說法並非憑空而來，在本世紀初，西北政法大學校區曾挖掘出多處墓葬，其中一座墓葬的主人，就是西漢酷吏張湯，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中對他有詳細的描述。縱觀他的一生，給人頗多感慨。
眼看他起朱樓
張湯幼年時，一隻老鼠偷了他家肉食，他以老練的辦案手段「審判」了老鼠的罪責，並對老鼠處以「磔刑」。從這件小事，可見張湯從小就在法律方面嶄露斷案天賦；同時也顯露出酷吏的影子。張湯的處理讓父親感到驚訝，從此也就讓他學習律令並成為刀筆吏，進入仕途。武帝時期的幾件大案，如陳皇后巫蠱案、淮南王謀反案均由張湯辦理，他對涉案人員窮追猛打，深得漢武帝賞識，從此進入權力中心，開啟一生最為輝煌的時段。
從張湯的結局來看，可以說是一個悲劇（按文學理論的一般說法，屬於性格悲劇），這顆悲劇的種子是在幼年時期就種下的。家庭教育對一個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張湯父親的教育方式影響了張湯的一生，他有意引導張湯在法律方面發揮才能，可以說符合儒家因材施教的思想。但是父親忽略了張湯性格中冷酷殘忍的一面，這對一個在宦海中沉浮的人是危險的，要麼及時批評和糾正張湯的缺點，引導他的性格向健康的方向發展；要麼就讓張湯甘為平民百姓，或可安然終老。因此，張湯的悲劇和他父親的教育失誤是分不開的。
眼看他宴賓客
張湯逢迎武帝的手段不可謂不高明。
首先，張湯善於揣摩武帝意圖，執法並不是以律令為準，而是以武帝的意志來左右案件的處理。他深知武帝打擊諸侯王和地方豪強的決心，因此處理這些人的案件毫不手軟；相反，對於平民百姓和弱小的人，張湯卻多加袒護，展現出他人性善良的一面。
其次，張湯巧用當時官方的意識形態為自己判決作掩護。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成為主流，張湯就請儒家學者從《尚書》《春秋》等經典中找尋斷案依據，以此鑽法律的空子，為武帝個人的判決意見尋求操作空間。
再次，張湯極力維護武帝的權威。如果案件處理得當，張湯就將功勞歸於武帝，稱頌皇帝的聖明；若是辦事不利，則把罪責歸咎於自己。武帝也對張湯多有寵信，提拔他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並處理了和張湯作對的人，風光一時無兩。
由此觀之，武帝的某些暴政和張湯這樣的酷吏是有關的。武帝曾想寬恕諸侯王謀反案件的部分人員，但是卻遭到張湯的反對，理由和《紅樓夢》中王熙鳳協理寧國府時處理一個遲到下人的理由一樣，「我頭一次寬了，下次人就難管」。武帝也就同意張湯的意見。張湯的做法從表面上像是頂撞和違背武帝，實際上和武帝加強集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使得武帝更加倚重他。這樣張湯等於是犧牲了別人，成全了自己，而某些原本不必發生的慘案也變成了現實，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張湯「劫持」了武帝的意志。
眼看他樓塌了
張湯升任御史大夫以後，權力野心急劇膨脹。御史大夫本是負責監察百官、起草詔書等，然而張湯越俎代庖，常與武帝探討國家財政，有架空丞相甚至皇帝的嫌疑，用司馬遷的話說叫「天下事皆決於湯」。至此，張湯的權勢達到頂峰，甚至張湯生病，皇帝都親自去探望。
常言道「月圓則虧，水滿則溢。」就在張湯風光無限的時候，有人向武帝告發張湯貪污，不知道判決他人入獄多少次的張湯也成為囚徒。張湯此時還對武帝抱有幻想，企圖為自己申辯，最終在武帝使者趙禹的暗示下只能自殺。
西北政法大學張湯墓遺址
張湯案發的導火索是丞相府的三位長史對張湯懷恨在心，根源在於張湯多次排擠丞相，只願享受丞相的權利，卻不願承擔責任，有了好處自己包攬，有了壞處推給他人，只能說是多行不義必自斃。實際上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武帝本來就有置張湯於死地的想法，所缺的僅僅是一個契機，三位長史只是恰巧扮演了這個角色。否則，武帝只要在張湯生前審查他的家產便可得到他是否貪污的結論，何必等他死後再行此事呢？「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天下基本平定以後，武帝已不需要張湯這樣的酷吏發揮震懾作用，況且張湯辦案得罪了不少人，殺張湯以平眾怒，收買人心，何樂不為？武帝甚至不願背上卸磨殺驢的名聲，為顯示殺張湯只是受人蒙蔽，於是殺完被告殺原告，三位長史被處死，丞相也被迫自殺。
或許武帝對張湯的死心懷愧疚，晉升了張湯之子張安世的官職。父親的遭遇對張安世是個重大的警醒，所以他官謹慎低調，與人為善，在武帝末年到宣帝時期的一系列動盪中得以平安無事，甚至和權勢熏天的霍光也能安然相處，得到皇帝和許多大臣的普遍尊重。《左傳·文公七年》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如果說張湯有趙盾「夏日之日」的嚴酷，那麼張安世則有趙衰「冬日之日」的溫和，這為張湯的子孫贏得了長久的榮譽，西晉左思有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說的就是張湯子孫七代為高官這件事。
張安世是吸取了父親的教訓，但從武周時期的周興、來俊臣事跡看，這樣的悲劇還是一再上演。以史為鑑，審視張湯的人生經歷，避免過於冷酷、平等善待他人的道理，值得我們每個人學習。
（本文為「第四屆伯鴻書香獎·閱讀獎」投稿）
（統籌：陸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