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明一朝始終，浙江、福建等東南沿海地區始終都是多事之地，「東南不靖」成為了困擾大明朝的一個長期的問題。在東南沿海，曾經先後發生了一系列的大事，最著名的要數戚繼光抗倭，然後是放開「海禁」政策的隆慶開關，接下來還有於西方列強葡萄牙先後進行的屯門、西草灣兩次海戰等等。

如果把這些事情孤立來看，相互之間似乎關係並不大，但若是以經濟的視角把他們聯繫起來分析，我們就會驚訝的發現這些事件的背後有著三隻隱秘的推手！

一、大明沿海百姓對海外貿易趨之若鶩

自宋代開始，海外貿易一本萬利已經成為了中華沿海地區民間百姓的共識。沿海百姓往往冒著生命危險駕船出一趟海，跑一趟琉球、呂宋、暹羅等海外諸國，做成一單買賣之後立刻便是幾十、上百倍的利潤，雖然很多人因此搭上了性命，但是還有更多人卻也因此身價倍增，實現了一夜暴富的夢想。

到了明朝，國家雖然長期實施「海禁」政策，但是民間的海外貿易不僅屢禁不絕，而且幾乎成了燎原之勢，這就是所謂：「片板不准下海，艨艟巨艦反蔽江而來; 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實際上，其根本的原因在於，大明東南沿海浙江、福建等省耕地稀少且不適合種植糧食作物，所以難以實現封建王朝典型的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當地百姓更加習慣於通過其他經濟商品換取自足的口糧。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有明一代雖然長期實行「海禁」，卻始終難以禁絕民間的海外貿易。

二、海外貿易催生出的三大利益集團

正是在這樣「全民經商」的浪潮之下，明朝民間海商貿易的規模越來越大，便漸漸的開始向著集團化的方向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大明東南沿海地區漸漸的形成了三大海商利益集團。接下來我們就來逐一介紹：

一是官商利益集團。前文所述，明朝長期實行「海禁」政策，所以最初的海外貿易形態實際上只是如：暹羅、占城、呂宋、琉球等周邊的國家派使者來到明朝朝貢，在這過程中與明朝交換些其他貨物帶回國去。而這一渠道實際上則是長期被沿海各地官員所把持，但是官員又不能夠直接出面經商，所以就必須要找一些中間人，而一些精明的商人則是看準機會及時與官府勾連，從而承擔了「中間人」這一角色。

隨著「中間人」這一群體的逐步發展，他們不僅能夠溝通中外商人之間的貨物聯繫，而且依仗著官府的權力，逐漸的行使起管制市場、管理商人、經營商店、買賣貨物等多種現實職能，從而漸漸成為了一種「半官半商」的特殊商業組織。這就是官商利益集團。

二是外商利益集團。在明朝嘉靖年間，實際上全球已經進入到了海洋時代。各種海上貿易已經在歐洲諸國全面展開，而在這些國家當中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三國最早探索開拓亞洲航線。這些西方商人原本並不被封閉的大明朝所接納，不過他們依靠強大的武力先後控制了呂宋、琉球、占城等國，然後又軟硬兼施強占了明朝的澳門。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來自西方的海商漸漸在南中國海站穩了腳跟。他們開始在這一區域做起了海外中轉貿易，比如：將中國的絲綢、瓷器等物運往馬尼拉，換取西班牙人從美洲掠奪來的白銀；從東南亞一帶運來胡椒等香料，在澳門向中國內地傾銷等等。隨著他們的買賣越來越火，這一區域聚集的西方商人規模也越來越大，漸漸的便形成了外商利益集團。

三是沿海本地民間海商集團。如前文所述，明代雖然長期實行「海禁」政策，但是民間的海外貿易卻是愈演愈烈。到了明朝中後期，加上朝廷官吏腐敗，沿海百姓的生存狀況更加苦不堪言。這樣一來，雨來越多的老百姓開始鋌而走險參與海上走私貿易。隨著規模的擴大，這些海商走私集團的人力、財力也逐漸增強，於是他們便開始把自己武裝起來，並逐漸的敢於和官兵進行對抗。

而這些民間海商集團發展到後期，動輒便是上萬人的規模，其武器裝備甚至比官兵還要先進，他們開始逐漸的發生了變質。一些大型的民間海商集團開始和沿海周邊的日本浪人海盜聯手，反過來對大明沿海地區州縣進行劫掠。這些海商集團實際上就是大明中期為禍東南的倭寇！在這當中最著名的一個民間海商集團首領叫鄭芝龍，也就是鄭成功的父親！

三、東南沿海的重大政治事件背後都有三大利益集團的身影

一是屯門、西草灣海戰的幕後。在大明正德年間和嘉靖年間，明朝先後在屯門和西草灣這兩個地方與葡萄牙進行了大規模海戰。這實際上是華夏文明第一次與西方列強的正面交鋒，而且兩次都獲得了勝利。但是我們在欣喜的同時，不要把這兩次戰役看成單純的抗擊外來掠奪者，而是要用經濟的視角來審視其內在的核心。

實際上這兩次海戰就是外商利益集團與官商利益集團的矛盾極化的產物。首先，官商利益集團通過「朝貢」的形式長期把持著明朝對外貿易的主渠道。而外商利益集團一方面要擺脫官商利益集團的盤剝，同時他們真正需要的是自由通商而不是小規模「朝貢」。正是在矛盾不可調和的情況下，外商利益集團妄圖用堅船利炮打開通商的渠道，而官商利益集團則依靠官場上的資源把經濟矛盾轉嫁到國家主權之爭上，從而形成了這兩次國家級別的交戰。

二是戚繼光抗倭的幕後。如前文所述，嘉靖至隆慶年間戚繼光抗倭，其實這個「倭」大多是沿海地區被逼無奈下海為盜的原住民。我們並不否認戚繼光將軍抗擊倭寇的正義性，但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實際上抗倭戰爭就是官商利益集團與民間海商集團的一次矛盾大爆發。

其中，以胡宗憲、戚繼光等人為代表的明朝官吏自然是官商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而另外一方則是以汪直、徐海等人為首的沿海大型海盜集團。雙方交鋒持續了很長時間，在這過程中既有血腥的對抗，也有短暫的妥協，不過最終得到結果終究還是官商利益集團獲得了勝利，而民間海商集團則是在抗倭戰爭中遭到了沉重打擊。

三是隆慶開關的幕後。隆慶皇帝朱載垕登基之後，充分吸取了前期「海禁」政策的教訓，從而在高拱、張居正等內閣重臣的輔佐下主導了「隆慶開關」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這一事件中，大明朝廷通過將福建漳州月港做為大明海外通商的合法港口，將全國的海外貿易全部納入國家稅收之中，在這同時也是對「三大利益集團」進行的一次重新「洗牌」。

首先，隆慶開關打破了實力最強的官商利益集團在海外貿易上的壟斷地位，使其力量遭到了極大的削弱。其次，將民間海商集團的地位合法化，既避免其向倭寇和海盜方向轉化變質，又利用其對官商利益集團進行制衡。第三，通過外商利益集團來大規模引入海外資本，從而使得官商利益集團與民間海商集團都有貿易空間，這就形成了精妙的「三足鼎立」的局面，而使矛盾不至於極化。正是因為「隆慶開關」的一舉多得，才使得明朝東南沿海局勢從根本上趨於平穩。

四、總結

綜上所述，自明朝中期以來，縱覽東南沿海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背後，歸根結底實際上是官商利益集團、外商利益集團、民間海商利益集團三股力量博弈的結果。三大利益集團既有對抗，也有妥協，還有合作，彼此的力量也在不同的時期此消彼長，正是這三股力量決定了大明東南沿海地區的整體走向。

當然，最終在明朝「隆慶開關」這一事件之後，在朝廷中樞的直接干預之下，三大利益集團逐漸進入到了「三足鼎立」的穩定時期。這種局面自此一直持續到明朝滅亡，而三大利益集團也在大清朝完全的閉關鎖國政策中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