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時期，第一所由官方開辦的正規軍官學校則是由趙宋王朝創建的武學。而武學是宋代為武舉開設的將官高等學府，並因此開始培養軍事之才來增強國防實力。
雖說，宋朝武舉的制度較之前歷朝略有完善，但宋朝武舉卻是幾經興廢，異化現象異常嚴重。
這種情況表現為，宋朝武舉"以文制武"、"將從中御"，而武學則成了武舉的附庸品，武舉錄取人數又太少，武學規模則太小、武將官員的補充、晉升等核心因素卻不以武舉科考結果為主等等，這些都是宋朝武舉異化產生的主要原因。
這是因為，宋朝政權將"重文制武"與"守內虛外"視為一項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不僅沒有重視武學與武舉的重要性，反而針對軍事武將實施了諸多的監督與制御把戲。
略讀宋朝歷史的人都熟知，趙匡胤自陳橋兵變，終結了唐末五代時期藩鎮擁兵自立，軍閥混戰的歷史局勢。
篡周自立的宋太祖在總結了五代混戰時期武將攝政的經驗與教訓，為了防止趙宋政權蹈其覆轍，同時也為了鞏固中央集權，其在趙宋政權得到一定的加強之後，便展開了奪取將帥兵權的開端。
其稀釋武將兵權的經過，可以說是封建政權統治者與武將之間充滿兇險的博弈與較量。
而太祖、太宗兩朝圍繞武將所實施一連串的預防舉措與行為，也是宋朝治政的一個極為重要構成因素。
反觀武將的命運和地位也由於這種變化，客觀地折射出宋朝初期治政的態勢和君王與武將之間關係的轉變。
因而，北宋自建國之初，宋太宗趙匡胤就大力興辦文化教育，上至京都、下至地方，普遍創辦了國子監、太學、律學、宗學等文教體系，卻唯獨不見武學。
公元1043年（宋慶曆三年）間，也就是宋仁宗趙禎執政時期，也正是與東北地區的"遼朝"，西北地區的"西夏"，還有崛起的女金等地方統治政權長期對峙時期，彼此之間的戰火亦是頻發的一個階段。
此時，在范仲淹推行的慶曆新政引導下，宋朝執政者逐漸意識到了武學的重要性，並由此創建了宋朝的第一所軍事學校。
按理說宋朝本應重視開辦武學，以武舉的形式遴選出優秀的軍事將領與培養將官的韜略及禦敵安邊的作用。
然而，僅僅開辦了三個月的武學卻因遭到朝臣的反對而宣告破產。
"罷武學，以議者言：古名將如諸葛亮、羊祜、杜預等，豈專學系、吳、故也。"《宋史.卷165》
公元1072年（宋神宗熙寧五年）間，宋代中央政權恢復武學，並任命朝廷之中熟知兵法的文官武將為授課老師，經考試錄取生員一百人。
"熙寧五年，樞密院言：古者出師受成於學，文武弛張，其道一也，乞復置武學。"《宋史.職官五》
公元1102年（崇寧元年）間，宋徽宗趙佶執政時期，隨著局勢的需要則將武學的課堂置辦到了諸州縣。
不過，南宋政權在初建時，由於內外局勢動盪不安，武學之策也隨之廢除。
相對於文科舉而言，武科舉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歷朝的武舉制，時而被廢，時而恢復。而武科舉出身的地位亦低於文科出身的進士。
所以，在四十餘年後，也就是公元1146年（紹興十六年）間，南宋政權在臨安再次復置武學後，這項政策才至宋亡而未被廢止。
公元1029年（天聖七年）間，也就是宋仁宗趙禎執政時期，武舉逐漸興起，但卻沒有形成一種定製。
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間，宋英宗趙曙統治時，欽定了三年一貢的軌制後，武舉科考也就與其他科舉一樣，形成了三年一貢的一種制度。
但是，由於武科舉的特殊性，其科考的項目也比文人貢舉的題目多一些，共分比、解、省、殿等諸個級別的考核。
武舉的"比試"（解試）前面的入圍考試，京師之地則有兵部直接指派官員把關，京師之外諸州府縣地區，則以駐地的安撫司或經略安撫司全權負責。
武舉"解試"的環節，諸地州府則沒有權限，其科考流程則與省試一樣，事先則由兵部負責按先後順序主考，最終在進行殿試，由皇帝本人親自坐鎮主考。
宋朝時期，武舉者一旦及第，其所獲的官職相對文舉及第者而言會很低。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是，這個時期武舉科考的及第者，最高可官拜閤門使，所受官品與俸秩為從八品；
又可授為三班院的"右班殿直"之職（宋朝時期的武舉的官員品級的稱號）；
三班奉職（其官級位居於三班借職之上、右班殿直之下，沒有實際職權，是一種較為低級的武將官品）；
三班借職（後稱之為"承信郎"，是小使臣的一種，無實權，為低級武官），其品秩為正、屬於是從九品。
綜上所述的這幾類，其還算是比較幸運的，因為還有一些時運不濟的武舉及第者則會淪落為沒有品秩的官差，如：三班差使（武校尉）、茶酒班殿侍、下班殿侍等。
同時，原武舉在職及第者，則會：
"其已有官人，並於舊官上比類推恩。"《宋會要輯稿.選舉17》
非但如此，一些武舉及第者所肩負"保境息民"的使命漸演成了催征茶鹽酒榷課稅等事物。
即便為數不多的武舉及第者能實現"武有所用"，但又因所授的武職既沒有差遣、也無實權，而未獲重視或啟用，被分配到了諸州縣之地緝拿賊寇，成了一名巡檢（治安官）負責治理地方的社會治安。
這其中，不乏一些因能力突出而授予指使一職（負責地方武裝駐軍的日常操練的官職），又或者出任軍隊指揮使之職，馳驅在戰場，冠冕堂皇地冠以"觀其才適用"，實則和普通兵士毫無差別。
不得不說，興辦武學、選拔武舉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抑武興文思想的誘導下，以至於武舉及第者所獲的品秩與實際作用，和兩宋政權所提倡遴選將帥的武舉主張是南轅北轍的。
所以，靖難之役爆發之後，南宋陷於金朝武力圍困之際，面對日益嚴重的僵持局勢，武舉及第者"沿才授職"逐漸受到了實際重視。
公元1175年（淳廳二年）間，宋孝宗趙昚執政時期，確定了詳細的章程：凡武舉及第位居首位者，品秩為從八品：官拜"秉義郎"。
"武舉正奏名殿試，策入優等一名，補秉義郎，堂除三衙並諸軍計議官。任滿，入諸路正將。"《宋會要輯稿.選舉18》
武舉名列第二、三名者，官級為正九品，官拜"保義郎"，授予的官職為諸路安撫司之儲備武官。
"補保義郎，差充三衙並江上諸軍同副將，依正額人支破請給，到軍及五年，無遺闕，與轉忠翊郎。"《宋會要輯稿.選舉18》
武舉名列第四、五名者，官級為正九品，官拜"承節郎"，實際官職為諸州兵馬監押一職。
"第四、第五名補承節郎，注授諸州兵馬監押，一任回，與轉保義郎，不隔磨勘；餘人並依逐舉例，補官及舊法，注擬差遣。"《宋會要輯稿.選舉18》
依據宋朝時期的"諸軍入額管事兵將官升差格法"來說，儲備武臣任職兩年期滿可官升為副將，以此類推，繼續任職滿兩年則可轉為有實權的正將，正將任職期滿三年又可升為統領，統領任滿三年則官至統制官（諸州府地方軍區最高長官）。
公元1190年—1195年（紹熙）年間，宋光宗趙惇執政時期，殿前司認為升職的速度過快，於是加以阻隔，所以這種升遷制度隨之加以調整，由原先的統制官下調到了正將為止。
除此之外，又在原武舉遴選將領之外，又增設了"武足安邊、軍謀宏遠、洞明韜略、運籌決勝等武舉科目。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科。"《宋史.選舉2.科目下.舉遺逸附》
但是，這種科舉卻時而廢時而復，以至於登科人數頗為受限。所以每一次的武舉待發解到省，基本來說也就是七十人左右，待在省試會考之後，能晉級錄取者也就三十餘人。
所以，我們可以梳理一下。若是依照三年一貢，僅錄取三十名的數字來計算，兩宋武舉出身軍官的總數僅區區數千人，反觀之，通過文舉科考所及第者的官員總量卻是約五萬之多。
人盡皆知，趙宋王朝自建國之後，就一直四處征戰，太祖、太祖時期屬於是主動作戰，之後是防禦型作戰，尤其在南宋時期，周邊戰事則是異常頻繁。
在這樣一種歷史環境下，宋王朝卻倒行逆施，即沒有積極通過武學來培養可塑之才，又不通過武舉來儲備軍事將才。
這是為什麼？
追本溯源，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趙宋王朝在立國之後，就始終奉行著"重文抑武"的國策，即使在兵連禍結的多事之秋，還一直恪守著防範武將的一種心理所致。
顯然，這種"崇文抑武"的思想與漢朝、唐朝時的察舉選拔、科舉考試所秉持"文武並駕齊驅"的官員遴選制度形成了顯而易見的對比。
不得不說，這種局面的形成，則源自於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制約消減將帥為初始，還有宋太宗趙光義言道：
"國家若無外擾，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續資治通鑑.卷15》
因而，趙宋王朝的每一屆執政者在太祖、太宗這樣一種安邦治國的思想引導下，則形成了一種墨守陳規、因循守舊的規範。
正是因為，宋朝統治者"重文輕武"的思想，也就逐漸派生出了一種忽視武學、武舉、冷落武將作用的思想意識。
由於，這種錯誤的觀念，促使諸多苦讀武學，備考武舉者不得不另闢途徑，通過文舉科考的形式來謀取官職，因而，也就形成了一種極不正常的社會現象。
所以說，宋朝統治時期的武舉之勢，尚不如文舉之勢興盛。正因為如此，武舉的質量與數量也受到了直接的影響。
舉例來說，兩宋時期諸多的著名將領，比如說：
南宋大臣，先後任職於縣、州文官，後任東京留守的"宗澤"；
西漢張良之後，南宋著名宰相、一代抗金將領"張浚"；
宋末三傑，南宋抗元名將"文天樣"等皆出自於文舉而非武舉。
還有令西夏聞名喪膽的狄青、南宋"中興四將"中的韓世忠、岳飛等愛國名將皆是出自於一介布衣，而並非是武學、武舉出身。
說到這裡，果兒拿宋朝和唐朝加以對照，像唐朝著名的軍事家郭子儀那樣入伍從軍，以武舉及第出身的名將，在兩宋時期就未曾出現過。
非但如此，為了加以防備、制御邊防將帥，宋代統治政權則還實施了諸多的特定方案。
第一、採取以文制武。
1、宋朝時期的軍事組織"樞密院"的最高領導由文臣兼任不說，就連各地方的軍政大臣"節度使"和都部署（地方軍事最高領導，負責部隊屯戍、攻防）、鈐轄（宋朝"兵馬鈐轄"官名的簡稱）、都監（宋朝諸路州府"兵馬都監"官名的簡稱）等本應由武將擔任的職位也皆有文臣擔任。
2、宋朝委任於和遼朝、西夏毗鄰的邊境地區，各路肩負防禦守戰之大任的邊防重臣，也都委任那些既不熟知兵法又不懂戰略的文臣擔任一把手（正職，比如說"安撫使"），而具有安邊禦敵、統兵征戰的將帥唯有出任二把手（副職，比如說"安撫副使"），皆受到不懂兵法韜略文官的統轄與制約。
3、南宋初建之時，鑒於韓世忠、岳飛等武將統御兵權甚重，宋朝執政者害怕惹惱諸將，故一時不敢明目張胆地制御他們，於是便巧令名目地配置了一個供需軍餉的總領官，一邊掌管駐屯將士的軍馬錢糧事務，一邊則負責御前軍馬文字，與聞軍政，節制諸軍之責。
"屯駐諸處，皆置總領，以朝臣為之，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又使之與聞軍政，不獨職饋餉而已，敘位在轉運副使之上。"《文獻通考.卷62.職官16》
4、宋朝統治者為了能妥善掌控屯駐於諸路武將手中的統御兵權，隨後，隔三差五地又增添了制置司、都督行府等機構。
同時，官署又配置制置使、都督軍馬、督視軍馬等官職，為一路或數路地區的實際統兵最高官員，負責各路屯駐大軍經略邊防等整體軍政要務。
由此，漸漸減弱與代替了諸路都統制（武將）的軍政決策權，文臣已然變成了兩宋駐紮於各大軍事重地的實際統領者，直接領導宋朝防禦陣地最前沿的一切軍務事物。
不僅如此，宋朝政權在制置使、都督軍馬等官職的任命與差遣，完全由當朝的宰相、參知政事等一些較高級別的文官兼任。
第二、委派宦官統兵或者監軍。
1、值得一提的是，宦官監軍之勢，早在大唐王朝時期就已萌生。但是，宋朝時期歷任執政者對統兵武將的猜疑程度頗深、也防範最嚴。
比如說，宋太祖趙匡胤在建國稱帝之後，就常派遣太監充任帶兵或者監軍，以削弱武將主官的統兵權。
宋太祖與宋太宗曾兩征北漢割據政權都城太原時，就差遣太監竇神寶，李神祐一同隨征。
公元986年（雍熙三年）間，宋太宗趙光義命令曹彬、田重進、潘美為三路大軍主將，兵分三路，遠征幽州和雲州，差遣駐守於易州的太監王繼恩帶兵協同討伐。
宋徽宗趙佶執政時期，就委任太監童貫全盤主理邊陲重地陝西的軍政要務，宦官童貫也因此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西北王，成為了"西部邊防軍"的最高統治者，手握西北雄兵二十餘載，可謂是權頃一時。
不僅如此，宋徽宗趙佶在鎮壓江南方臘叛亂時，就曾對童貫說：
"帝遣童貫督秦甲十萬始平之。進少師。貫之行也，帝全付以東南一事，謂之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欽定續通志.卷587.佞幸傳2》
2、宋朝皇帝將領導、監督軍隊的權利委派給了太監，也因此極大地減弱了部隊的戰鬥力。
頗為鮮明的戰例就是，童貫所指揮的"西北兵"在平叛江南方臘叛亂之時，憑藉著得天獨厚的兵力優勢尚可以得逞於一時，但當其北下征伐遼國之時，則被大遼政權的東北兵打得是落花流水、潰不成軍。
那時，大遼王朝遭受女真部落一路窮追猛打，遼天祚帝耶律延禧一路向西逃遁，契丹統治政權內部陷入混亂之中，契丹皇族出身的耶律淳號立為帝，但契丹統治集團內部不團結，以至於內鬥不絕，宋朝大軍本應乘虛而入，制勝也是十拿九穩、手到擒來之舉，可是，鑒於太監童貫的輕敵冒進與指揮失算，兩度北下作戰，均敗於契丹兵。
第三、以陣圖之略制御前方統兵的武將。
什麼是陣圖？
陣圖就是指用印記或符號把與敵人作戰的戰鬥隊形和宿營的防禦部署標記出來製成的作戰計劃。
古代時期行軍作戰，都重視陣圖，比如說，三國時期婦幼熟知的諸葛亮"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三國志.八陣圖石伏陸遜》
大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是兩宋各代君王之中唯一的軍事謀略家，其一貫秉持用將不疑的原則，將帥出征不授以陣圖，僅在武將出征之前略作簡要的批示和告戒。
這種現象在宋太宗執政時期發生了變化，由於其沒有行軍布陣的雄才大略，諸多開國武將對此頗有想法，於是趙光義對許多將帥都一直懷有戒備之心。
所以，以製圖之法制御前方武將就是自他開始的推行。凡遇戰事，宋太宗則先行授予統兵主將陣圖，以他主觀決定的戰鬥方案和戰場防禦部署，指揮幾百里之地乃至千里之外的前線部隊。
就算陣圖之略不與戰場相符，武將也不可以隨意改變陣法。如果按照皇帝親授的陣圖吃了敗仗，主將並不會因此受到深究；反過來說，如若主帥沒有按照陣圖之法排兵布陣而導致戰敗，主將將承擔全部的責任，而且這種罪名輕則罷官流放，重則殺頭滅族。
即使某些特殊的原因，各別武將判斷出不利的敵我客觀形勢，沒有依照陣圖部署作戰，就算凱旋而歸，依舊要向帝王主動承認錯誤並請求處罰。
公元979年（太平興國四年）間，滿城之戰，李繼隆、趙延進、崔翰等將領領命以陣圖之略部署八陣，宋軍奔襲滿城時，與遼國鐵騎狹路相逢，隨按圖布陣。
"遼人擾邊，命延進與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御之，賜陣圖，分為八陣，俾以從事。師次滿城，遼騎坌至，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亘野，不見其際。翰等方按圖布陣，陣去各百步，士眾疑懼，略無鬥志。" 《宋朝事實類苑.卷5》
趙延進、李繼隆審時度勢，改變了打法。
"延進曰："倘有喪敗，則延進獨當其責。"於是改為二陣，前後相副。士眾皆喜，三戰，大破之，獲人馬、牛羊、鎧甲數十萬。"《續資治通鑑.卷10》
說出這一番話的趙延進和宋太宗是連襟，而李繼隆呢，又是宋太宗的小舅子，這兩個人都屬於是皇親國戚的關係，所以他們才心有成竹地去做這樣做，反過來說，一般的武將可是沒有這份膽量的，畢竟這是要承擔著殺頭的風險。
鑒於執政者缺乏事實制定的陣圖完全不符合戰場上的實際形勢，而統軍的武將又不敢擅自違背皇帝的意願指揮，所以只有程序化執行，其結果必然會一敗塗地。
為此，當朝的文臣與武將們屢次提出反對意見，建議給前線統兵主將以靈活指揮作戰的職權。
公元989年（端拱二年）間，歷任河北轉運副使，知相州的田錫就為此上疏言道：
"今之禦敵，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無不成功矣。昔趙充國，漢之老將，尚雲百聞不如一見。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與陣圖，依從則未合宜，專斷則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伏乞速命宰臣各舉良將，並令素有聞望宿舊武臣，自舉其能及舉所知者。"《續資治通鑑.卷14》
公元999年（咸平二年）間，宋真宗執政時期，任職於京西轉運副使的朱台符曾上疏：
"夫將帥者，王之爪牙，登壇授鉞，鑿門推轂，閫外之事，將帥裁之，所以克敵而致勝也，近代動相牽制，不許便宜，兵以奇勝而節制以陣圖，事惟變適而指縱以宣命，勇敢無所奮，知謀無所施，是以動而奔北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4》
可是，這些良藥苦口利於病的進諫之辭，不是被留中不發、就是被棄之不理。
究其原因很簡單，陣圖之法是控制將帥的一種主要權術。
不授陣圖，何以制御？
也就是說，皇帝沒有陣圖則就不能親自製御武將。
根源則是由於執政者對將帥的疑心與不信任，因而也勢必會導致趙宋王朝與契丹、女金、西夏党項等政權的戰爭頻頻失利，而勝則寥寥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